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 王芳：齐泽克眼中的毛泽东

译者：这篇文章是齐泽克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新版英译本(2007,VERSO)写的导言。

马克思主义者遇到的最大的难题之一就是寻求资本主义倒台的时刻。而在马克思主义史上事物的发展却偏离了方向，那么谁该对此负责：是后期的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更为实证的进化论式的理解？是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是列宁？抑或是马克思本人在放弃了青年时代的人道主义后(正如一些“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数十年前所宣称的那样)的晚期著作？必须抛开这种话题：这里没有反对派，资本主义的倒台从资本主义诞生的那天起就是注定了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来检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我们必须承担全部责任，而不是心安理得地将其归罪于某种外部环境。

那么当务之急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两次重大的传承表示完全赞同：从马克思到列宁的传承以及从列宁到毛泽东的传承。这两次传承对原始的理论都有所发展和改变：从最先进的国家到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革命发生在错误的国家；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也从工人变成了农民(贫农)，等等。正如耶稣基督需要保罗的“背叛”以使基督教广为传播一样，马克思需要列宁的“背叛”以使自身得以进一步发展。理论从原始情境中剥离被运用到异国他乡，在那里原始理论必须重新改造发展――惟其如此，普遍性才得以诞生。

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重大改造，也就是毛泽东对其的传承发展是十分恰当的。如果谴责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改造，认为其“缺乏理论依据”，视其为马克思标准的倒退(不难证明农民缺乏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这样的结论就太草率了。如果不是过分纠缠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这次改造发展如何天翻地覆，而是接受他的重新发展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延伸或“实际应用”是有充分理论依据的。(当然通常都依赖于对阶级斗争的隐喻性的发展：“今天”主要的阶级斗争已不再是各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斗争，而是已经转变成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资产阶级国家对无产阶级国家的斗争。)毛泽东在这方面成就巨大：他的名字就代表了对数以亿计的默默无闻的第三世界的劳动者的政治动员，是他们的劳动创造了看不见的历史发展的“物质”和基础。

西方对于默默无闻的亚洲民众一旦觉醒后的前景的恐惧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表示的对女性的恐惧一样，如果他们只是抗议自己的命运并允许我们帮助他们(通过大规模的人道主义援助)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他们直接获取权利就绝对不可以。那些总是乐于帮助贫困者和无产者的(前提是这种反抗是彬彬有礼的)富有同情心的自由派人士害怕的不正是这一点吗？

乔治・M・德鲁吉亚的《布迪厄在高加索的秘密崇拜者》一书讲述了来自阿布哈兹的穆萨・沙宁的故事。沙宁是这个动荡地区的大知识分子，曾经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民主政治的改革家、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军事首领，也是受人尊敬的哲学教授，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对皮埃尔・布迪厄思想的崇拜。有两种方法去理解这一点：一是因其带地域色彩的古怪而对之不屑一顾，以善意的嘲讽对待它：“多么奇怪的选择，布迪厄，天知道这个穷乡僻壤的小子看中了布迪厄什么？”二是直接断言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看看理论的影响多么广泛：从巴黎到车臣和阿布哈兹，每个知识分子都能谈论布迪厄的理论。”当然，真正的理解方法是避免这两种选择，并把理论的普遍性看成是理论工作和斗争的结果。斗争并非游离于理论之外：关键不只是沙宁必须努力挣脱当地思想文化的局限和牵绊，掌握布迪厄的思想学说，而是一个阿布哈兹的知识分子对布迪厄理论的应用也影响到了该理论本身的内容实质，将它应用到了不同的时空。列宁，在进行了必要的变更和适当的修正后，不也对马克思做了同样的事吗？毛泽东对列宁和斯大林理论的改造涉及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列宁和斯大林都非常不信任农民阶级，他们认为苏联政权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打掉农民的惰性，改变他们对土地的依赖，使其“无产阶级化”，从而彻底融入现代化的洪流。这和毛泽东形成了鲜明对比。毛泽东在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1958年)一文的读书笔记中认为，斯大林的观点几乎是完全错误的，最根本的错误是不相信农民，这一转变的理论和政治后果是巨大的。

这就是“普遍性的具体化”运动。通过这种激进的“转变”，原始的理论必须在新的语境下创新发展。只有在这种移植中存活下来，它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当这种理论“以变异形态回归自我”(在异国他乡创新发展)，其本质已发生了改变――然而这种转变并不仅是对外部冲击的反应，它仍然是那个战胜资本主义的相同理论的固有转变。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获得胜利的最可靠的迹象就是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几乎消失：除了少数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没有人再提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已经从政客、工会会员、作家和记者的词汇中消失了，更不用说社会学家，他们已经将这一词汇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那么近年来风起云涌的反全球化浪潮又怎么解释？它难道不清楚地和上述结论矛盾吗？其实这一点也不矛盾：仔细研究一下就不难发现这一运动也抵御不了“把一种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批判(其核心是经济机制、工作组织形态和利润的榨取)改造成为对帝国主义的批判”的诱惑。这样，当我们说到“全球化及其主体”时，敌人已经被外化了(通常以庸俗的反美主义的形式)。从这一角度讲，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对“美帝国”，任何联盟只要它是反美的就都是好的。这里是“现代性替代”荒谬理论的又一个版本：它没有批判资本主义本身，及其基本机制，它批判的是帝国主义的“泛滥”，也就是在另一个更“进步”的框架下来调整资本主义体制。

这就要求我们理解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贡献――他对矛盾观点的精彩阐述，我们不应当只把它们看作是没有价值的哲学工具。他的《矛盾论》的伟大论述的主要论点集中在矛盾的两个方面：“一个过程中主要的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一个矛盾中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这值得仔细研究。毛泽东对“教条主义者”的批判是：“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1]304

“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力量，例如，残存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者的矛盾，自由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矛盾，以及其他的矛盾，都为这个主要的矛盾力量所规定，所影响。”

“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是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11320-321

这就是毛泽东的关键论点：主要的(普遍的)矛盾并不会被特定情况下需要特殊处理的矛盾遮蔽――普遍性就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在每一种具体情况下，一种不同的“特殊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准确地说，要获得解决主要矛盾的斗争的胜利，我们必须把某种特殊的矛盾作为最主要的矛盾来解决，所有其他的斗争都必须降至从属地位。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共产党想要赢得阶级斗争，在这种条件下任何对阶级斗争的直接关注都违背了阶级斗争，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就是最主要的任务。另一个关键要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比如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1]325-326

这场辩论的政治因素是主要的：毛泽东的目标是确认政治斗争中，马克思主义传统上通常称之为“主观因素”的理论、上层建筑的关键作用。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自始至终就忽略了这一点。他几乎不谈上层建筑，他更多地关注“物”，而不是“人”；更多地关注生产关系，而不是上层建筑或政治，也不是人的地位。

阿兰・巴迪乌，一位真正的毛泽东主义者，将这一理论应用到今天的各个领域，不只是关注反资本主义的斗争，甚至嘲讽其在今天的主要表现形式(反全球化运动)，并以严格的政治术语将今天的解放战争界定为反对(自由)民主――即今天最主要的意识形态政治形式的斗争。“今天我们的敌人不叫‘帝国’或‘资本’。它叫‘民主’”。今天，阻碍了对资本主义进行质疑的正是反资本主义斗争中对民主形式的信仰。列宁反对“经济主义”以及反对“纯”政治的立场在今天依然十分重要，它对于“左派”中出现的对经济的分裂态度是非常有效的：一方面，一些纯粹的政治家们把经济作为斗争和干预的场所抛开；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们”被今天全球经济的运行所迷惑，排除了一切政治干预的可能，对于这种分裂，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该回归列宁的观点：是的，经济是主要的领域，决定性的战斗将会在这里展开，我们必须打破全球资本主义的迷惑。但是干预应当是政治性的，不是经济上的。今天，当每个人都在“反资本主义”时，甚至包括好莱坞的“社会批判”间谍电影，其中敌人由无限追求利润的大公司构成，“反资本主义”这一能指就失去了它颠覆性的意义。我们需要质疑的是这种自明的“反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即对真正的美式民主立场的信仰将会打破这种“反资本主义”的共同协作。这就是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普遍性的坚实基础，它的真正的主人能指：民主。

毛泽东在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关于矛盾概念更为深入的阐释也不能被归纳为根本特色。在毛泽东那里，一个相当常识性的观点是：必须分清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之间来说，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1]758，765

我们应该看到它们的区别和它们的弊端，这两方面可能是重叠的：“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2]764民主言论、工人阶级内部不同倾向者的和平共处不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给定的东西，它的取得和维持要通过对抗和斗争。在这里，斗争是高于团结的：一定范围内的团结必须通过斗争取得。

这些复杂的情况我们要区分清楚，在抽象的理论层面，毛泽东既有正确也有错误。他反对把“辩证的综合”看成是对立面的妥协，看成是围绕斗争的更高的统一，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然而，他的问题在于，他坚持认为斗争、分离是高于所有分析或综合的。用宇宙本体论的术语说就是“对立面的永恒斗争”――因此他陷入了简单的、完全非辩证的、“恶的无限”的观念的斗争中。毛泽东明显退回到原始的异教徒的智慧：关注万物是怎样产生的、每种生命的特定形式，这样迟早得出结论：“一个消灭一个，发生、发展、消灭，任何东西都是如此。不是让人家消灭，就是自己灭亡。”他对每件事都这样分析，把这样的原则用于分析社会主义本身――在下面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从原子核可以再分为质子和反质子这个事实中完成了一个本体论的跳跃，那就是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分阶段实现。“不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不分阶段，没有质的变化。列宁讲过，凡事都可以分。举原子为例，他说不仅原子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可是以前认为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才二、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