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式微，欧洲左翼力量走向何方？

近日，曾一度坚定认为“第三条道路”是最好道路的吉登斯宣称，在技术与全球化压制下，他与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倡导的“第三条道路”已死。作为中左翼的思想政治主张和现代化运动，“第三条道路”在欧洲的衰落，折射出西方民主制度的困境。欧洲左翼力量将走向何方？本期“学海观潮”邀请五位学者对此发表看法。

对话人
田德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林德山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研究员
郭忠华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史志钦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吕薇洲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今年4月，吉登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技术与全球化的压制下，他与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已死。话音刚落，5月8日揭晓的英国大选结果似乎为吉登斯的判断提供了又一力证。在此次大选中，曾因“第三条道路”而名声大震的工党不仅没有取得突破，反而节节败退，同时受到来自英格兰地区和苏格兰地区两方民族主义的夹击，成为此次选举的最大输家。

盛极一时的“第三条道路”宣告失败
《中国社会科学报》：什么是“第三条道路”？它的政治主张有哪些？
田德文：“第三条道路”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发展的当代版本。20世纪初接受改良主义道路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并不从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只是希望通过改革使资本主义制度更加合理、人道、文明。其改革的举措和重点，随着历史时期的变化而不同。一战前主要是推进政治民主化、改善劳动条件，二战后则转向福利国家建设。应当承认，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推动欧洲资本主义进步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其与主张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完全不同，甚至连“同路人”都谈不上。作为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发展的当代版本，“第三条道路”保持了这一理论流派所主张的阶级合作、社会团结等基本教条，但在经济政策方面进一步削弱了“社会主义”的色彩。
郭忠华：“第三条道路”认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已不再合时宜，新的社会条件呼唤新的政治思路。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对于社会公平、福利政策的固守不仅造成市场的低效率，而且使国家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第三条道路”改变了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分配方式，把福利供给更多转变为培训、教育等人力资源投资。同时，“第三条道路”重视市场效率，但又旨在弥补由于过度个人主义和家庭价值下降所造成的不足。此外，“第三条道路”还重视20世纪晚期出现的新社会问题，如移民浪潮、环境破坏、犯罪率上升、全球化发展等，主张发展情感民主、建立世界性国家、实行文化多元主义等。从总体来看，“第三条道路”是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第三条道路”思潮的影响下，欧洲一时被称作“粉红色的欧洲”。“第三条道路”当时为什么能够盛行于欧洲？
林德山：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第三条道路”在欧洲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20世纪80年代，欧洲社会民主党陷入政治危机，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等接连选举失利；而凯恩斯主义政策方式的失灵、传统福利国家问题的暴露也使社会民主党人的传统理念政策受到怀疑。而与此同时，高举新自由主义旗帜的新右派在欧美崛起。突出市场逻辑、要求政府放松控制是新自由主义政治方式的核心，它显然迎合了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的需要。冷战的结束进一步强化了新自由主义政治方式在欧美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但这种方式同时带来的是社会关系的失衡。
面对挑战，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普遍开始调整政治战略和政策。20世纪90年代初，在改革的方向和进程方面，各国社会民主党之间、各社会民主党内部不同力量之间存在明显分歧。一部分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者”主张更为激进的改革，包括在政治上放弃传统左翼政治方式，在政治战略上摆脱传统工人党形象，并围绕新中间阶层构筑新的政治战略。为此，他们主张淡化党的传统意识形态色彩，包括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主张。吉登斯是这种观念主张在思想理论界的主要代表，他在1994年出版的《超越左与右》一书中提出了“超越左右”的口号。
进入90年代中期后，欧洲社会民主党普遍扭转了此前的政治颓势，相继回归执政队伍，整个欧洲社会民主党出现了强势复苏之势。当时欧盟15个成员国里，一度出现13个国家由社会民主党单独或联合执政的盛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一书以及布莱尔的小册子《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在1998年一经面世，立刻引起全球关注，尤其是布莱尔小册子的副标题“新世纪的新政治”引发人们很多遐想。
《中国社会科学报》：高举“第三条道路”的旗帜，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一路高歌猛进，大有引领21世纪政治新趋向之势。2007年《里斯本条约》签署之时，不少人认为欧洲将走向一个在价值观上更趋向社会民主主义化的新时代。然而，实际情况却出人意料，欧洲大部分社会民主党变成了在野党。如何理解这种变化？
田德文：在我看来，要准确把握“第三条道路”兴衰的脉络，必须对战后的欧洲政党政治有一个基本了解。回顾二战后的欧洲政坛，多数欧洲国家都出现了左翼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右翼资产阶级政党轮流执政的“钟摆政治”格局。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形象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者，政纲大多包括：通过企业国有化和经济计划化来纠正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弊端，通过累进税制缩小贫富差距，以及通过完善福利制度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等。
1973年石油危机以前，战后重建给欧洲经济带来大量内需，世界经济格局对欧洲国家很有利，所以多数欧洲国家都经历了一个经济增速较快、就业充分的“黄金时代”。欧洲右翼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反对社会民主主义，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他们没有理由更改左翼政党具有惠民性质的政策，即使上台也只是小修小补，因此形成了左右翼政党在政策上达成“共识”的表象。
石油危机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战后重建的内需消失、新兴经济体崛起、能源和原材料涨价等原因，欧洲国家先后陷入经济增速放缓、失业激增的困境，民众最关心的已经不再是财富如何分配，而是怎样恢复国家经济活力。这给欧洲右翼政党全面否定战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实践提供了机会。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领导保守党在英国率先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推行国有企业和公有住房私有化，降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削减社会福利等。改革对振兴英国经济起了明显效果，助推新自由主义在欧洲大行其道。1979―1997年，保守党在英国连续执政18年，接连的政治失败使工党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
在这种背景下，在野的工党逐步放弃以国有化、均贫富和增福利为特征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主张，转向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但在价值观上强调社会公正、阶级团结和机会均等的“第三条道路”。1997年，布莱尔领导工党击败保守党上台，工党连续执政12年。在此期间，工党政府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成果基本“照单全收”，把国内工作的重点放在促进就业方面，在确保英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通过低薪岗位、政府补贴等手段有效降低了失业率，得到多数英国人的支持和很多欧洲国家的仿效，德国、西班牙等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先后贴着“第三条道路”的标签重返政治舞台。
但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欧洲经济造成沉重打击，欧洲再一次陷入增长乏力、失业激增的困境。和石油危机时期一样，欧洲选民又想通过政府更迭走出窘境。其结果就是，除了德国等少数几个经济状况较好的国家之外，多数执政的左翼政党在金融危机期间都下台了。
左翼身份特征弱化导致稳定支持力量的流失
《中国社会科学报》：“第三条道路”在欧洲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田德文：石油危机后，欧洲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增强经济活力、促进经济增长、改善劳动力市场状况，而欧洲左派的传统强项是在社会分配上做文章，在促增长方面却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我认为这是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式微的主要原因。
郭忠华：“第三条道路”的吸引力在于其将一系列具有矛盾性的目标包揽在一起。它的成功依赖于政策能够在左与右之间保持精妙的平衡，这种政策实际上没有多大实施的现实可能性。如果考虑到“第三条道路”还希望重建家庭和社区、解决生态和多元文化问题，那么这种政策平衡就更加难以维持。从这个意义而言，“第三条道路”注定不会长久。
吕薇洲：按照吉登斯的解释，“第三条道路”的衰落是由全球化和信息革命造成的。在我看来，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迅猛发展虽然对“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政策形成了一定甚至是巨大冲击，但毕竟外因要通过内因发挥作用。我认为，左翼身份特征的不断丧失才是“第三条道路”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影响下，不同程度地丧失了自己的身份特征，与保守党之间的执政理念出现了很大程度的趋同。
林德山：只要冷静地分析“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就会发现它内含了许多矛盾。例如，“第三条道路”强调用市场手段来矫正传统的“大政府”问题，但却缺少约束市场的必要手段，因而在现实的政策中更多地表现为对市场的妥协。为了与“大政府”决裂，吉登斯强调政府的作用不在于大小而在于有效性。他认为政府传统职能可以向两个方向转移：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市民社会；一部分权力则需上移至全球治理的层面。事实上，前者并非为社会民主党人所独有，而且市民社会也只能承担一部分社会职能，很难承担抑制市场泛滥的职能；而后者则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
同样，在个人权利与责任的问题上，虽然“第三条道路”强调权利与责任的平衡，但在现实的政策手段上，这主要是通过限制福利范围和水平的方式来实现的，因而更多表现为对个人责任的要求而非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正因为如此，在许多人看来，“第三条道路”只是社会民主党人向新自由主义方式妥协的一种表现，它未能真正如其所标榜的那样，矫正新自由主义方式所导致的社会失衡。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第三条道路”失败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第三条道路”试图以新的中间阶层为中心，重建选举联盟的策略为什么也没能获得成功？
林德山：从短期来看，向中间靠拢的战略的确为社会民主党赢得了一部分中间群体的支持，但同时它也导致一部分传统支持队伍的流失。例如，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前主席拉方丹为代表的一部分传统力量脱离了该党，并最终与更为激进的民社党组成了现在的德国左翼党。虽然从总体上看，传统的产业工人队伍本身在萎缩，但它是社会民主党相对稳定的支持力量；而作为社会民主党新战略核心的中间阶层却是多元的流动群体，很难像过去的产业工人队伍那样成为长期稳定的支持力量，他们会随时随地改变政治倾向。这也正是目前社会民主党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
史志钦：“第三条道路”的逻辑内在地要求政党，尤其是左翼政党抛弃意识形态信条，奉行“没有左派、右派之区别，只要行得通就是好政策”的实用主义。如果政策只要行之有效，任何政党都可以照搬，那么左翼政党的优势又体现在何处？当经济危机来临、国家陷入危机时，选民需要的是激进的经济政策，包括反对财政紧缩、保护弱者利益和强调平等，这些是激进左翼政党的政策主张。在即将面临经济危机挑战的国家中，选民希望能以强有力的经济政策应对危机，这被认为是右翼政党的长项所在。在经济低迷、社会问题丛生和民众情绪处于焦虑状态之时，极右翼政党则最善于利用和操纵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因此，从选举市场的需求角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