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五种模式

作者:高全喜发布日期:2017-05-13

「高全喜: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五种模式」正文

民主政治是人类历史中传续至今的一种主要政治形态,在西方,从古希腊、罗马的直接民主到近现代的代议制民主,再到当今新型的审议民主,在西方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主政治的理论及其实践有着大致相同的演变过程和发展模式,尽管其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基本的制度结构和理论形态已经达成普遍性的共识,有些早已成为公共常识,本文在此并不准备展开加以论述,它们只是我们考虑中国当代民主政治理论的一个参照系。

一,考察当代中国民主政治问题的理论出发点

民主政治对中国来说也并不是一种完全异质的政治形态,其理论也并不完全是外来的理论,从民主政治的一些构成要件来看,中国古代社会也有某种民主政治的因素,但论及真正制度形态上的民主政治和民主政治理论,在中国还是近百年来的事情。尽管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现代社会之演变已经走过了一百五十多年,中国的民主政治和民主政治理论也有了很大的扩展,甚至具有了自己的独特性形态,但是,如果参照西方民主政治和理论的大背景来看,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理论与实践还处在非常不成熟的阶段。

我们用一百五十年的有限时间高度浓缩和吸纳了西方社会三千年的民主政制历史,其中存在着一个严重的历史政治逻辑的时间错位问题。我们知道,在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并不是唯一的政治机制,与其相关联的还有法治、宪政、共和等其他诸多方面的内容,现代性的民主也不是在古代就发育成熟的,甚至与法治、宪政、共和相比,民主是在与它们的互动之后逐渐趋于良性状态的。但是,中国百年来的民主政治实践和理论却没有人家那样一种历史的阶段性演变,我们的民主政治一上来就把西方后发的民主作为我们的出发点,把人民民主制、民主集中制等作为理论构建和制度实践的基础,与此相关的法治、宪政、共和反而处在了次要的位置,或至少与民主的关系并没有遵循西方那样一种历史的演变路径来加以展开和深化。

当然,这样说只是一种历史事实的勾勒,并不意味着这样做的道理是不对的,而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在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理论与实践时,由于起点不同,所以必然会面临这些问题,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前提条件。我们思考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诸多理论形态,应该清醒地看到这种背景性的差异,由此才能理解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理论的所以然。

从现代中国百年民主政治的逻辑进程来看,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性的问题,即两个共和国的民主制问题,一个是1911年创建的以国民党为主导力量的三民主义的第一共和国――“中华民国”,另一个是1949年成立的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人民民主的第二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它们都把立国之基础建立在人民主权这样一种现代民主制的诉求之上,但是,由于中国问题的独特性,两个共和国之民主建国与西方诸民族国家的民主建国在政治逻辑上是有很大的错位的。这个错位对中国当今及未来政治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个视角很难寻找到一条完全西方化的民主道路,因为我们的起点就与西方的民主政治不同,但是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就一定能够走出一条彻底独特化的道路。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看待中国民主政治的独特性,我认为寻求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结合,应该是思考中国当代民主政治理论的出发点。

本文把当代中国民主政治问题的考察放在晚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时间节点上,我认为其中的实质性问题就是后全能主义时代(post-totalism)的制度转型问题,具体地说就是人民民主制的国家体制与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体制的关系问题,这是三十年中国政治改革的轴心。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1949年的中国之建国实际上是确立了两种民主制的统一,一种是人民民主制,另外一种是民主集中制,前者是人民民主制的国家体制,后者是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体制,这个统一用中国的宪法语言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党与国家的关系,表现在民主问题上就是民主集中制的党与人民民主制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在全能主义时代曾经被强制地统一在一起,在后全能主义时代,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人民民主制度的各种形式,诸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制、基层民主、乡村自治等,它们所遵循的政治逻辑就与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政治逻辑产生了分歧,甚至出现了重大的裂痕,如何平衡这两种民主制度的关系,就成为三十年中国后全能主义时代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到目前不但没有解决,甚至越来越具有攸关性的意义,成为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我认为思考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理论,一定不要忘记它们背后所指向的,实际上都是如何处理人民民主制这样一种国家体制与民主集中制这样一种共产党体制之间的二元张力问题。

二,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理论的五种模式

基于前述的中国百年民主政治相比之西方民主政治的历史性逻辑错位和后全能主义时代之三十年改革的人民民主制与民主集中制两种民主制之间的张力性关系,我初步认为,在当今中国的政治思想领域大致有五种有关民主政治的理论模式。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可以说是中国执政党的主流性民主政治理论,这个理论在十七大的中国共产党决议、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相关重要讲话以及2004年发表的中国民主政治白皮书中都有经典性的表述。应该指出,这个理论是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所诉求的一种基于党与国家一体化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理论,它在坚持民主集中制之党的领导这个基本框架内,力求容纳新的民主内容,进而实现所谓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此外,这个理论还有一个特征,即强调中国特色,所以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也被吸纳到这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之中。具体分析,这个理论包含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共产党的先锋队理论。先锋队的理论基础是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它强调的是党对于国家与社会的一元化领导,民主是形式,集中是实质,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国家的领导者。当然,这一部分论述由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党内民主等新的因素出现,已经与列宁、斯大林民主集中制的党建理论有了很大的区别,例如,废除领导人的终身制,强化民主决策,尤其是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等等,都是党建理论与制度实践的重大突破,表现出共产党力求在民主集中制的框架下注入新的民主政治的内容。至于这个理论究竟能走多远,究竟如何协调党内民主与民主集中制的关系,以及人民民主与党的领导的关系,真正做到党政分开,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深化的问题。

第二,西方的人民民主理论。应该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历史上属于一种全新的民主政制,它追求的乃是一种西方的文明政治传统,即人民民主的传统。这个人民民主的传统理念在法国大革命、《共产党宣言》以及《人权宣言》中都曾经有过经典性的表述。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种源于西方的政治事物,它们赖以立足的人民民主理论在西方的伟大思想家那里有着众多的论述,例如,从卢梭到马克思就存在着一个完整的理论谱系,从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到苏维埃国家也有着一个完整的政治制度的建设,至于其中分裂出来的社会民主理论等第三条道路,它们不过是正宗版本的所谓修正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治理论从理论源头来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因此,本质上属于西方的人民民主理论的大谱系。在西方近现代的社会政治理论中,人民民主是一个庞大的问题域,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例如其中的人民民主与民主集中的二元张力,国家体制与共产党体制的对立统一,等等,都隐含着一个从法国到苏联再到中国的西方主义的政治逻辑。

第三,中国传统的民本理论。中国传统中是否有民主理论,这一直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但无论怎么说,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在中国传统中确实是源远流长的。当前执政党高调倡导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这里确实存在着一个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吸纳传统民本思想的理论诉求,这样一来,既打通了民本与民主的理论关联,又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径。反对教条主义,讲究实事求是,历来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执政党提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大业,由此以人为本的传统思想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的来说,以人为本的传统民本思想,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理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先锋队理论,这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它们是中国当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方的民主政治理论的核心内容。当然,这套理论的上述三个因素存在着很大的张力,甚至相互之间是对立的,在理论上难以融汇在一起。但是,政治事务是一件实践的事务,目前执政党所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确实是把这三种理论要素融合在一起了,对此,我们应该看到它可能具有的内在生命力,如果其中的良性改革能够得到实现的话,我们也不怀疑从中是可能开辟出一条中国民主政治的新形态的,当然这需要真正富有成效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2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理论或自由民主理论

这个理论是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主张之一,关于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诸如议会选举、法治、宪政、人权,等等,经过中国自由派学者的辛勤传播,目前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些基本的常识,中国的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也主要是这类在西方占据主流的自由民主政治。这一派民主理论在此没有必要给予过多的论述,本文所要讨论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这样的一种西方式的代议制民主,在晚近三十年的改革中究竟有多少内容被移植到了中国本土,它们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诉求,还是已经融入到中国现代社会的制度实践之中?从理论上或者从基本价值上来说,这套理论在西方已经卓有成效地运作了二、三百年,成就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西方的成就并不等于必然在中国就一定如此,如何把这套理论落实到中国的实践之中,成为中国本身的东西,这里并不单纯只是一个启蒙和宣传的问题,还有一个社会制度的土壤问题,有一个相互作用的问题。

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一直就有一种对于颜色革命的担忧,反对和平演变是中国主流政治的一个主要目标。其实对于颜色革命要有一个理性的态度,不能采取简单的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对待,应该看到自由民主是人类政治的大趋势,执政党要有宽广的胸怀,敢于把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吸收到自己的理论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主义在中国近些年来一直处于壮大和发展的过程之中,他们大体上已经完成早期思想启蒙的工作,开始摆脱教条主义和西方主义的幼稚病,逐步走向政治成熟,即寻求一条把来自西方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现实社会相结合的发展道路。百年来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教条主义和西方主义,他们机械地坚持普世性的一些基本价值原理,以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为样板,严重忽视了中国问题的独特性,排斥中国历史传统和中国本土意识,因此缺乏社会民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当今的中国自由主义正在总结历史的教训,其民主政治开始深入民间,有关中国的自由主义叙事逐渐包含了中国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构建自由、民主的宪政国家成为新的共识。

就中国当前的思想意识格局来看,在官方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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