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邓小平的遗产：建设一个开放的中国

邓小平去世20年了。

弹指间，如今的中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也今非昔比。

然而，重温邓小平当年那些公开发表的言论，朴实无华的字句中，仍能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一种战略家运筹帷幄，深谋远虑的睿智，以及这种睿智所带来的震撼和启迪。

而他和亿万国人一起成就的开放的中国，则是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国人继续前行的坚实基础。

对外开放，是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顺应时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抉择。

当年重启国门，首先是基于老路走不通的沉痛历史教训。

仅仅在1984年，对内对外，邓小平就反复说到历史上的闭关自守之害。

这年6月30日，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提出：“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10月6日，他对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讲：“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10月22日，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又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闭关自守的苦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正是基于这种历史的经验，邓小平认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不开放不行。”

闭关自守的苦头，不仅仅是我们的祖宗吃过。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我们吃过这个苦头”。

闭关锁国时期的中国大陆，国弊民穷。面对外宾，邓小平也不讳言这一点。1982年9月18日，他跟来访的金日成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1985年4月15日，又对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告诉来访的荷兰首相吕贝尔斯，“过去吃不饱，穿不暖”。

之所以会造成如此局面，邓小平1987年7月4日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说过：“建国后，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们吃亏都在‘左’。”“左”到什么程度呢？他在1978年10月10日对来访的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讲：“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作‘崇洋媚外’”；“这是一种蠢话”。

当时却是蠢话大行其道。闭关自守到这种地步，自然免不了会坐井观天，夜郎自大。1991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时就曾提到1974年的“风庆轮事件”。他说：“我跟‘四人帮’吵过架，才一万吨的船，吹什么牛！一九二○年我到法国去留学时，坐的就是五万吨的外国邮船。”

外部世界并不会因为中国的闭关自守而停止变革和发展的步伐。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告诉参加座谈会的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据澳大利亚的一个统计材料说，一九七七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为八千七百多美元，占世界第五位。第一位是科威特，一万一千多美元。第二位是瑞士，一万美元。第三位是瑞典，九千四百多美元。第四位是挪威，八千八百多美元。”可在中国大陆，“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三百美元”。

面对如此强烈的反差，有着世界眼光的邓小平，看到了“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而“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外开放，是中国面向世界的一种觉悟，一种理性回归。1978年10月10日在会见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时，邓小平提出：“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对南斯拉夫客人提出：“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邓小平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和胸襟，为了争取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正如钱其琛1995年12月12日在外交部《邓小平外交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所言，“调整了过去曾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作法”，“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这种面向世界的对外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内在需要。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说：“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1988年6月3日，他又强调：“光凭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还解决不了问题。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

作为一个战略家，邓小平敏锐地看到，发展起来的中国更离不开对外开放。1984年10月22日，他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

“我国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的时候，我们的产品怎么办？统统在国内销？什么都自己造？还不是要从外面买进来一批，自己的卖出去一批？所以说，没有对外开放政策这一着，翻两番困难，翻两番之后再前进更困难。外国人担心我们的开放政策会变，我说不会变。我说我们的奋斗目标，本世纪末这是一个阶段，还有第二个目标，要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达到，打慢一点，算五十年吧，五十年离不开开放政策。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

对外开放，并非权宜之计或心血来潮之举。邓小平是把它视为中国不可或缺的战略需要。一方面，他并不认为，也没有期望对外开放十全十美。之所以还是选择对外开放，是基于理性、明智的战略权衡。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历史经验教训说明，开放伤害不了我们。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

正因为视对外开放为不可或缺的战略需要，邓小平不仅针对国内外担心中国开放政策会变的疑虑，一再解释和强调不会变，表示“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路子不会越走越窄，只会越走越宽”，而且还强调不能变，也变不了。1986年11月14日，在会见前美国证券交易所代表团时，据《邓小平年谱》记载，邓小平说：

现在人们议论邓某人如果不在了，中国会不会坚持开放政策，我说，不是哪个人在不在的问题，而是这个政策对不对。根据我们近八年的经验，这个政策是正确的。如果哪一天有人想改变这个政策，人们不会支持他，他就会被打倒。所以说，既然这个政策是正确的，也是中国的希望，谁也改变不了，下个世纪也会坚持下去。

正因为将对外开放放到了如此的战略高度，即使面对局势的某些波动，邓小平依然能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沉着冷静地来看待对外开放，他从未动摇对外开放的战略认识：“中国执行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开放得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邓小平的这种战略坚定，1991年视察上海时再次展现给世人，他说：“闭关自守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

这也可见，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邓小平始终坚持，对外开放是中国走向兴旺发达的不二路径，动摇面向世界的对外开放战略，就是动摇国本，戕害国运。

（文中引文均出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三卷。作者近著《帝国崛起病》，中国文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