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松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兼论民族主义的两个问题*

摘要

民族主义是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变迁最大的思想动力，也是学界长期争议的重要课题。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份，试图勾勒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根源、发展及其所蕴涵的若干问题。对于民族主义的根源问题，本文基本上采取一种修正式的「建构论」立场，认为中国民族主义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人为地建构出来的文化产物。不过，这个建构的过程，却受到前近代中国「族类」论述的重大制约与囿限。在第二部份，本文采用「国家中心」的研究取向，并根据民族主义运动实践主体的变化及其扩散普及的程度，将1895年以后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分为「启航期」、「操演期」与「着陆期」等三个不同阶段。本文的最后一部份，则针对中国民族主义发展过程中特别突出的两项议题―民族主义与「现代性」的纠葛以及民族建构中所涉及的个人与国家之关系，略作讨论。本文在结论中，指出民族主义与自由民主这两项重要价值在近代中国的冲突与紧张，从而强调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运动，均应保持戒慎警惕的批判态度。

关键词：民族主义、近代中国、现代性、国家主权、人民主权

一、前言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发表文告，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说：「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1977：5)

毛泽东这一席慷慨激昂的讲话，不但引得广场上三万多名挥舞着红旗的群众欢欣鼓舞，热泪盈眶，也在全中国与世界各地 (当然，台湾除外) 部份华人社群中，激荡起热烈回响。(Harrison, 2001:227) 从「中国站起来了」的仪式性宣示中，热切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所看到的，不外乎如下的一幅璀璨图景：几个世代中国有志之士梦寐以求，生死以之的目标即将达成；一个富强康乐的新中国，即将实现；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经过迢遥修远的奋斗求索，终将开花结果，赢得美甘甜的收获。

一如其它无以数计的类似事例，毛泽东充满感性的政治修辞与其所召唤出的昂扬的集体激情，再次印证了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余英时便曾指出，百年来中国历史发展最大的动力，殆非民族主义莫属；(1990：144)李泽厚也认为：反帝救国的民族主义，乃是「整个近代中国思想的压倒一切的首要主题」。(1979：309)尤有甚者，在近代中国许多个人的意识中，民族主义更彷佛是习与性成，毋庸置疑的认同对象。1932年，郭沫若回忆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般心态，便说：

在那二、三十年前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国家主义者。那时的口号是所谓「富国强兵」，凡是稍有志趣的人，谁都是想学些实际的学问，来把国家强盛起来。(1933:74)

然而，仔细玩味上举毛泽东的那一段话，却也显示出，民族主义，作为一股强大有力的意识形态，其实还是蕴涵着许多亟待厘清的疑难：毛泽东所说的「中国人民」 到底指谓为何？中国民族的边界究竟如何设定？中国民族是从怎么样的历史境况中，挣扎站立？站了起来的中国人民又将走向何方？还有，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中国民族的集体需求与感情，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党国机器来「再现」(represent)，而不能有他们自己的声音？从这种种方向思索，我们不难发现，近代中国耳熟能详、习焉不察的民族主义，绝非天经地义的自然事物，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与过程中，透过论述与非论述的实践，被建构出来的人为产物。对于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复杂的发展过程，也只能透过历史性的探索，才能掌握其繁复面貌与特殊性格。

犹如世界其它地区的类似现象，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所牵涉到的问题，可谓千头万绪，包罗至广。民族主义所激发的，不仅是对现实政治秩序之构成与政治权力正当性基础的重大改造，更是冲击到个人意识与社会生活诸面相的一场「文化的革命」。(Philip Corrigan & Derek Sayer, 1985) 许多相关研究，也都指出民族主义在 (再) 建构族群、性别与阶级等社会界限上的关键性作用。由于篇幅与学力的限制，本文当然无法对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而只能于描述其发展梗概之余，针对在中国的具体历史脉络中特别凸出的两项重大议题----民族主义与「现代性」的纠葛以及民族建构过程中所涉及的个人与国家关系，略作讨论。也是因为这种片面的关怀角度，本文所讨论的「民族主义」，其实只是民族主义运动中以国家打造 (state-making) 为主轴的特定层面。这种「国家中心」的论述方式，固然有助于本文对于庞杂史事的部勒与开展，而其不足与扭曲之处，自亦所在多有。从而，本文所图绘的中国民族主义，也只能是眩丽夺目的万花筒中一块晦暗的碎片而已。

二、中国民族主义的传统根源

讨论中国民族主义，首先会遇到的一项重大问题，便是：前近代中国是不是一个「民族」？中国的民族主义究竟是源远流长、古已有之，还是迟至近代，才突然出现的独特现象？

对于这个问题，十九、二十世纪之交鼓吹民族主义运动的诸多中国知识分子，往往表现出暧昧游移的犹豫态度。1901年，梁启超标举「少年中国」的口号，便认为中国人传统上「不知有国」，中国历代但有朝名，而无国名，「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芸尔」。(1978a，V：9-10)同年，他撰写＜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痛切指陈中国对外不竞，国势阢陧的根由端在欧美列强挟其「民族帝国主义」，竭全民族之全能力以临我，而「吾国于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固不足以为有力之抵制。然则，中国苟欲图存于生存竞争之大潮，其唯「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一途可循。(1978a：VI：22)既说中国本非「民族」，「于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却又呼吁国人从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前言后语之间的抵牾矛盾，充分流露出时人面对「民族主义」一词时左支右绌，无从明确定位的困难处境。1

其实，如同许多学者所一再指出者，民族与民族主义这两个概念，其具体涵义之难以界定，早已恶名昭彰。(Anderson，1991：3)论者甚至把民族主义研究称作「术语丛林」(terminological jungle)，探险迷路，葬身其间者，殆不乏人。(Azkin，1964：7-10)也正因如此，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往往基于不同的立场与关怀，对其起源问题，抱持着截然异趣的认知方式。主张「恒在论」(perennialism) 或「根基论」(primordialism) 的学者，依据若干根基性的判准如血统、语言、共同祖先、宗教、习俗等体质与文化的「既定资赋」(physical and/or cultural givens)，认定「民族」乃是天然生成的人群区划方式，民族主义的感情与冲动也是与之俱来，绵延不绝的长期现象。反之，如Benedict Anderson 与Ernest Gellner等偏向「现代论」(modernism)或「建构论」(constructivism)的学者，大抵都强调民族主义纵有其历史根源，本质上仍是一种近代情境下方才出现的「人为文化产物」，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和资本主义及工业化的发展分不开的。(Smith, 1998, 2000; ?zkirimli, 2000)只有伴随着十八世纪以来长期而激烈的政治、经济、文化变迁，西方各国的「人民」(people)，才有可能被型塑成「民族」。(Kellas,1991:163-4)

与此类似的观点分歧，在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起源的研究中，也是屡见不鲜。同时，由于中国既有长二千年的统一国家组织，复有悠远绵长的文化传统，其所独具的历史经验，自不同于从中世纪封建体制下孕育出现代民族国家的欧洲发展路径，也与二次大战后由前殖民地独立而成的新兴国家大相径庭。这种特殊形态，更使得环绕这个问题的纷争，愈形尖锐。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用来表达类似「民族」概念的语词，为数不下数十种，既有「民」、「族」、「种」、「部」、「类」等单音词，也有「民人」、「种人」、「民群」、「民种」、「部族」、「部人」、「族类」等双音词，独独未见「民」「族」二字连缀并用成词者。(韩锦春、李毅夫，1984：36)目前已知汉语中最早使用「民族」一词者，见诸1837年西洋传教士编纂之《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所刊＜乔舒亚降迦南国＞一文。2(方维规，2002：2)兹后王韬与康有为所编《强学报》中，分别都曾使用过这个词汇。(彭英明，1985：8-9)不过，「民族」一词在中国之广泛流传，则是迟至二十世纪初期之事，而此时一般所使用者，却与上述的语言先例略无瓜葛，而是借自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知识分子拼凑「民」、「族」二字，以对译西文nation一词所成的汉语新词。易言之，吾人今日习用之「民族」一词，实为一翻译名词，也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西、日等不同文化系统间跨语际(translingual) 文化实践的特殊产物。(Liu, 1995)

正因传统汉语中并无足以适切表达「民族」概念的语汇，中外学界对于前近代中国是否有过堪称「民族主义」的政治 / 文化概念，遂亦不免各持一辞，相争不下。一般来说，中文学界的学者大都根据《左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严夷夏之防一类的话语，认为中国人的族群与文化之自我辨识(self-identification)确立甚早，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历史渊源，可以远溯先秦；因而晚清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想，「并不是由西方NATIONALISM一字直接译来」，而是「一种时代的醒觉与反应」，其效应所及，殆不过「使传统民族思想之内容有所扩充」而已。(王尔敏，1970：209，229；李国祁，1980：21)然而，如罗志田所指出者，「族类」观念所构成的「夷夏之辨」，并非如近代「民族」概念对外深拒固闭的严格界线(hard boundary)，而是因势而异，漂移不定的柔性界线(soft boundary)。《左传》上固然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同时却也明白宣示「入于夷狄则夷狄之，入于中国则中国之」的信念，易言之，这种观念原即揉杂着「种族」与「文化」两层不同意涵，何者较占优势，端视汉族与其它族群相对势力的强弱而定。大略而言，历代汉族政权强盛时，常常是以文化优劣作为区分华夷的标准；反之，季世势衰，则转而强调血统的传承，以「坚夷夏之防」。(罗志田，1998：35-60)就此而言，族类，充其量只是一个高度含混，难以明确界定的概念。也正由于族类观念内在的暧昧性，倾向中国民族主义自发论的论者，也往往偏好刻意彰显传统中国「民族意识」中包容性相对较强的文化侧面，乃至视之为一种「原型的」(proto)文化民族主义。3 (余英时，1988：18-21)

与汉语学界之偏重中国民族主义自发性的本土根源适成对比的，乃是英语学界对其近代性与外铄性的强调。吊诡的是，西方学者也正是透过「文化」这个范畴，来否定中国民族主义中的传统质素。1960年代末期，美国学者James Harrison首先揭橥「文化主义」(culturalism) 的论点，认为前近代中国所认同的对象，乃是一套以儒家礼教为核心的普遍性道德文化秩序，而未尝具备独立的国家认同与忠诚感，因此，在中国漫长的王朝历史中，汉族之外的异民族如果愿意接受中国文化的浸濡，也可以取得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地位。这种奠基于共同传统与共同象征系统的文化主义，与植基于现代「民族国家」之上的民族主义，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一直要到十九世纪末叶，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武力威慑下，中国人才被迫放弃长期抱持的文化优越感，由文化主义开始转向民族主义。根据这种论述，传统中国并非一个自觉的「历史民族」，民族主义也只能是近代中国由西方学习得来的新兴事物。(Townsend, 1996: 2-3)

这种「从前现代的文化主义转型到现代的民族主义」的叙事模式，再经Joseph R. Levenson的推阐润饰，成为西方汉学界解释中国民族主义的理论典范，迄今犹居于主导性的优势地位。4虽然，陆续仍有部份学者对此解释框架提出批判性的反思。Benjamin Akzin早在1964年便已肯定中国乃是一个历史的「民族」，当其迈入现代时，其民族性(nationality)与民族主义皆已粲然大备，不假外求。(Akz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