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远基金会：从激进革命到传统文化复兴

【编者按】新文化运动已逾百年。当人们今天纪念这一启动近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变革的伟大运动时，却发现时代背景已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无论现实生活还是主流思潮中，为新文化运动所彻底批判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日益走向复兴。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革命的发轫，中国革命是现代中国的奠基。当传统文化重新作为我们的民族主体性价值回到历史前台时，它带来的尖锐问题是――如何理解中国革命与中华传统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以反传统为主要标志的百年激进革命与当代中国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

在当代意识形态重建的艰巨任务中，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大命题。对此，执政党、思想文化界乃至社会各界，都不得不认真地参与其中。

为此，本刊特以“中国革命与中华文明”为题，以新文化运动一百年为契机，来探讨其中的问题，并期待它能够成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重建的一个有效切入点。

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激进主义

一个半世纪之前，魏源在《海国图志》序言中写道：“君子读《云汉》、《车攻》，先于《常武》、《江汉》，而知二《雅》诗人之所发愤；玩卦爻内外消息，而知大《易》作者之所忧患。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隔虚而之实也。”对于魏源这样的先知先觉者而言，编撰《海国图志》，并不仅是为了介绍外部世界的知识，更为深刻的冲动是向中国士人传递“忧与愤”的危机意识――巨变正在来临，外部世界已经不再可以依靠“华夷之辨”的观念来涵盖和理解。只是，天朝上国的惯性思维对中国士人的影响显然要大于个体先觉者的醒世警言，反倒是对西洋的冲击感受更加直接的日本学人，最能认同魏源的担忧和呼吁。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给邻国日本带来的冲击更为剧烈――强大的清帝国也被西方所打败，更遑论作为小小岛国的日本。《海国图志》在1850年代传入日本之后，引发了持续性影响。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拍案感慨：“我和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其弟子吉田松阴更进一步，利用《海国图志》提供的世界知识，结合日本实际提出了维新改革主张。而《海国图志》在中国的命运，却是如左宗棠所述：“书成，魏子殁，廿余载，事局如故”。等到左宗棠与李鸿章等人争论“海防”与“塞防”之时，西方的威胁已经从“夷人占荒岛”的癣疥之疾发展为沙俄从北部鲸吞领土与英法德日从东南蚕食突进的亡国之忧。

对于左、李等人而言，无论是“海防”还是“塞防”，面对的都已经不只是对危机的预见而是实实在在的战争威胁。这种威胁也并非仅仅是敌兵临境的压力，而是实际的战争形态升级――由工业化武装起来的近代热兵器战争。在坚船利炮的全面压制之下，中国的旧式军队还没接近敌人时，就已经被击溃屠杀，个人勇武毫无用处。因而，摆在左、李等所谓“洋务派”面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学习制造坚船利炮，建立自己的近代军事体系，发展重工业。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上海创建“江南制造总局”，力图生产“制器之器”，1880年代，张之洞在武汉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这一系列努力奠定了中国未来百年工业化建设的基础，也开启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工业化模式。至1880年代末，“洋务运动”看似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并建立了号称当时“东亚第一，世界第九”的北洋水师。然而，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彻底改变了当时中国士人对时势的理解：单靠少数几位官场大员的支持，显然无法应付工业化建设的复杂局面；单靠学习西方制造武器和机器的技艺，也并不能完成自强的历史任务。为了更有力地推动工业化，为了富强和自主，中国必须在制度乃至政体上进行更彻底的改变。

“戊戌变法”应运而生，它标志着对西方的学习从器物层面深入到了制度层面。康有为认为，日本在模仿西方建立君主立宪制之后，通过三十年的努力，就可以打败中国步入强国之列。中国如果同样选择制度变革，则可以“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但是变法很快失败，孙中山等人主张的推翻满清的革命思路遂成为主流。为革命思路提供观念指导的，是孙中山的“迎头赶上”论：即跟随者亦步亦趋是无法应对西方压力的，要迎头才能赶上――要比西方国家发展得更快才能赶上它们。这种“迎头赶上”论在当时的现实结论，就是不应在君主立宪问题上浪费时间，而是必须直接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制。

然而，尽管在辛亥革命后中国建立起了形式上的民主共和制，但却无法建立起一个新秩序。对此十分不满的知识分子，呼吁进一步深入到社会结构与文化意识之中，进行更彻底的变革，“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新文化运动”的根本任务，是在政治和文化上打破旧有伦理和家庭，争取个体的自由和独立，将“臣民”转化为“国民”；在经济上，则意味着为现代工业建设提供新的社会基础――将农民从农村中解放出来成为工商业组织中的劳动力。“新文化运动”在当时呈现出在文化与思想观念上全面反传统的激进倾向，其内在逻辑是：在西方文明的全面冲击下，中国作为一个政治主体能否存续都成了问题，中国人能否自存都成了问题。无法自存自保，持守传统文化又有何意义？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中国迅速走过了从改良到革命的历程。“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标示着革命将从观念和制度层面走向现实的物质过程之中，发展为暴力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中国近代革命的最终选择。

从改良到革命，从政体和制度变革到伦理和文化变革，这背后的历史动力是激进主义的社会心态。从康有为认为 “三年小成，五年可观，八年十年可与列强并驾齐驱”的“十年论”，到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希求十年之内要建成10万英里铁路的“十年论”、宋教仁提出的“三五年内与列强并驾齐驱”的“五年论”，再到建国以后毛泽东等人提出的“十五年内超英赶美”的主张，这些主张背后都是同样的急切情感――“迎头赶上”西方国家的渴望。新中国成立后，延续着“迎头赶上”的历史逻辑，首先要实现的目标仍然是追赶西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就是要以社会主义实践来加快完成工业化的任务。“超英赶美”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主张，而是当时共产党人和老百姓共同的渴望，延续的是从洋务运动到孙中山数代中国人共同的期待。正是这种“迎头赶上”的急迫感，塑造了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自我意识：一个有着悠久文明传统和国家传统的民族，在近代遭遇的落后挨打、积贫积弱局面带来的巨大反弹情绪，远比那些没有悠久文明和国家传统的民族更为强烈。诚如孙中山所言：“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则其成功，必较革命之破坏事业为尤速、尤易也。”

当我们重新梳理历史，我们可以说，近代以来的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对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现代化任务的繁重性与复杂性都缺乏系统认知，都把“迎头赶上”的时间缩得太短，对革命与传统的复杂关系的理解也有待深入。但我们不能因为有了“后见之明”，就来指斥先贤“由于他们的错误认识导致国家发展误入歧途”，指斥因为他们而导致“救亡压倒启蒙”、“革命摧毁了传统”，却忽视激进革命是内在于历史逻辑的：类似于中国这般有着悠久文明传统却又欠缺工业化物质力量的国家,面对外来压力而产生内部的激进变革浪潮是近代历史中的一种普遍趋势。在这种历史动力中，每次激进主义改革的失败，并不能平息这股浪潮，反而还会使后人认为前人不够激进，未来需要更激进、更彻底的变革。对于古老文明而言，激进革命是为了摧毁阻挡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内部障碍。就如同土耳其改革者凯末尔的呼喊：“为了拯救国家，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摧毁从政府机器到国民精神的一切，并树立新的东西。”尽管革命对传统文化造成了很大程度的破坏，但如果没有革命的成功，没有依靠革命创建的新国家，传统文化就会成为历史的遗迹和景观，就像古埃及文明、玛雅文明、古印度文明一般，失去了现实政体和民族的血肉支撑，它们只是西方博物馆和大学里的研究对象，成为西方文明中可有可无的异质文明装饰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家和思想家的革命实践不是个体的选择而是集体的反应。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我们才拥有强大的国家，才有了恢复自信的基础，也才有了重新思考革命与传统复杂关系的机会。

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复兴

历史的进程尽管有主线和主流，但其背后往往有着复杂的多种线索和逻辑。在激进革命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主要潮流的同时，主张发掘传统文化中的资源的主张也构成了近代史中一条潜在线索。严复在多年鼓吹西学之后，在晚年却转向文化保守主义:“公等从事西学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多非。即吾圣人之精义微言，亦必既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而后有以窥其精微，而服其为不可易也。”章太炎在主张激进的政治革命的同时，同时又是“国粹派”的精神领袖。梁启超和梁漱溟都认为中国的精神伦理可以为经历现代精神危机的西方文明提供救治良方。“新文化运动”期间，杜亚泉等人更是以 “救济之道，在统整吾国固有之文明”为主张，与陈独秀、李大钊等激进革命论者展开论战。

革命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往往比革命者意识到的更为深刻。传统往往会以一种未被革命者意识到的现实的形态来影响其行为，影响革命之后的制度创建。比如法国大革命，革命者力图截断历史，以开创新的秩序为己任，然而，正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的：“中央集权制是一大成就。我同意欧洲羡慕我们，但是我坚持认为这并非大革命的成就。相反这是旧制度的产物，……这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大革命不仅没有终止专制王权时代逐步强化的中央集权制度，相反，还推动和完成了这一过程。对于东方国家而言，在近代所面临的历史局面的复杂性更甚于西方，这也导致东方国家内部的传统文化与激进主义之间的关系高度复杂化。面对工业化的西方的入侵，从埃及到中国，从土耳其到伊朗，各国都面临双重历史任务：一方面是要向西方学习，一方面又要维护自主地位；一方面是要强调民族的荣耀、要呼唤民族的团结和共存，一方面却又必须和传统中的部分内容进行决裂。这种复杂性，也使得东方国家普遍存在革命与传统的复杂纠葛：正因为有了西方的冲击，才有了东方国家作为文明主体的自我意识；正因为有了来自西方的新知，才会将这些国家固有的学统称为“旧学”；正因为有了改良和革命的主张和由此引入的新事物，才会将原本就有的习俗、制度和行为称为“传统文化”。因而，一方面，传统文化也往往以一种未被革命者意识到的方式来影响他们，作为一种现实力量的方式来影响这些国家的革命进程；另一方面，激进主义也在以破坏性的方式激活传统文化中的潜在因素，为传统文化再续生机。这一正一反两种趋势的对冲，使得传统不是成为已经死去的历史遗迹，而是演化为深邃的现实力量。对于中国而言，尤其如此。

今天，当激进主义逐步退潮之后，对传统文化的呼吁和诉求，重新作为一种普遍性思想潮流出现在中国。这与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阶段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依托于前三十年积累的重工业基础和建立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社会进入全面工业化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