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小骏：香港的未来：制度自信、"一国两制"与对港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对港工作方，从一开始起就蕴含着自信的元素。1974年5月25日，年迈的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曾对香港问题做过最后的交代。中共中央档案馆保留的谈话稿上准确留下了这样的纪录：

毛泽东：「都成历史了！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年轻一代人的事情了！」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对香港问题所采取的对港英殖民统治「暂时不动」的方针，乃是以三个方面的自信为基础。第一，北京自信在军事力量上具有确保香港领土地位的能力。第二，在对港工作上，北京具有英国政府和港英政权必然同中国政府合作的自信。第三，在香港的未来地位上，毛泽东自信下一代中国领导人必然会找到妥善办法适时收回香港。在这样的政治自信下，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三十余年时间里，「一动不如一静」，充分利用了香港作为东西方阵营沟通桥梁的作用，安然渡过了冷战的最险峻时期。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直接主导了中英关于香港回归祖国的谈判，并最终确定了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战略构思。「一国两制」的总体设计亦是基于北京在处理香港问题时所具有的四方面自信。第一，在中英谈判过程中，北京曾反复表示具有以各种可能方式收回香港主权的完全自信。这也是中英谈判的基础。第二，北京领导人对于内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具有自信；他们相信在五十年的时间里，内地和香港的经济与制度落差将会极大缩小或者不复存在，在当时而言这是非同寻常的预见。第三，北京对于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继续繁荣不会损及中国内地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自信。第四，北京也对于中国政府能够管控香港的政治发展、「爱国爱港」力量能够管理好香港本地事务具有自信。 1997年之后，中央领导集体延续邓小平处理香港问题的基本思想，落实了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并顺利实现了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创立与初步运作。这都是在自信基础上得以取得的重要政治成果。

随着二十一世纪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政治自信进一步成为习近平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标志性特征。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2014年12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澳门大学、并参加学生沙龙时指出，「我的体会，要通过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做到格物致知、知行合一。」 这是北京领导人郑重对青年一代提出「民族文化自信」的问题。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成为中国新的政治乐章中的最强音符。

在这个新的高度强调自信的年代，「一国两制」和香港管治同样面临新的变局。首先，对于「一国」与「两制」的关系问题，过去北京刻意避免提及，现在则亟需做出厘清。在自信时代，「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本身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也就是中国整体政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不可能继续允许任何人将之变作抵抗中国整体政治秩序、甚至颠覆中国基本政治秩序的武器。第二，在自信时代，「两制」之间的关系也亟待厘清。随着时代的变化、「两制」之间的差别和落差急速减小，特别是在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大局下，「两制」之间在北京看来已逐渐不再是谁比谁优越、谁向谁学习、谁要取代谁的师生或者对抗关系，而应该是互通有无、互为补充、取长补短的合作关系。随着中国主体政治体系的自信程度不断高涨，「两制」之间关系亦将进入合作则双赢、对抗则俱损的新阶段。第三，在自信时代，北京会进一步强调「两制」得以存续和扩展的先决条件是香港社会对「一国」的承认和尊重。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实行特殊管理制度的特别行政区，接受和维护国家的主体政治秩序自然被北京看作是香港社会的责任，也是北京与香港之间建构政治信任的基石。因此，在此变局之下，唯有建立起中央权力与香港社会之间的高度政治信任，「两制」之间的回旋余地才会更大，「自治」空间才会更灵活，「港人治港」也才能落实得更有效。舍此一端，别无他途。

要构建新的政治信任的基础，关键就在于香港社会能否在未来的时间里与北京建立起健康及良好的工作关系；沟通与交流永远是重建互信的第一步。而欲建立健康及良好的工作关系，转变观念或许是其中最基础的步骤。就香港而言，这起码关涉到三方面观念的改变：

第一，香港社会亟需改变自己面对国家主体政治秩序时的历史优越感和或有或无的不以为然心态。回归后的香港，政治上不应再继续是西方国家阵营的一员，而是标准的中国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不可也无法逆转的政治现实。「一国两制」的安排尊重两制之间的历史差异，但并非意在两制之间区分高下。实际上，今天的国际政治学界已经普遍承认，制度发展本身就是多进程、多通路的，并不存在一种固定的模式。在平等、互信和互相尊重的观念下以合作态度处理两制之间的关系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最优选择。

第二，香港社会亟需改变或明或暗的以「高度自治」来抵抗中国影响力、抵制北京管治的观念和做法。既然北京有自信允许香港实行与国家主体不一样的制度，就不会尝试让香港「大陆化」或者强行转变为所谓「一国一制」。香港社会亦需要以高度自信来践行「一国两制」，敞开胸襟展开与国家主体部分交流与合作。僵持于过去的成见，不能展望未来，香港则永远无法前进。

第三，香港社会亦有必要逐步建立起民族自信、国家自信。经过漫长的殖民统治，香港社会对西方抱有微妙的仰慕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回归多年以来，由于香港并没有进行彻底的「解殖」工作，本地华人菁英阶层的某些人始终不能放弃以高等华人自居的态度，在西方和中国内地面前都无法以平等姿态、不卑不亢地处理彼此关系。

香港与北京若要在自信年代彼此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香港社会政治观念的转变是最基础、亦是最重要的工作，应当及早着手进行。而香港的本地知识菁英、文化菁英和媒体菁英应以本着对香港未来负责的态度，在这一进程中放下成见、率先垂范，起到引领而非阻碍的作用。

核心问题

正如前述，「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落实及香港政治走出困境，核心问题在于香港社会如何处理与中央权力的关系。未来，最有利于京港双方的做法显然是通过建立起彼此之间合作共赢、相互尊重、和睦共处的工作关系，来逐步恢复和重建中央权力与边陲社会之间的政治信任，从而为「一国两制」的存续和特区自治空间的扩展创造必要的政治条件和气氛。

在这一方面要达至目标，特别需要处理好三组关系。其一，是香港社会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其二，是香港社会与特区政府的关系。其三，是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香港社会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主要涉及到香港社会是否能够建立起中国国家认同及切实响应中央对于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关切。香港社会与特区政府的关系，主要关涉特区政府能否获得香港社会的认可、能否与香港社会形成良性的互动，并通过与社会各层面的合作逐步改善管治质素。

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则关涉如何处理好「一国」原则下「两制」关系的问题。特区政府作为代表香港社会的执政者，是否能够具有政治意愿及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北京所关注的领土统一、国家安全、政权稳固和发展利益。同时，是否能够把维护中央权力的核心利益与维护香港社会的根本利益（包括但不限于法定权利与自由、核心价值、生活方式、法治、资本主义制度及高度自治）统一起来，以智慧消解两方面之间可能存在的张力和潜在矛盾。无论未来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如何改革，作为完全由港人组成的、行使高度自治权的地方政府，特区政府对于重建香港社会与中央权力之间的政治互信责无旁贷。特区政府尤其需要在建立中国国家认同、维护国家基本政治秩序和尊重北京在港主权及治权方面为香港社会做出表率。唯有如此，「一国两制」才能开创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在二十一世纪，香港作为特殊的金融中心和国际发达城市，希望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获得更大自治空间、维护自身制度与生活方式的特殊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在新的形势下践行「一国两制」的可行道路。但是，「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得以巩固和扩展，先决条件必然是香港与北京之间的政治信任得以充分恢复与重构。未来要重建京港之间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政治信任，以下五个方面的基础政治条件恐怕是必须得到满足的。

第一，香港主流社会承认并接受中国的主体政治秩序。在殖民地时期，香港华人社会对殖民地政权始终保持一定的疏离感，但从总体上讲对于殖民地的政治秩序和管治结构是认可和接受的。为何回归之后北京则始终无法在香港社会建立起管治权威？这恐怕一方面是由于历史的因缘造成的「恐共」、「拒共」心理，使得香港社会并未完全接受中国的主体政治秩序，但另一方面也与殖民地政府和回归后香港媒体多年以来对内地的「妖魔化」宣传有莫大关系。实际上，承认和接受中国的主体政治秩序和北京对香港的主权权威，对于香港的自治空间，不但无损而且有益。因为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唯有「一国」这个指定动作做好了，「两制」才有更大和更广阔的自由发挥空间。在「一国」的问题没有得到切实保障的情况下，北京和特区政府的注意力都会被牵制到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来，因而无益于解决香港所面临的其他更加紧迫的「在地」议题，特别是民生议题。而判断香港社会是否已经承认并接受中国主体的政治秩序，五项关键要素具有标志性的意义：香港特区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统一性是否稳固、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否得到拥戴、国家主体政治秩序是否得到维护、国家代表标志物是否得到尊重，以及中央政府在港依法行使主权和治权的权威是否得到确立。这五个方面的情况对于衡量和分析香港社会对于国家主体政治秩序的接受度具有重要的标尺意义。

第二，香港主流华人社会建立起稳固的中国国家认同。对统一国家的政治认同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理应是香港社会顺利完成回归过程的必然成果。香港社会同中央政府信任关系的基础和前提亦在于此，无此基础和前提则信任不复存在。因此，在未来的香港政治中，任何希望香港政治走出困局的人士，都需要在国家认同的构建方面做促进者、而不是障碍物、甚至促退者。在香港已经不可逆转地回归中国版图的情况下，建立对中国国家的政治认同对香港巩固其国际地位和继续发挥其经济优势都是必要条件。特别是，稳固的中国国家认同也是中央权力对于香港未来发展进行定位的基础。试想，如果没有巩固的国家认同， 香港只会成为外资从中国经济体上吸血的管道，如何能够成为令中国信任的国家级金融中心？这也是北京迄今从未把香港定位为国家级金融中心的主要顾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