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石：革命的本质是平等

摘要：依据阿伦特对革命的意义论述，探讨革命的本质。在阿伦特看来，革命的本质是以自由立国，而这种自由远远不是消极自由理论所说的"非干涉"的自由，而是古代人参与政治和分享统治权力的自由。革命的本质是推翻专制的统治，建立新的政治体制，让所有人参与政治并分享统治权力。因此，革命的意义不仅限于恢复古代人的自由（因为古代人的自由早已有之），而是要让所有人成为平等的公民，享有参与政治和决定公共事务的平等权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革命的本质是平等而不是自由。

关键词：革命、平等、阿伦特

"所有内讧都以'不平等'为发难的原因……较低的人们为了求得平等而成为革命家，同等的人们为了取得优越（不平等）也成为革命家。"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当代著名女性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其《论革命》一书中对革命这一概念的含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澄清了革命与自由、平等以及解放等多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这对于我们理解平等、以及平等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按照阿伦特的说法，革命一词最初是一个天文学术语，用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是指有规律的天体旋转运动。 因此，革命一词最初并没有"新开端"的含义，也不以"暴力"为特征。但是，天文学中使用的革命一词确有"不可抗拒"的含义，这一含义同样蕴涵在革命一词在人类政治领域的运用当中。

革命一词第一次用于人类的政治事务是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内战期间，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开启了西方近代历史的第一次英国革命。然而，并非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革命一词没有被用来指1640年英格兰爆发的议会派与国王查理一世之间的战争，也没有用在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死之时，更没有用在1649年5月新的共和国成立之时，甚至没有被用来指1653年克伦威尔被拥立为护国主，而是被用在1660年推翻残余国会之后恢复君主制之际。也就是说，革命一词在人类事务中的首次使用是指查理二世的"复辟"。这一词义虽然与我们所熟知以某种"新"的东西的确立为特征的革命迥然不同，但确与革命一词在天文学中的含义是一致的。换句话说，革命是某种不可改变的秩序的"恢复"，而不是新秩序的诞生。

对革命一词的词源学考察让我们发现了许多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革命"恰恰相反的含义。然而，在1640年至1660年的英国内战中，也就是革命一词被第一次使用的这段人类历史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现象。用阿伦特的话来说，"英国内战为十八世纪革命中本质上全新的事物埋下了大量伏笔"。 在阿伦特看来，英国内战中揭示了革命之本质的现象就是"平等派"（Levellers）的出现。英国内战，指的是1640年至1660年间保王派和议会派之间的武装冲突。当时，议会派的组成比较复杂，既包括从事各种体力劳动的平民，也包括贵族和资产阶级，还存在着各种宗教派别之间的纷争。在一系列的斗争当中议会派形成了三个不同的派别：长老派、独立派和平等派。在这三个派别当中，平等派是代表最底层人民发出声音的政治派别。平等派的成员中有中小店主、手艺匠、帮工、学徒以及公簿持有农等，领袖为约翰・李尔本（John Lilburne）。平等派提出了英国内战期间最为激进的政治观点，他们主张不仅要废除王权，而且还要取消上议院，完全由人民所选出的下议院来行使国家权力，形成一院制的共和国。在选举权方面，平等派主张扩大选举权，实行成年男子的普选。平等派坚持普选的政治主张与克伦威尔所领导的独立派争锋相对，最终导致议会派内部普通士兵的起义，克伦威尔对平等派的起义进行了坚决的镇压。

那么，平等派的出现以及他们激进的政治主张与政治斗争又如何揭示了革命的本质呢？阿伦特所说的革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阿伦特给我们的第一个答案。阿伦特认为，"革命的目的过去是而且一向就是自由" 。如果我们认为革命的本质就是自由，革命就是人们利用暴力追求自由的政治运动，那么我们的解释马上就会因为自由含义的错综复杂而遇到麻烦。为了澄清作为革命之本质的自由的含义，阿伦特论述道："解放与自由并非一回事；解放也许是自由的条件，但绝不会自动带来自由；包含在解放中的自由观念只能是消极的（negative）"。 此处我们应注意到解放这一词的英文：liberation，这是与自由liberty同源的词。因此，当阿伦特说"解放与自由并非一回事"的时候，她所指的自由一定不是始自霍布斯的消极自由传统所说的"非干涉的自由"（虽然消极自由的概念也恰巧是在英国内战时期被霍布斯第一次明确阐述的） 。革命的目的是追求自由，这种自由一定是区别于消极自由的另外一种自由，是一种在霍布斯第一次提出消极自由的定义之前就早已存在的古老的自由形式，而这种形式的自由是希腊城邦的立国之本。

开创了政治学学科的亚里士多德为我们展现了希腊城邦黄金时代的政治理念，这或许也是其后纷繁复杂的政治学说的共同的来源。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政治学是关于城邦的学问，城邦是公民的自治团体，公民是城邦中分享统治权力的人，人只有在城邦中才能自给自足，所以人是自然倾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亚里士多德很少谈及自由的问题，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并不需要一个专门的自由的概念，就可以很好地解释和论证当时希腊城邦的政治问题；二是，自由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现代人构建的概念（霍布斯就是它的第一个建构者，他也因此而被称作是现代政治学之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一概念即使存在也没有得到深入的发挥。其实，这两个原因并不相互排斥，甚至是相互印证的。然而，第二个原因却不完全是事实。伯里克利在他流传甚广的葬礼演讲中，提及了自由的概念，而且非常精准地抓住了在现代政治中大行其道的"消极自由"的核心思想："当我们隔壁邻人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因此而生气；我们也不会因此而给他以难看的脸色以伤他的情感，尽管这种脸色对他没有实际的损害。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而宽容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使我们心悦诚服。" 但是，在伯里克利所引以为自豪的雅典的民主中，对于持异见者的宽容和对个人私生活的不干预还远远没有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否则的话，陶片放逐法就不会大行其道，苏格拉底也不会因为好与人辩论而被判处死刑。古希腊另外一个深入阐述自由概念的人是身为奴隶的爱比克泰德。作为一个残疾的、深陷奴役的思考者，爱比克泰德的哲学思想真实地展现了自由心灵的挣扎与超越："宙斯给了我自由，你能把我怎么样？你要锁住我吗？要砍掉我的腿？要把我投入牢狱或者流放他乡？你请随便吧，这是在你权能范围之内的事；但是我的意志，是连宙斯都不能征服的。我必须死，是的，但我必须哀号呻吟着死去吗？谁能阻止我心如止水从容赴死？" 。这一自由概念正是伊赛亚・伯林所批评的将人逼迫到"内心堡垒"中去的积极自由的概念，这一"酸葡萄"的思想方式可能可以救赎一个奴隶的心灵，却无法真正建构一个自由的城邦。

如何理解古希腊城邦中的自由，也许我们可以参照本杰明・贡斯当对于古代人自由的描述："古代人的自由在于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诸如在广场协商战争与和平问题，与外国政府缔结联盟，投票表决法律并做出判决，审查执政官的财务、法案及管理，宣召执政官出席人民的集会，对其指责、谴责或豁免。"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古代人的自由"这一概念实际上是现代人对于古代人的政治生活的一种概括。准确地说，是现代人在认识到自由一词的重要政治意义之后，以一种现代的思维来重构古代人的政治生活，并称其为"古代人的自由"。这种重构告诉我们的是，对于古代人来说，政治的意义不在于保护人们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而在于以自由建国，在阿伦特看来，这正是革命的本质。

"革命意义上的解放意味着，不仅当下的人，而且古往今来的所有人不仅作为个人，而且作为人类最大多数者的一份子，包括贫贱者、在黑暗中长期煎熬者、一切权力的受压迫者，他们揭竿而起，成为这块土地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在阿伦特看来，作为革命之本质的自由指的是长久以来处于被压迫地位的人、在历史的阴暗角落中默默承受的那些穷困的、流离失所的、一无所有的人，联合起来夺取统治权力，并形成新的"人人参与"的统治的建国运动。在阿伦特看来，并非实现了人们的消极自由，就完成了革命、达到了革命的目的，革命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实现消极自由，更是要以自由建国。也就是说，革命不仅要解放人们，实现人们的基本权利，更重要的是要实现人们的政治权利和对政治的参与。由此看来，革命的本质并非是简单的该朝换代，以一帮人的统治替代另一帮人的统治；也并不仅仅在于解放所有人，实现每一个人的消极自由；而在于以自由建国，以实现一种人人统治、每个人拥有平等政治权利的新世界。

正是出于上述原因，阿伦特无时不刻不在思念古代希腊城邦中的自由。她认为，在希腊城邦中，公民在"无统治"的条件下生活在一起，"无统治"在希腊文中是"isonomy"一词，而这个词又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含义。这一联系似乎暗示着革命与平等的密切关系。阿伦特论述道："平等在本源上差不多就是自由"。 也就是说，在古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中，人们所拥有的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的自由就是他们之间的平等。古代希腊城邦的政治领域向那些拥有奴隶和财产的人开放，向那些拥有公民权的人开放。在这样的政治共同体中，参与政治的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这是一种"结成一体的平等人之间的平等"。

如果我们赞同贡司当对法国大革命的灵魂人物卢梭的批评："这位卓越的天才把属于另一世纪的社会权力与集体性主权移植到现代，他尽管被纯真的对自由的热爱所激励，却为多种类型的暴政提供了致命的借口"，也就是说，卢梭试图在现代社会实现古代人的自由，那这恰好与阿伦特对于革命的本质的看法不谋而合：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正是要在现代社会实现古代人的自由。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革命才被称之为"革命"，因为这一天文学术语原本的意思就是既定秩序的"恢复"。

可见，革命的本质并非简单地是自由，至少不是消极意义上的自由。革命是要恢复一种古代的自由，而这种恢复却又完全超出了"古代人的自由"所能涵盖的领域。我们应当看到，所谓"古代人的自由"从未在既往的政体中消失过。那些"结成一体的平等人之间"从来都享受着这样的自由和特权，绝不需要一场革命来"恢复"。因此，革命所要做的不仅仅是要在现代社会中"恢复古代人的自由"，而是要在现代社会中让所有人获得"古代人的自由"，让那些从未上过台面，从未在历史中留下过任何痕迹的"芸芸众生"都来享受一下"古代人的自由"。正像1640-1660年英国革命时代平等派激进的政治主张所展现的那样，革命的目的是要最终取消国王和贵族院的统治，将国家的统治权力交由全体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们（也就是下议院）；革命的目的不是要实现某一部分人的政治参与，而是要实现所有人的政治参与（当然，当时的平等派还没有考虑女人参与政治的问题，而只是主张成年男性的普选权）；革命的目的不仅仅是解放所有人，而是通过自由的制度的建立让所有人都参与统治。因此，革命说到底是一场将"特权"变为人人拥有的"权利"的政治运动，是一场将所有历史长河中的群众演员都请上舞台的运动。由此看来，革命的本质必然是人们对平等的追求。正像阿伦特所描述的那样："第一次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群众，实际上是穷人和被蹂躏的群众，自古以来都躲藏在黑暗中，羞于见人。从此以后，公共领域应当为最广大的多数人提供空间和光明便成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革命的参与者和旁观者从中立刻意识到了这一点。就记忆所及的历史，公共领域都是留给自由人的，也就是那些随心所欲、不为生计所累的人。而最广大的多数人之所以不自由，那是因为他们受困于日常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