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自成：美国国家治理的深层矛盾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已经落幕。这次选举出现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现象，比如候选人背景改变，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的主张存在差异等。这些现象引发人们对美国政治未来发展的思考。

此次参选的总统候选人，无论在年龄、精力、品质还是个人魅力上，都存在很多争议，而他们所面临的国内困难又很大。很多美国人担心领导人的能力能否胜任，如果不能的话，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国内政治衰退还要进一步加深。

政治学学者研究认为，有效的国家治理往往需要三个要素：一是政道，即政治价值观正确，并获得社会共识；二是人道，即治理人才能力强、品德高，能够担当领导重任；三是治道，即治理机制高效。用这三“道”来考察美国的政治现实，会看到什么样的状况呢？

主流价值观分化

政道体现的是国家治理的价值观。美国一向以拥有民主、自由、人权自居，以民治、民有、民享为傲，宣称这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和主流价值。但从这次大选可以看出，这些政治价值开始僵化变质，美国社会在价值共识上开始出现裂痕。

民主受到削弱。比如一些美国学者批评说，美国民众正在丧失民主权利。这不仅表现在选举被人操纵，还在于富人主导政治，民众的参与度逐渐下降。2011年9月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成为对美国民主的一个新注解。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甚至说，当下美国“属于1%，由1%控制，为了1%”。在自由价值方面，此次选举之前很多主流新闻媒体支持希拉里，表明所谓新闻自由其实存在强烈的选择倾向。平等价值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有较大进展，主要体现为黑人权利提高；但另一方面，在执法司法中又大量存在对少数族裔的歧视。

民治出现空心化。四年一次的总统、议员、州长等选举，实际上蜕变成“精英”政治，不受限制的政治献金成为左右总统选举以及州长、议员选举的关键。民有的价值一直停留在政治权力的选举权层面上，而政治的实际运作已被利益集团绑架。据统计，过去5年全美200家最热衷于政治活动的公司共花费58亿美元影响美国政策制定，并因此获得共计4.4万亿美元的经济回报。民享程度也在下降。在20世纪50至90年代，中产阶级享受到发展的红利，美国社会形成了所谓的橄榄型结构。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一进程发生了变化，少数财富集团越来越富，1%的富人占有美国40%的财富。中产阶级的资产在过去20年间非但没有增长，还大幅下滑。美国一家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2015年美国中产阶层人口比例首次低于总人口的一半，中产阶层拥有的财富比例大幅下降，年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比例由1970年的62%下降至2014年的43%。

治理人才匮乏

美国在国家治理人才的选用上越来越平庸化，治国人才的质量和素质正在走下坡路。美国向来宣称以高质量教育培养高质量人才，也并不缺乏国家治理人才。只是在选举政治的体制下，德才兼备的治国人才标准被错位成了选票标准，谁会表演谁的选票就多，与德与才并无直接关系。

不可否认，美国有一套较为成熟的政治制度，发挥着重大作用，从表面看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转与总统关系不大。例如，1800年到1900年先后有23任总统，其中不乏有才能的人。也有一些平庸的总统，但他们的执政并未妨碍美国发展。然而，政治有不同的周期。在国家正常发展的年代，平庸的总统也能混得下去；但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一个平庸领导人的错误决定，可能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害。

当前美国，国内面临重大改革，需要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一个能真正凝聚两党共识、推进变革的人，一个既能得到华尔街支持又能改善中产阶级状况的人。特朗普是不是这样的人？人们有不同的答案。

当年，奥巴马47岁当选总统，年轻气盛，高举变革旗帜，给美国政坛带来一丝新气象。8年过去，人们恍然如南柯一梦，发现一切都还是老样子。除了奥巴马多了一个名不副实的和平奖，基本一切照旧。政治僵化照旧，政党对抗照旧，美国到处陈兵照旧，制造业空虚照旧，连喊得最凶的医疗改革也照旧。不仅没有什么实质性改革，美国许多方面的状况还不如过去。

治理能力下降

有了好的价值导向与治理人才，还需要良好的治理能力、治理工具。国家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领导集团的决策能力、执行系统的执行能力、国家治理的各种工具手段等。

美国的治理能力在20世纪90年代几乎达到顶峰。但自那时起，美国就不断地犯错误，丧失了许多发展的大好时机。先是克林顿政府过度发展网络经济，同时在战略上过度挤压俄罗斯，把俄罗斯逼成竞争对手；后是小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发动对阿战争、对伊战争；再到奥巴马政府错误地发动利比亚战争，推动颜色革命，支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甚至公开派航母到南海挑衅中国主权。这一切错误决策的后果，在外交上导致中、俄与美关系紧张，客观上支持了中东激进伊斯兰势力的发展，经济上导致美国国内经济空心化，政治上导致国内两党的对立。

近年来，美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乏善可陈。美国每年把几千亿军费花在没有希望达到目标的中亚、中东和东亚等地。奥巴马也坦承，两党间的纷争在其任期内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成为他的遗憾。奥巴马政府推行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亚太再平衡战略、大中东民主计划、恢复制造业的计划，可以说全都几近失败。美国2008年服务业比重达78%，制造业只占20%；到2014年，美国服务业的比重还是78%，制造业的比重几乎没有增加。美国人一直忧心忡忡的制造业流失、产业空心化、过于依赖金融服务业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同时，由于把重点放在对外扩张霸权上，国内急需的建设事业被严重延误。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每四年对国内基建状况评估一次，2013年得出的总成绩是D。

一个国家实现善治需要正确政治观念引领、优秀治理人才支撑以及运行有效的治理机制维持。这三个方面要综合发挥作用，哪一方面存在严重问题，都会使国家治理出现偏差。现在美国国家治理可以说在这三方面都需要变革。从目前来看，特朗普的当选能否使这种状况有明显改善，还需要继续观察。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