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蕉风：当代墨学复兴运动前瞻

该中国墨学登场了:新墨家思想学派的“横空出世”

去年年底的时候中国国学界不太平。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的弟子、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员李明辉教授在上海复旦大学演讲后，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直指他不认同中国新儒家要建构政治儒学的做法，此言一出随即引起几位大陆新儒家如干春松、白彤东、曾亦、唐文明等先生撰文反驳。新儒家两派风波未息，当代新墨家又“逢时登场”，一个月之后，我和另外两位墨者顾如、南方在野的对谈《该新墨家登场了：当代新墨家如何看待大陆新儒家（新墨家三人谈）》被转载到今年2月15日的“澎湃新闻”上。其他思想类媒体如共识网、爱思想网、大同思想网、凤凰评论，包括在青年学人中影响巨大的微信公众号，如“三剑客”、“微思客”也都转载了我们的文章。《三人谈》通过彰显对读经运动、国学复兴、宗教对话、民族主义、全球伦理、普世价值等相关议题的“墨家陈述”，对大陆新儒家展开了全方位的批判，在学术立场上似乎与港台新儒家遥相应和。安徽工程大学讲师刘伟博士（@刘百淞)在微博上称“当代新墨家的崛起堪称当代中国思想界的大事件”。

这里要澄清的一点是，《该中国墨学登场了》系列访谈是香港儒艺青年协会2015年的文化计划之一，目的是透析当前国学复兴浪潮中被忽视的小众群体，比如墨学复兴运动、汉服复兴运动等等。和我们对谈的曹璇是新儒家重镇新亚研究所的博士生，也是港台新儒家钱穆、唐君毅、牟宗三的遗传所在。儒艺在去年做的“新儒家艺术谱系”，是活化港台新儒家诸先生之精神，使之从学院走入民间，得到陈来先生、郑宗义先生等大陆港台诸儒者的支持，也被人民日报、文汇报、大公报等海内外主流媒体报道。所以他们这次和我们做的“儒墨对谈”，被一些媒体目为港台新儒家和当代新墨家“联手”向“大陆新儒家”发难――这种论断是很无聊的。

当代新墨家的“横空出世”，自然引起了海内外媒体和思想界的极大关注。复旦大学教授、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白彤东在今年3月3日的《南方周末》上撰文指出：“墨家思想是与文革思想最接近的传统思想”；4月1日，马来西亚学者姚育松博士在马来西亚《燧火评论》上撰文《中国新墨家的出现》，对当代新墨家的主张提出批评，他认为“中国新墨家能拿《墨子》里的一段来诠释墨子是主张民主制，然而墨子所论述得最为详细的政治产生过程，却不能讳言是有极权主义色彩的，如果新墨家真要建立一套适用于现代的话语体系，就须处理这一问题。否则读者不得不质疑，即便按墨家的理想建立民主制和提倡公共讨论，但在人人同义的压力底下，难道就不会走向极权吗”。

针对这些质疑，我在2015年4月11日菲律宾华文报纸《世界日报》发表《当代新墨家宣言――从未济迈向既济》作为回应，该宣言谈及其对大陆新儒学的基本态度，亦阐述了当代新墨家的整体复兴纲领：“当代新墨家之新体现在彻底摒除对儒家言说传统之依附和以儒解墨之路径依赖的旧墨学。我们认为儒家只是历史不是传统，中华道统在古之道术而非儒家，墨学归真必要非儒，墨学复兴绝不仅做儒学回潮之补充和注脚，而要独立发展。两千年蒙尘，绝学墨道法；十数载开新，诸子百家言。从未济迈向既济，该中国墨学登场了”。在4月18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国际新子学研讨会上，我又发表了《告别路径依赖，建构大乘墨学》的会议论文，提出和传统旧墨学（小乘墨学）之老路彻底决裂，建构一种能贡献于全球伦理、宗教比较、国学复兴等宏大社会议题，并与普世诸宗教文明相互对话的“大乘墨学”理路。

每次国学内部的共识撕裂，都意味着思想界的共识撕裂。国学内部不同学派的互相批判，本应是学术生态的“新常态”，却能被目为一重要文化事件，可见当前思想界的万马齐喑。要说是不满于儒家一教独尊的现状也好，或说是墨学被压抑千年后的报复性反弹也罢，只要能激发思辨就是好事。邓晓芒先生最近的一篇文章写得非常好，他说自己是“批判儒家的儒家”，结果引发儒生群嘲。之前刘清平先生提出“去忠孝、存仁义”的“后儒家论纲”，也遭受类似待遇。刘清平和邓晓芒长期以来被国学界目为是中国“反儒派”的“两架马车”，同出儒学重镇武大却因“反儒”立场而孤立无援四面楚歌，屡屡遭到“学术群殴”；但看他们的文章和论述，也从来没有彻底把自己和儒家言说传统割裂开来，甚至坦承自己受了儒家很大的影响。这种学术态度是当前国学界最应该提倡的，没有反思就没有进步，经不起批判的复兴是假复兴。

没有勇气就没有理论：告别路径依赖，建构大乘墨学

当代新墨家只能说是“逢时登场”。早在1997年，张斌峰先生、张晓芒先生就发起“现代新墨家”的畅言，孙以楷先生、彭永捷先生等学界前辈亦多介入构建新墨学场域的探讨。但十几年过去了，墨学复兴是停留在当初的进度，墨学界除了我称之为“小乘墨学”老路的训诂考据校勘、“十论”义理诠释外，基本没有新的开发；在介入当下时代的社会议题，例如民族主义、宪政民主、宗教对话、普世价值上也十分无力。刘仲敬先生讲过一个话很符合当代新墨家现在的定位――他说诸葛亮的《隆中对》可谓大错特错，但是如果没有《隆中对》，刘备连失败的机会都没有。未来的墨学复兴也是这样，必须在身位上有“信心的跳跃”，从未济走向既济，脱离“小乘”走向“大乘”的题中之义首先是勇气而不是理论。没有勇气就没有理论，这是我一贯坚持的。

我不是盲目乐观。我对墨学复兴运动的信心，对新墨家思想学派的信心，对大乘墨学的信心，由来有据，绝对不是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价值。我建基于以下几个观察：

首先，墨学能够对接全球伦理。过往关于墨学的伦理学探讨大多局限在中学范畴，无法像儒学或者基督教神学一样提供一种普世性的、全球性的伦理学维度。如此限制了墨学在全球学术体系中的地位，亦将墨学中千古不易的真理下降为仅仅是地域性的伦理。在“全球伦理”的“元问题”――也就是“黄金律”上，汉语学界常规上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金律）与耶稣的“（如果）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别人”（基督教金律）相提并论，皆被作为具有世界级文化重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底线共义和普世通则，前者是“消极而肯定式的”，后者是“积极而否定式”。然而我认为，墨家的“兼爱、非攻、交利”似乎更充要地包含了儒家金律的“消极无伤害原则”又规避了基督教金律的“潜隐地强加于人”，能够为全球伦理黄金律提出儒耶之外的第三种进路。比如墨家“兼爱”应用到当下处理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上，可以有几个非常积极的面向：（1）“兼爱”是本质的爱，作为一种道德要求，它鼓励人爱人利人；同时“兼爱”考量人性，预设“自爱”和爱亲族，只是要求爱利他们的时候不损害别人；（2）“兼爱”视乎人能力的不同，分工合作，各展所长；建立于社会的共同规则（底线共义）上，处在流动的关系变化中，使得处境的问题处境解决；（3）兼爱是一种能动有为的利他主义，是走出自己走向别异的行动；既讲求主观善念，也重视实践果效（义利重一，志功为辩）――墨家的“兼爱”具备超越一己血亲走向超血亲伦理的维度，在群己施受（对自己）、血亲情理（对家人）、利他主义（对陌生他者）三个伦理维次所展示的从文本到伦理的普遍适用性，均可为“全球伦理”在构建人伦维度之底线共义上扩展充分的可能性与限度。这些全部体现了“全球伦理黄金律”的要求。

其次，墨学能够参与宗教对话。汉语学界相关“宗教比较”的议题，历多以“儒耶对话”、“儒佛对话”、“儒回对话”为主；论到外方宗教如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与融通，也多以儒家为主，很少涉及墨家、墨学。儒家在近代虽然经过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已经式微，但作为一个文化上的“活体”还是足以代表中华文明的，而墨家自汉代中绝之后只是“死掉的文本”――《墨子》，而没有“活的传统”，因之被人们认为根本没有资格介入普世诸宗教文明的对话，并能对其有所贡献。事实上民国以来，教会内外知识分子致力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能够与西方“民主与科学”或者基督教精神若合符节的资源，他们发现墨家无论从建制上、思想上、义理上和科技成就上，都与西学最接近，故又发展出“西学墨源说”以及“墨教耶源说”，形成了“耶墨比较”的风潮。以“耶墨比较”为例，墨家以鬼神有明，善恶必赏，则神观上必然是“人格”的而不是“人文”的了；其又以天志为纲，奉行兼爱，则比之儒家“推恩”式的泛爱，更接近基督教突破五伦的博爱了。比之儒家，墨家思想无论从哪个层面都基督教有更多可比性，似更适宜作为代表参与诸宗教文明之间的对话。我们可以反思，基督教与墨家血亲伦理的比较，是否可以进一步反思两者“人论”的不同？基督教的止战与墨家“非攻”比较，可助力和平主义的反思？基督教的三一神论与墨家的“天志”“鬼神”观的比较，是否能够帮助厘清普遍恩典以及自力他力的迷思？《圣经》中《申命记》史派到《约伯记》作者，《墨子.明鬼》到上博简战国楚竹书《鬼神之明》中酬报神学衍变，是否有利于探索基督教神学以及普世宗教文化中的神义论转型？这是近似于比较神学的进路，乃强调的是一种“历程”的过程而非结果效能，故未来诸如“耶墨比较”之议题，或许有望在借用此方法论的基础上，实现对比较哲学之平行比较方法论上的“更新转进”，从而进一步提高汉语学界“宗教对话”的科研视域。

第三，墨学能贡献于宪政民主。这10年来崛起的本土思想学派大陆新儒家，其代表人物及其学说，比如如蒋庆的“儒家议会三院制”、“儒式虚君共和”，姚仲秋的“一个文教，多种宗教”，陈明的“儒教公民宗教说”、刘海波的“马克思诸子化”、余樟法的“化马归儒”等等，兴趣不在心性哲学的“内圣”，而在建制成型的“外王”。可以说他们的治学路径和言说方法已经溢出了儒学领域的范畴，为政治哲学和法学提供了新的角度。我认为相比大陆新儒家提倡的这种大陆新儒学，墨学能够提供更多切近当下普世价值又保守住中国文化本位的资源。比如“儒家宪政”倡导者秋风声称能够从推己及人就能为天下人立法，与天地准、与天地相参的儒家学派中去找保守主义和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共同体自治，以当代新墨家的角度来看，就显得不可思议。在明显带有理性建构色彩的学派里面，怎么可能找到保守主义？只能找到哈耶克说的“致命的自负”。可以说西方启蒙主义理性盛行的无知论传统、案例法、知识的自由流通、自由市场、经验主义、消极自由、马克思韦伯讲的责任伦理、托克维尔讲的对变革的谨慎和面临变革应该采取的态度、以及否定性正义、三权分立制衡原理、非强制原则透明政权、社群自治，统统能从墨学中找到对应。甚至选举的标准――“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差额选举――“两而进之”，“设以为二君”；执政者的道德要求―“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选举的主体――“皆天臣”，择“兼君”；以及政法分立、法高于权、以法治官、依法仪行义政的“依法治国”论，诸如此类的“普世价值”，也能直接从墨学传统中开出来，不假外求。

是亦当而不可易者：新墨家的历史使命在“立墨”不在“非儒”

当代新墨家在整个国学复兴浪潮中的定位是什么？是不是我们绝对反儒？是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样，我们是自由派还是什么派在国学阵营内部安插的卧底，是文化激进主义在借壳上市借尸还魂？还是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性反传统的精神产儿，因为当代新墨家甫一出场就以非儒的面目出现？如果有朋友如斯定位我们，那请一定要纠正一个看法，当代墨学复兴运动的题中之义在“立墨”，不在“非儒”。“非儒”是国学内部批判的一个路径，而不是新墨学复兴的必然要求。

中国传统文化，自先秦至汉初，即有儒墨道法名兵阴阳；及至之后，则有儒释道三家合流。近代以来，在文化层面上苏俄的马恩列及西方的自由主义相继传入中国，已经融入并成为了中国文化性格的一部分；在宗教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