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春：西化与传统：近代东西文化论争的历史反思

近代中国社会曾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一方面，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社会从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沦落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上所蒙受的苦难，与国家主权的沦落是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被动地卷入了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国社会从最初传统、封闭的农业社会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这无疑是社会进步的过程。由于近代中国历史的复杂性所致，中国思想界也始终存在着观念的冲突，而冲突的焦点则是如何看待西方近代文化，或者进一步说，是中国社会应该何处去的问题。

思想文化领域里发生的分歧是与近代中国的历史过程相伴生的，但是，其影响却远远超出了近代历史的范围，甚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影响了中国的理论界和学术界，在某种意义上，当下人们争论的中国发展道路问题，发生在近代中国的东西文化论争也有着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所以，反思近代以来的东西文化论争的历史，对于当代中国的改革与开放事业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中学、西学之争：走向近代历史过程中的观念冲突

每个历史时代的人们在事实上都在按照自己所认肯的价值观念安排着自己的社会生活，不过，人们在什么程度上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来安排自己的社会生活，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近代中国人遇到了一个无法按照自己对于社会生活的理解来安排社会生活、决定社会发展路向的时代。原因十分简单，长期在闭关锁国状态下生活的人们、对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当西方近代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日益加深，社会生活内容也因此而不断变化的时候，人们一时间必然在观念上陷入茫然无措的状态，他们只能是被动地应对身边所发生的一切，至于恰当地理解和把握变化中的社会，对他们来说尚需时日。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这一历史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社会向西方近代文化开放的过程，也是近代中国人认识西方近代文化同时也进一步理解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过程。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意义的历史事件，这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候，总是有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引领着观念变革的潮流，如果没有这些思想家的努力，近代中国的历史或是别样的面貌。

孟子曾经有过“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1]的话，中国近代那些“先知先觉”的思想家，似乎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不过，近代思想家所遭遇的历史环境却不同以往，他们所遇到的阻力即使是生活在“仁义充塞”、“率兽食人”的战国时代的孟子也不能与之相比。这是因为，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传统，而且中国文化一直以其丰厚的内涵影响着周边国家和地区，确切地说，古代中国是一个文化输出的国家。更何况，中国人素来重视“华夷之别”，按照这样的观念，无论是“西技”、“西艺”还是“西学”、“西政”，都是与中国传统不相吻合的舶来品。所以，在如何看待西方近代文化以及如何实现自强这一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观念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的社会是由目标各异的人们组成的，由于社会地位、思想方式以及知识背景等方面的差别，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存有分歧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事实上，自春秋战国以后几千年的时间里，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分歧一直存在着，可是，近代历史上的思想分歧之严重却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七八十年间发生的每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都伴随着激烈的观念冲突。当有人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时，便有人指斥坚船利炮是奇技淫巧；当洋务派欲开办新式学堂，聘请西人教习讲授近代天文、算学知识时，清流一族便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2]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观念上的裂隙愈是明显，最初有关西洋技术的争论，后来便蔓延成为“旧学”与“新学”亦即“中学”与“西学”之争。亏得出身清流尔后又转身投入洋务阵营的张之洞老到，提出了一个“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原则，后来人们把这句话译解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场争论算有了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说法。

“中体西用”是一个原则性的说法，当时各方对此说都感到很是受用。倡西学者喜欢的是“西学为用”，他们可以从这句话里找到向西方学习的合理性；守旧物者看重的则是“中学为体”，以为这是维护王道伦常的根本原则；清王朝的统治者则很有一种旧学新学皆为所用、天下士人尽入中的感觉，这也是张之洞的《劝学篇》大受慈禧太后褒扬的原因所在。我们猜度张之洞的本意，他应该是赞同引进西学的，但引进西学的目的还是要维护中国传统的纲常伦理以及中国封建时代延续已久的君主专制制度，也就是说，学习西方近代文化不能伤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内核。张之洞的想法有些天真了，此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以及思想界的中西文化之争，恰恰是围绕政治的主题展开的。

二、从中西学之争到东西文化论战是逻辑的思想进程

近代史上的“中学”与“西学”之争，实际上是中西方两种文化传统全方位的碰撞。最初人们所看到中国与列强之间在技术、经济方面的差异，只不过是一个表象，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思想文化领域的日益活跃，人们认识的触角逐渐延伸到了政治层面上来。张之洞的《劝学篇》发表于1898年5月，一个月以后发生了戊戌变法，三年之后发生了辛亥革命，终结了秦汉以来的帝制。清末社会的大多数人是怎么想的，我们无从晓得，但我们能够知道，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等人已经悟出了一个道理，中国的问题就在于陈腐的政治体制。就如梁启超在《政变原因答客难》中所说：“不变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规模，不筹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支支节节以变之，则虽使各省得许多督抚皆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才之识，又假以十年无事，听之使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所为，则于中国之弱之亡，能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

“西化”观念是在戊戌维新时期萌生的，当时人们虽然没有像后来的胡适等人那样明确地提出“全盘西化”的概念，但已经有人主张“一切繁礼细故，狠尊鄙贵，文武名场，恶例劣范，锉选档册，谬条乱章，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民学校，风土人情，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3]“唯泰西是效”实际上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全盘西化”。

五四以后，“西化”乃至“全盘西化”的概念逐渐明确起来。很有意味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几位主将，如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无一不是西化论者，陈独秀认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不可调和牵就的”，“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4]

被誉为中国文化革命主将的鲁迅先生则呼吁青年不要读中国书，他最为经典的主张就是“拿来主义”；不过，强烈反对西化论的杜亚泉、梁漱溟等也都是饱学之士，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出路也就是中国社会的出路的看法全然不同于西化论者，例如，梁漱溟便认为，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远比西洋文化来得“高妙”，并且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梁先生的这些观点，在其所著《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阐述得十分清楚，梁先生的主张简言之就是“回归传统”。到了20年代，虽然因为国民革命军北伐等一系列的历史事件，东西文化论战有所沉寂，但随着1929年胡适《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的发表，以及1934年陈序经《中国文化之出路》一文的刊发，以及随后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面世，西化与回归传统两种观点的交锋进入了高潮。[5]此后，上个世纪50-60年代海外新儒家对西化论的反省，以及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大抵是这场中西文化论战的余绪或者旧话重提。

更值得回味的是，上个世纪30年代那场西化与本位文化两种观点的交锋中，政府的力量也加入了进来，刊发十教授《建设宣言》的《文化建设》杂志，是由CC派首领陈立夫主持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主办的，这个《建设宣言》也是在陈立夫授意下出炉的，据说，当《建设宣言》刊发以后，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就涵告各地分会，对本位文化建设的主张做“广泛深切之研究”。[6]按常理，北伐以后建立起来的民国政府，在政体形式上与辛亥革命以前的帝制没有什么渊源关系，它也是近代中国人在接受了西方近代的价值理念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那么，在东西文化论战中，国民党政客支持本位文化建设一派，显见其用意已经不在文化本身。

三、当代中国人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对待现代文明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中国社会从封闭的传统状态日渐融入现代化的世界的历史。人们关于中西文化的不同看法，所反衬的恰恰是人们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各自理解。只要这个过程没有完结，人们对于中国文化的不同理解也就会继续。但也正因为如此，反思近代以来的东西方文化论争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也就尤为重要，实际上，近代以来有关中西文化的论战，在当下中国的理论界仍在延续着，近年来十分流行的国学热，以及新新儒家“儒家宪政论”的流传，在某种程度上都标示着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动向。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才有必要对近代以来的东西文化之争进行反思。

笔者认为，近代以来有关西化与传统的论争，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深思。

首先，我们应该用系统的观点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从而对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之争给出一贯的解释。

在近年来有关近代以来东西文化论争的讨论中，人们更多注意到的是五四以后的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观念冲突，是伴随着中国从传统的封闭状态走向世界的过程发生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连续的历史过程，洋务运动前后发生的围绕采西学、制洋器、学西技的思想论争，与五四以后的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也是连续的过程。

如果把把洋务运动前后的中西学之争与五四以后的文化论战理解为连续的过程，便不难发现，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所有那些主张学习西方文化的动议和主张，都与近代史上那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有着紧密的联系，其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却是不容忽视的。如果说观点相互对立的双方代表着各不相同的思想倾向的话，那么，每一种思想倾向在近代中国整体的历史进程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则需要我们很好地思量。

在近年来的讨论中，关于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学与西学之争，人们大体上已经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洋务派以及早期维新派倡导新学的主张是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的，但是五四以后的“西化”论，人们的评价大多比较负面，或以为西化论是一种急进的思潮，或以为西化论是崇洋心理的表现。就单个的历史事件而言，这些评价似乎都是对的，可遗憾的是，我们无法从中发现一贯的逻辑分析框架和评价尺度。

其次，用时代的观点还是用地域的观点理解中西文化，仍是当下中国人所面对的首要问题。

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冯友兰先生曾就近代中国的历史过程说过这样一段话，“科学的进展突破了地域，中国不再是孤立于‘四海之内’了，她也在进行工业化，虽然比西方世界迟了许多，但是迟化总比不化好。说西方侵略东方，这样说并不准确。事实上，正是现代侵略中世纪。要生存在现代世界里，中国就必须现代化。”[7]冯先生的这段话，或许有人不同意，不过，这段话却揭示了一个理解近代中国历史的重要视角：中西文化的差别不仅是地域的，而且是时代的。

鸦片战争时期的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时候，便已经表明了中国的本土思想资源已经不足以应对变化了的世界，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无论是怀着何种的主观动机，是先师法列强尔后战而胜之，还是如胡适、陈序经等人所主张的充分世界化和现代化，接受和学习现代文化都是明智的选择。如果执拗于“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只能使中华民族游离于国际社会的主流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