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灵敏：民主不容易

2008年春，隐世于喜马拉雅山麓最后的香格里拉――不丹王国，由于新老国王自愿放弃其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特权，而通过全民普选国会议员一举嬗变为世界上最年轻的议会民主制国家。

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像不丹这样顺利向民主转型的例子实在是凤毛麟角，而在当今世界很多地方，如泰国、缅甸、巴基斯坦，民主的进程充满了反复、非议和流血斗争。

据粗略统计，始于19世纪初的“民主化长波”到1920年为止，导致了民主在约30个国家取得胜利，然后，由于威权主义复辟和法西斯主义兴起，到1942年止，民主国家的数量降到了约12个；二战后的“民主化短波”再次使民主国家增加到30个以上，但不久后，又有许多民主政权垮台；始于葡萄牙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规模空前，但在新世纪还是出现了威权反扑的现象，如前苏联国家篡改民主政体以及拉美近年来的“向左转”风潮。

数年前在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兴起的“颜色革命”，由于反对派造势及执政过程中存在的朝野对峙、争权夺利甚至流血问题而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无法进一步有大的作为。大大小小的威权统治者也不失时机地对此加以利用以恐吓人民，力图维持现状。更为吊诡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威权残忍的一面会渐渐褪去，留下的往往是温情的回忆――苏哈托死后所享受的国葬和大量的溢美之词就是明证。那么，是什么在决定着从威权到民主的演进方式？如何才能将转变成本减至最低？如何看待在某些国家甚嚣尘上的“威权怀旧症”？

威权的容忍

和专制体制相比，威权下的个体拥有了一些选择的自由，甚至被允许私下对统治者冷嘲热讽。但威权体制最大的问题是，它剥夺了人民自由选择统治者的权力，人民在对现实不满时，只好期待下一位统治者是“明君”，而“任何假定存在超人或英雄美德的政治制度只能产生罪恶和腐败”。事实上，好的制度比好的领袖更重要。陈水扁再猖狂、再狡诈，也不敢随便调动军警镇压人民，不敢赖着不下台，军队也不敢政变，这就是制度之力。

而对挣扎于威权淫威之下的国家和民众来说，相比造成重大破坏的革命方式，类似智利皮诺切特军政府选败下台的不流血方式更值得推崇。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固然需要方方面面的条件，但威权的容忍和审时度势是必不可少的。历史经验证明，领袖个人的良知往往可能在民主转型的关键时刻起很大作用，华盛顿、佛朗哥和蒋经国都是很好的实例。

以台湾地区的情形为例。台湾地区的民主化历程，虽然有过雷震和许多党外人士的奋斗与抗争，对当局形成强大的压力，但如果不是蒋经国临终的最后半年大发慈悲，由上而下地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与报禁，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转型是否会在1988年就开始，恐怕很有疑问。

在蒋经国执政后期，大批台湾本土精英和青年才俊开始被重用，纷纷走上政治舞台；台、澎、金、马地区“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补选举和改选亦不断扩大对党外的开放；对于党外势力的挑战，蒋经国本人也持相对宽容的态度，主要通过司法渠道处理应对，而不再重施其父向群众与学生开枪、搞大规模政治迫害的故技，与此相应地，公民社会成长了。

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在台湾圆山饭店成立。台湾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他淡淡地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当有人质疑“这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时，蒋答道：“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此时的台湾社会，虽然经济高速发展，但民主呼声已经很高了，特别是台湾本土人，他们迫切希望能参与政治，为此不惜采用极端的手段。如果继续推行威权统治，难保不会发生大乱子。所以也可以说，台湾地区的政治转型是统治者在内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面对逐渐增大的压力的情势下，基于对容忍成本和镇压成本的考量所做出的理性策略选择。

但是，并非所有威权领袖在此情况下都会顺应时势，自动放弃权力。对于一个没有人文素养和人文关怀的统治集团而言，更大的可能是，它会用镇压和逮捕来应付眼前的危机，并用“击鼓传花”式的权力更迭来拖延解决问题的时机。最要命的是，但凡威权统治者，哪怕开明如蒋经国，都很难听到不同的声音，正如张国荣在《红色恋人》中的那句台词：“他只能听得见枪声。”这样的话，最高统治者往往昧于形势，被自己一手制造的歌舞升平景象所迷惑，产生权力幻觉，对变革的要求反应迟钝，最终延误和平解决问题的时机。

而威权领袖不同的应对方式，不仅会影响这个国家的民主进程，更根本的是，它会影响这个统治集团在未来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一般来说，极权或威权的政党垮台以后就很难在新的政治环境中生存，起码部分政治人物被审判、原有政治势力分化瓦解在所难免，但是台湾地区的情形有所不同：国民党虽被分化但主体部分仍得以存在，并且号召力仍然很大，现在，百年老党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正是借助原先执政时相对的“非残暴”和对台湾地区民主的贡献，国民党并没有被彻底地清算，仍然获得了在民主制度下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像蒋经国那样，能够从良知出发，对迫在眉睫或迟早会发生的变革持支持、顺应、乐观其成的态度、至少没有通过屠杀阻止历史进程的威权者，一般都能在未来的政治版图里谋得一席之地；而那些“不见棺材不落泪”、把一切的妥协和让步视为软弱和背叛、试图通过压制舆论、压制民间组织来巩固统治的威权者，不仅是对国家、民族的极不负责任，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史有明鉴，英国的王室从12世纪的“大宪章”开始就一直在与民间作妥协，所以在今天仍得到了体面的对待。而法国波旁王室则对来自第三等级的呼声采取回避和拖延的态度，导致矛盾激化，最终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波旁王室也一蹶不振。

民主不容易

时至今日，民主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和政治正确，但民主化的实现仍是不容易的，民主的巩固和稳定更是难上加难。

在许多成功实现了威权到民主转型的国家，民主制度的运作并不是很理想。很多时候，新民主政府在解决该社会特有问题上的失败导致了民众的冷漠、挫折和幻灭感，进而降低了人们对民主这种基本制度的评价。

面对这些让人沮丧的现实，首先必须明确的是，民主不是万灵药，那种把过去所有难缠问题的解决完全寄望于民主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民主最重要的功效是为国家提供了最为稳定的合法性基础。一个以理性意识形态为合法性基础的政府，一旦不能向大众提供该意识形态所许诺的东西，就会出现社会信仰危机。信仰危机到来时，政绩本身难以为一个政权提供稳定的核心合法性，因为没有一种经济模式能够一直保持经济的高增长率；倘若以政府官员的道德表率作为合法性基础，就会将贪污这样的法律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从而在根本上削弱国家的合法性。而在民主制度下，竞争性选举只要被认为是公正的，执政者即使在上台后表现很差，政权仍然具有合法性。这就是为什么2006年秋天陈水扁在“红衫军”的激烈抗议下，仍然能轻松挺过来的原因。

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讲，民主只是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和管理效率；民主之外，法治、自然条件和人的因素等也很重要。但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经济也可能在一段时期内高速发展，却缺少长久的生命力，有可能前功尽弃。在这一点上，人们应该有更长远的眼光。何况在灾害面前，民主能够保护穷人――从经验上看，独立和民主的国家都能远离饥荒。

再次，对政治家而言，民主是最麻烦、最困难的一种形式，充满了矛盾、张力甚至冲突。它要求政治家在多党竞争、利益冲突、选举拉票、权力制约等种种不稳定的制度安排中寻求相对的稳定，在不平衡中寻求相对的平衡。威权的垮台大快人心，令人豪情满怀，相比之下，民主制度内部的政治斗争则往往被视为不道德。但是，激情总要过去，人们迟早要面对琐碎的现实。民主制度要运作良好，就必须给予其一种不可谈判性或霸权性的地位，即不管谁上台，他既不会，也没有想象力和能力去改变这一体制运作的基本规则。而这一切的实现，是要经过多次博弈、折冲和妥协的。

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执政党和反对党的议员分列女皇的两侧，反对党议员是为了女皇陛下而对执政党的执政进行监督。英国反对党的这一性质被称为“为了女皇的反对”，在现代政治学中又被称为“忠于反对”。一个民主社会要稳定，执政党与反对党必须拥有共通的价值观，它们之间的不同应体现在具体政策及执行技巧上，而非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这也是对刚刚恢复民主的巴基斯坦的最大考验，执政联盟如果只是想清算穆沙拉夫、报仇雪恨的话，国家仍免不了新一轮的震荡。

另外，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没耐心的人往往会从民主一时一事上的失误出发，判定民主已经失败。但经过20年的发展，时至今日，恐怕没有人能否认，台湾地区的民主正在变好，正在走向理性和良性。如果以更长远的尺度来衡量，50年过后，所谓的“枪击案”、“特别费案”都变成过眼云烟，被时间留存下来的，只有台湾地区的民主制度和每个台湾人的民主权利：人人畅所欲言，可以根据自己而非他人的意愿自由选择政治领导人；官员毫无“官威”可言，对百姓须曲意逢迎；政府或政治家要影响人们的选择，唯有依靠说服，而非命令与强制。这些就是民主的真谛。打架的立法院也比不出声的议会好。幸运的是，民主制度具有一种自我完善的本能，只要转型时不遭遇大的动荡，只要基本制度没有被重大偶然事变破坏或扭曲，民主制下的社会，向善就是必然。

告别“威权怀旧症”

在一些转型成功的国家里，久不久会出现对历史上威权人物的怀念思潮。西班牙人对佛朗哥，阿根廷人对庇隆，印尼人对苏哈托，都是这种“威权怀旧症”广为人知的例子。在这些国家，受迫害的记忆逐渐消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被一种威权时期经济增长、繁荣和秩序的印象所取代。那么，这代表了民主的失败吗？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之所以怀念威权，不是希望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去，而更多的是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和批评。而能自由地表达不满和进行批评本身，就是民主确立的重要标志。威权当局当然也需要社会上的批评，但这种批评不会是对自身现状的批评，而是对之前统治者的批评，对同时代其他国家的批评。这种批评营造了一种时间和空间的错位，其目的自然是通过批评他人来实现对自身的歌颂。

另外，人们对威权领袖的情感纠葛，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心理生成机制。威权领袖因为可以随心所欲地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不计代价地在很短时间里实现一些重大目标，这让许多人印象深刻，难免对他的力量产生了敬畏；威权领袖往往深深理解权力的奥秘，懂得什么时候该对群众露出微笑，什么时候该把他们撕碎。他们的才能与威仪是任何其他类型的统治者所无法比拟的，因此他们必然受到一部分人歇斯底里般的拥护与爱戴。这些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半是陶醉，半是羡慕，其中还夹杂着疯狂。

这就使相当一部分人成了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对威权领袖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在统治者手里，统治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统治者共命运，把统治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统治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中国人津津乐道的不是汉文帝、隋文帝这样怀柔天下的统治者，而是秦始皇、成吉思汗这样杀人如麻的暴君；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谈论某个政治家的失败时，许多人会归咎于这个人不够狠，杀的人还不够多了。

在学术界，为威权提供辩护的大都经由历史功利主义的逻辑，即：威权统治的结果能为威权本身提供合法性，如果威权治理的效果好过自由社会，那么威权统治就是合法的。在他们看来，威权因为提供了平均主义，提供了经济发展，所以也没什么不好，如果在其中有对人权的践踏等不足的地方，那也是必要的代价。

问题是，这是一种没有价值前提的机会主义逻辑，它假设人活着就是为了吃穿，为此可以牺牲人之为人的自由和尊严，这并不符合实际。阿马蒂亚・森就以印度的例子证明了，有经济需求的人也需要政治上的声音，没有证据表明穷人在可能的情况下会拒绝民主。

而所谓的“威权治理的优越性”，常常来自权力话语，而非一种客观实际。他们既然垄断了治理权，掌握了话语评价权，那么不优越都难。问题的关键在于，优越性必须要在比较和竞争中才能体现，不是和别的落后国家比较，而是在自己的国家内部，进行威权和自由的长期比较。至于“威权带来平等”的说法，就更是站不住脚。经济上或许是真的平均主义了，但从权利上来说呢？那往往是一个等级森严完全无平等可言的社会。而为了实现这样的平均主义，对人性的牺牲和摧残的代价又是多大呢？

勉强说得过去的，就是威权提供的秩序往往能助经济发展一臂之力，其典型代表是新加坡。不过应该看到，新加坡政府对人民权利的限制，是以经济民主、管理高效和极端廉洁来做交换的。在新加坡的威权政治中，政府部门即使进入市场，也是作为一个企业主体去参与竞争的；政府建立了严密的肃贪机制，重视选拔合格的人才从事公共服务，小心翼翼地维护政府诚实、公正、有效率的形象。这一切在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是可行的，因为一切尽在政府掌握中，但要推广到更大的范围就会出问题。香港的情形也大致如此。而且，我们也不能设想：如果除掉镣铐的话，它会否跳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