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如：民主建政和协商民主

找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独特革命道路，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最大贡献。过去，在我们研究毛泽东这一伟大贡献的时候，比较多地集中在当年被称为“农村武装割据”的道路上。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课题也应该研究，这就是毛泽东“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因为这条正确的革命道路，不仅包括创造性地把革命的重点放在农村，而且能够适时地夺取全国政权并创造夺取全国政权的民主形式。

“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是中国革命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确实，“农村武装割据”反映了近代中国基本国情的要求。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中国，只有发展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通过广大农民直接参与的土地革命，在农村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农村武装割据”，才能星星之火不断燎原。这是毛泽东创造的一条不同于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道路的独特的革命道路，是最后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过去，在我们研究毛泽东这一贡献的时候，比较多地研究“农村武装割据”的条件和要求以及根据地建设等问题，是正确的。

但是必须指出，这样的研究仅仅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条道路的上半截即“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而没有研究这条道路的下半截即“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完整地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仅包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而且包括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经典著作系统论述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由国情所决定的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论述的重点是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另一篇经典著作《新民主主义论》，系统论述的是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道路，我们应该建立的是由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构成的，既不同于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又不同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尽管这是过渡的形式，但是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为革命而革命，我们的革命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民主政权。

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经典著作和毛泽东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和国家建设目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注意到，毛泽东已经明确提出，共产党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是要夺取全国政权，在全国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民主政权。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在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道路的全部经验，可分两大部分：一是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二是在敌强我弱态势发生根本变化的条件下，适时地把工作重点转向进城，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一独特的革命道路，不仅包括他创造性地把革命的重点放在农村，实行“农村武装割据”的思想，而且包括他关于适时夺取全国政权和夺取全国政权的民主形式等非常重要的思想。

民主建政是“夺取全国政权”的基本要求

对毛泽东“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西方有些人歪曲他提出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污蔑我们是依靠枪杆子支撑的极权制度。他们完全不懂得，中国共产党拿起枪杆子，是因为我们的敌人手中不仅拿着枪杆子，还用这个枪杆子屠杀人民。我在国外的一次演讲中曾经回答过这一问题。

“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个话确实是我们说过的，时间是1927年8月7日。为什么要说这个时间呢？因为在这之前，1927年4月12日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国民党的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这件事情迫使共产党人在那年8月1日拿起了枪杆子，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也就是说，“枪杆子里出政权”是严酷的形势迫使我们作出的决定，并非共产党人迷恋暴力。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民主力量的代表，作为一个长期为民主而奋斗的党，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优势的时候并没有凭借枪杆子的力量独霸政权，而是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采取民主的方式，共同来建立新中国。

可以这样说，毛泽东的“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就是武装推翻旧政权、民主建立新政权的思想。

人们熟知的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话，讲的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追求的“民主新路”。当年，毛泽东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住的窑洞里作客。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有何感想？黄炎培坦然答道：“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是这样说，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需要注意的是，他提出的“民主新路”，是“人人起来负责”的民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最大多数人的民主，不是一部分人的民主，更不是少数人的民主。或者说，这种民主不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不是名义上人人都有一票而实际上有许多限制并非人人都能够享有的民主。这是一种全新的民主，是毛泽东所说的人民民主。

在党的七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曾经设想建立包括国民党在内的“联合政府”作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形式。可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国民党就发动了不得人心的内战。但由于这场内战逆历史潮流而动，到1947年秋，人民解放军已经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掌握了主动权，加上我们党在根据地实行土地改革，在国统区领导人民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全国范围内的人心所向已经发生了有利于我们党的根本变化。这意味着，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到来了。党中央决定夺取全国政权，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在这个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时刻，有一件事是值得重视的，毛泽东十分警惕在党内出现的“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狭隘口号，及时提出要同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的各个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通过广泛的民主形式、民主的途径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

所以，我们说毛泽东开辟的中国革命道路中所强调的“夺取全国政权”思想，是武装推翻旧政权、民主建立新政权的思想。民主建政是“夺取全国政权”的基本要求。

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独创的民主建政形式

我们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民主建政”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毛泽东提出的“人人起来负责”的新型民主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实现的。

研究毛泽东的民主建政思想，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决定夺取全国政权的历史时刻，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明确地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8年4月30日，在中共中央发表的“五一口号”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里，明确提出了由民主统一战线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措施，就是邀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把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转化为有组织、有章程、有制度的统一战线；然后，决定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条件还不具备的条件下，由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国家政权机关的职权。这种民主，在民主政治的分类中属于“协商民主”。也就是说，毛泽东关于“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在“武装推翻旧政权、民主建立新政权”的思想中，还包括了通过协商民主建立新中国的特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民主建立新中国的经验概括为“民主建政，协商建国”。

这一历史过程所体现的毛泽东民主建政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依靠和发挥我们在革命实践中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把非制度化的统一战线转化为制度化的统一战线，即在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过程中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再把制度化的统一战线转化为人民民主的政权组织，即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组织机构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国家权力机关职权。

总之，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一独特的革命道路，由“农村包围城市”和“最后夺取全国政权”两个方面的思想组成。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又包括了“武装推翻旧政权、民主建立新政权”的思想。在“民主建立新政权”的思想中，提出并实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只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思想讲全了，才能真正说明这条道路对中国革命胜利无比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在这篇论文结束之际，还要提醒大家：新中国成立后，在经过普选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全体会议完成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之际，毛泽东意识到人大的代表性尽管很大，但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决定在召开全国人大后继续保留人民政协，以实现我们党“人人起来负责”的民主梦想。这样，就形成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两种民主形式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的历史进程中，这种新型的民主形式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党中央在2006年明确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任务。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作出了“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具体部署。历史的回顾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来源于毛泽东开辟的独特的革命道路中，创造性地开创的“民主新路”和实行的新型民主。这也是我为什么在今天，要以这篇论文来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