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华庆:中华民族的第三次复兴

作者:柯华庆发布日期:2015-05-07

「柯华庆:中华民族的第三次复兴」正文

摘要:中国又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中国共产党的抉择将不仅仅决定中国的未来,而且将前所未有地影响世界的未来。中华民族试图走向精神自主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第三次伟大变革。精神自主是一种主体意识,要精神自主非有自主精神不可。自主精神就是主体精神,主体意识涉及自身、其他主体和非主体的一切,所以主体必须解决自我认知、自身与其他主体的关系及主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自主精神包涵三方面:自尊自强,合作共赢和实事求效。中国共产党要实现第三次伟大变革必须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全面现代化的现代社会主义新阶段,以共同自由为现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以党导立宪制为顶层设计,以实事求效为思想路线。中国学者作为精神自主的主体,肩负创造中华新文明的历史使命,中华新文明既不是中华古文明的延续,也不只是他国文明的复制,而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吸收古今中外所有优秀人类文明成果,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新文明。

关键词:第三次变革 精神自主 现代社会主义 共同自由 实事求效

目录

引言:第三次变革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三个代表

第三次变革的内涵:精神自主

第三次变革的旗帜:现代社会主义

第三次变革的顶层设计:党导立宪制

第三次变革的核心价值:共同自由

第三次变革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效

结语:中华新文化

引言:第三次变革

中国又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一次,中国共产党的抉择将不仅仅决定中国的未来,而且将前所未有地影响世界的未来。

“中国”一词表明中国人自认为处于世界的中心,“中华”则表明中国人对自我文化的高度认同:位于正中的文化之华。鸦片战争让我们知道我们既不是“中国”更不是“中华”,自此,中华民族开始了复兴之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是一个重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回归自我、回归世界之路。复兴之路有三大里程碑,也是中华民族领导人需要高度勇气和智慧才能跨越的三大高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为政治独立;中国GDP超过日本,是为经济自强;第三应为精神自主,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所提出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等三个自信是中华民族试图走向精神自主的起点,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第三次伟大变革的起点。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三个代表

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自强的努力,但收效甚微,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然而“革命尚未成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才标志着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和被奴役的屈辱历史,真正成为了独立自主的国家,二十世纪后期,中国共产党人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华民族的第二次伟大变革,有了今天的中国。

有些人喜欢说如果当年如何如何那么现在就如何如何,我们想问:历史可以假设吗?换句话说,没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今天就一定比现实的今天更好吗?客观地说,至少更好与更坏的可能性是一半一半吧。更为现实的是,今天执政的是中国共产党,他作为政治、社会的中枢力量带领中国走到了二十一世纪,带领一个占全球近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走上了现代化之路。至少从人民生活水平、贫富差异、教育程度、文明程度、社会公共设施等方面都全面超越了她的邻国-另一个文明古国和人口大国印度;至少在社会开放程度、人民的自由权利等方面全面超越很多伊斯兰国家和同样政治制度的国家朝鲜。我们不讳言今天的中国还有很多需要提高改善的方面,但如何提高和改善?通过推翻中国共产党吗?来一次翻天覆地的革命吗?社会的发展是连续的,社会的发展也需要连续,其发展正道是改良而非革命,革命所造成的人为断裂对于社会的破坏是巨大的,正如顾准所言,不管立意多么美好真诚,革命能够获得的绝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不管我们过去所走过的道路是保守的、革命的或改良的,今天我们必须走改良的道路,我们只能在接受中国已有现实的前提下进行变革。

任何变革都是有成本的,关键在于是收益大于成本还是成本大于收益,多数人赞同还是少数人赞同,一个简单的推算可以得出结论:在中国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施社会改良,推动发展是收益大于成本的;而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势必要通过颠覆性手段,其成本远远高于收益。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个人和任何党派都不可能完美,也不可能不犯错误,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政党,只有更好的政党。

从绩效和不可替代性两个层面都说明第三次变革的领导力量必定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正当性何在?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时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三个代表”首先是宣称事实上的“三个代表”,尽管我们完全可以质疑中国共产党是否真正“始终”三个代表了。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又特别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未来的严格要求,要实现“要始终代表”就必须对中国共产党提出具体的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这只是中国共产党的宣示,是否真正能够做到始终“三个代表”需要未来的实践检验。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共产党早已经突破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代表性,“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都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此一来,中国共产党不仅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具有全民党的性质。如果中国共产党在未来能够始终“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就具有了领导党和执政党的正当性和优越性。

第三次变革的内涵:精神自主

用一个人来比喻中国的三次变革:政治独立好比是一个人的出生,他获得了生理身份;经济自强好比是一个人可以挣钱养活自己了,他获得了经济身份;再深一个层次他还应该有一个人格身份,而要获得人格身份,其前提是精神自主。精神自主是一种主体意识,要精神自主非有自主精神不可。

何为自主精神?自主精神就是主体精神。主体意识涉及自身、其他主体和非主体的一切,所以主体必须解决自我认知、自身与其他主体的关系及主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主体是相对性的,在国家之内,主体就是个人,在国际社会,主体则是民族或国家。所以,自主精神可以是个人自主精神,也可以是民族或国家自主精神。自主精神包涵三方面:自尊自强,合作共赢和实事求效。自尊自强是主体对自身的要求,合作共赢是主体处理与其他主体关系的原则,实事求效则是外部世界服务于主体的原则。

自尊意味着自我认知、自我接受和自我实现。自我认知要求我们首先认识自己的优劣特点、自身在与他人或他国关系中的地位、自己的追求目标;自我接受要求要积极肯定自己,与自己和睦相处;自我实现就是找到适当的方法,积极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就是要积极主动、勇于竞争、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自尊自强是一个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精神自主的基础。

现代社会是一个相互依赖、分工合作的社会,当今世界是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家庭是家族繁衍的基本合作单位,社会是合作的一般形式,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合作体,国际社会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体。市场经济之所以强大在于它是一种最广泛的分工合作共赢机制。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使得每个主体都处于与他人的竞合共生关系中,每个主体都在合作中发挥他的独特优势或比较优势从而达到共赢。

精神自主者相信普世价值但反对普适制度。精神自主者不以与人相同而喜,也不以与人不同而忧,个性或特色并不否定相同性。我们每个人都有人性,就有相同点;同时我们每个人是独立的个体,具有不同的基因,所以也就有不同点,国家民族亦如此。价值是主体赋予某个客体、事件或者观念以积极意义。普世价值是指那些超越国家、民族、宗教和时代,为所有人或几乎所有人赋予某个客体、事件或者观念的积极意义。最广泛的普世价值可能存在,而且肯定是非常基本的价值,比如对于生命的尊重,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诸如此类关乎人类基本生存和延续发展的取向;当然绝大多数的“价值”都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所以既有普世价值,也有个性价值。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普世价值,而在于普世价值是什么。是美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还是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我们可以接受别人的价值观,但应该是自愿的接受;我们也可以输出自己的价值,但不强加给他人。为什么西方学者和政治家们拼命向全世界兜售普世价值?而看上去他们所说的价值和我们所提倡的并无二致?问题的答案是:他们真正想推销的并不是“普世价值”,而是“普适制度”!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真正要输出的是他们现在的政治制度,他们并不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理想(普世价值)不满意,而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政治制度不满意,他们要输出的是他们现在的制度(所谓普适制度)。发达国家宣扬是这些“先进制度”让其富裕自由起来的,他们要求发展中国家采用那些他们从来也没有在其处于发展阶段时所使用过的“先进制度”,最终严重伤害了发展中国家。普世价值意味着人类所共有的一些基本目标是相同的,但这是否意味着不同主体都要选择相同的道路和制度去实现这些目标呢?回答是否定的。由于不同主体的起点或约束条件不同,其道路应该不同,制度的选择也应该不同。美国也没有普适制度:各个州的法律制度差别很大,美国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制度也不相同。美国的格兰特总统时期,英国已经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美国则刚刚走上工业化道路,英国要求美国打破关税壁垒,走自由贸易之路。格兰特总统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他说,我们现在还不能采取自由贸易政策,但当我们成为发达国家之后就会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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