匡宇：为合法性而斗争：《琅琊榜》中的政治哲学

在《琅琊榜》中，尽管有那么多貌似厉害、高智商、高颜值的角，吸引了观众的眼球，但是最不动声色最厉害的，不是静妃，不是梅郎，不是纪王爷，而是大太监高湛高公公――他才是真正洞悉了宫廷政治本质的人，他才是身处政治风暴漩涡中心却平静一如虚空全身而退的人。在电视剧的最后，他说：不是起风了，而是在这样的宫墙中，风就从来没停过。

这个剧实际展示的，根本不是江湖制约庙堂，也并非谋士如何驯服君主，而是讲了一个统治集团内部的皇权与外戚之间的斗争故事。冤案的起因是，新一代外戚和皇帝心腹想上位，同时君主对原先一起打天下的外戚集团以及作为该集团核心枢纽的皇长子，不再信任。双方一拍即合，促成了惨案。江左梅郎进京搅动风云，以及最后大家伙儿的逼宫平反，其实质是老一代外戚重新寻求政治合法性的行为。新君主是这个政治势力的代言人。

因此，架空的历史，总可以找到真实历史叙事的影子。在《琅琊榜》中，一切事情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皇权和老一代外戚之间的斗争――

祁王萧景禹，就是梁帝的戾太子刘据。

宸妃林乐瑶，就是梁帝的卫子夫和年妃。

赤焰军主帅林燮，就是梁帝的卫青和年羹尧。

金观涛和刘青峰在《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中说，外戚和宦官是由皇权的放大而带入一体化结构的。皇权尽管在一体化结构中担负着不可取消的调节使命，但皇帝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并与其所担负的调节任务不相称。控制论专家艾什比曾经说过，一个人的调节能力，最大不能超过他所能堵塞的系统变异度。也就是说，不能超过他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选择能力。

皇帝为了放大自身的调节能力，不得不依靠某种力量。外戚虽然不是皇统正宗，但他们是皇帝最亲近的人。宦官地位低贱，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又是皇帝左右的近侍和耳目。因此，皇权利用外戚、宦官来监督控制官僚机构也就是一种不可避兔的选择。从短期看来，它可能是有效的，这两种势力也还可以处于皇帝的控制之下。但长期使用的结果，就必然造成一体化结构自身的破坏，甚至皇帝本人也成为傀儡并身受其害。这是一种历史的意志。只要存在绝对皇权的调节作用，那么不管皇帝多么英明、多么警觉，宦官或外戚专权总是要出现的。

判断敌我，非友即敌，是政治的第一要务。谢玉说得赤裸裸说得十分施米特，但梅郎实际也是这一铁律的践行者。他们的不同在于，后者还懂得同伴之间的友爱，而非完全理性计算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不过，就整部《琅琊榜》而言，为夺嫡所行的权谋心术，与政敌斗争所行的鬼蜮伎俩，所有这些都不新鲜。唯有在下面所说的这个事情上，方显示出梅郎乃真国士也。

这个事情就是：

既然可以依靠下一任君主，当其正式掌权之后就能轻而易举地平反，但为什么梅长苏却坚持认为，冤假错案必须在当任君主治下获得平反，并为之而斗争而拼命？

这是因为，只有这样做，只有牺牲掉当任君主统治的合法性（通过逼宫的手段而平反，实际造成了君主统治权威的完全丧失），才能使得王朝或国家本身，不会由于权力交替之后而可能出现的治理指令之间的彼此冲突，而引发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危机。

哈贝马斯曾详细检讨过这种合法化概念，以及政治合法性危机的原理。虽然他的这种检讨，是针对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但仍然可以作为对上述问题进行思考的参照。

因为，根据韦伯，一切权力，甚至包括生活机会，都要求为自身辩护。所有经验都充分表明，在任何情况下，统治都不会自动地使自己局限于诉诸物质的或情感的动机，以此作为自身生存的基础。相反，任何一种统治都试图唤醒和培养人们对其合法性的信念。

政权的合法化危机是指，相互矛盾的控制命令通过行政人员或政府自身的目的理性行为而表现出来。这些相互矛盾的控制命令，作用于国家-社会的方方面面，直接威胁着系统整合，并从而危及社会整合――也就是说，威胁着国家-社会的政治认同。

一个政权实施统治，既要从正面建立规范秩序，又要使得人们必须相信规范秩序的正当性，必须相信立法和执法形式的正确程序，还要一种建立在价值合理性基础上的普遍共识。而政权本身的合法性基础，是高于执政者进行治理的合法性诉求的。也就是说，君主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所出现的合法性危机，不能也不应该危及到政权本身的统治基础。

如果由于统治者的更迭而发生治理指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引发了一系列合法性危机，将导致“臣民”对王朝本身统治之正当性的怀疑。所以，冤假错案的平反，就必须在当朝君主统治下实施。这样做，是尽可能选择对政治肌体相对较轻的伤害，并维持政权本身的同一性。

但是，由于统治者更迭所引发的治理指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正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所经常面临的现实局面么？合法化危机的出现，以及对危机的克服，不正是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陷入危机的那些人的主体获得解放的过程么？

对于江左梅郎这个国士而言，他关于政治的想象力和理解，也只能是在一个绝对皇权至上国家和政治文明的想象与理解；他对于合法化危机的敏锐洞察，也只能囿于“皇权-外戚”之争的看不见之手的掌控。外戚，是他的本质；国士，是他的格局；与皇权的纠葛，是他的命运。

这是历史的命运，也是千年帝国无数国士的命运。

合法性地位的获得与失去，在一个皇权至上的国家里，必须得到皇权的承认。而皇权或王朝统治合法性的获得与失去，又必须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调整、巩固以及所谓“天下人”的承认。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这句话所说的“天下人”，绝非拥有法权的普通平民个体，而是宗室、外戚和朝臣。这句话，说出来容易、堂皇而无限正确，但是只要还同时承认这个天下意味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要还承认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和不可质疑的正当性理据，那么，这句话就始终只是一种修辞，就始终无法解决真正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

因为，清白、正义、公道，在这样的政治和历史中，给不出来这样的东西。反复上演的，只是权力斗争的循环――“在这样的宫墙中，风就从来没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