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飚：直面香港――“民主”、“自治”与政党

从“占中”到“占钟”

几乎所有的媒体──香港的、大陆的、西方的，不管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都把2014年9月26日以来香港关于2017年特首选举办法的抗议，特别是28日以后升级的对峙，称为“占中”运动。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系列事件的流程，则应该注意到，占中组织者在28日凌晨宣布“占中开始”，在事实中开始的不是占“中” （占领中环），而是占“钟” （占领金钟）。“中”、“钟”之别，不仅是地理位置的不同。“占中”是香港部分学界、法律界和宗教界人士在2013年初发起的有关2017年选举改革的运动。占中组织者在发起后，积极宣传动员、讨论方案、与包括大陆在内的各方面接触。他们计划，如果上述努力不能实现他们提议的方案，将占领作为香港金融中心的中环，堵塞香港的经济命脉，以实现其政治诉求。

“占钟”则是9月26日深夜，部分学生因为爬入香港特区政府前的公民广场被警察逮捕后而形成的全港性运动。部分群众在旺角、尖沙咀和铜锣湾──香港典型的高密度商业市井生活地段──设置路障、搭撑帐篷，进行“占领”。香港社会生活受到明显干扰，国际媒体高度关注。10月20日香港高级法院下禁制令，占领者必需立即离开仍被占领的金钟和旺角。21日学生代表和港府代表进行了两个小时、电视直播的对话。至11月初，各方面没有统一意见，但是同意通过和平对话寻求解决方案。

尽管“占中”和“占钟”所表达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即争取“真普选”、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改变其8月31日关于特首普选和立法委员会委员选举办法的决议，但是二者不完全是一回事。中环是整个香港的象征，金钟是香港政府所在地。占领中环，意在表示自己代表整个香港要求政制改革。占钟则是包括学生在内的各界市民针对香港警察和政府强硬措施的反应。不少占钟者并没有积极参与对选举方案的讨论，也不赞同占中的行动方案，但是28日以后走上街头，表示要保护学生、问责港府。简言之，占中是规模有限但是主旨宏大的一项社会运动，而占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港府的，规模庞大，但是起始主旨有限，它带有偶然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突然形成的事件。

要区分占中和占钟，是要防止把有关政治体制安排的长远考虑和一时一地的紧急应对绑在了一起。香港有不同政见应该很正常；要警惕的是，在民间累积的、模糊的但又普遍的“反中”情绪找到把自己合理化的政治语言。当弥散的社会情绪和激进的政治诉求结合在一起，可能带来长期的不稳定，也可能使香港群众对民主的合理追求被狭隘的地方主义绑架。把在“一国”框架下对“两制”具体做法的探讨，变成中--港两个社会间的对立。

理解原计划的占中怎样变成了事实上自发的占钟，将帮助我们把握特定的政治诉求如何转化成群众行动，同时也帮助我们理解群众间多样的情绪如何被政治要求所带动。面对社会媒体高度发达时代的 “占领”式的社会运动，这样的分析显然是重要的。为此，我们首先必需直面这场运动，直接地从发生了什么本身来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不把它当作某个纯粹理念（“民主”）的直接化身，也不把它处理成国际阴谋下的幻影。正视它，我们要看到它在当下的内部的复杂性，同时也看到这个当下、这个内部，是怎么在历史上形成的。

在下文，我将先分析这次运动中的核心要求，即香港的“民主”与“自治（自主）”，来看其历史形成的脉络和在现实中的兴起与局限。然后我再回到“一国两制”的框架以及它和中国“党-国家”体制的关系。前者希望能呈现大陆的历史经验对当下香港可能具有的参考价值，后者则将尝试探讨这次香港治理危机对思考中国政治潜在的建设性意义。

香港“民主化”的外向性

2017年香港特首的普选方案，是这次运动的中心问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4年6月10日发表题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强调特首必须“爱国爱港”。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31日通过决议：特首选举，先由提名委员会提名2~3名候选人，每个候选人必须得到50%以上的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认可，然后全港登记选民一人一票直接选举。这是对现在由选举委员会委员选举特首的办法的改革，以落实《基本法》中承诺的普选。2017年的提名委员会为现在选举委员会的延续，由1200名来自四个“功能界别”[3]的代表组成，这些代表由各界指定的投票人按分配名额选举产生。反对者认为提名委员会的名额分配和选举办法不反映香港的社会构成，事实上倾向于工商界和所谓“亲北京派”。规定每个候选人必需要得到50%以上的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认可才能出闸，事实上是断绝了民主派执政的可能。“爱国爱港”的要求，没有客观标准，不符合基本法中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权的规定。他们从而提出，特首候选人应该由公民直接提名（“公提”），或者由各政党提名，然后全港直接选举，是为 “真普选”。

但是，在“求民主、保自治”的口号下也携带着各种其他因素。对很多占领的参与者来说，这些因素比特首选举的方案更为直接和重要。首先，民众对香港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极大的贫富差距、年轻一代（即“第四世代”）缺乏流动机会，日益不满。地产和金融控制香港经济，虽然表面繁荣，但是无助于普通民生。香港地产由极少数家族把持，房价成为市民大众极大的生活负担。大学毕业生告诉我，近20年来大学毕业生工资上涨有限，而房租则涨了近10倍。这些问题所以和“民主”联系在一起，因为不少香港人认为，中央为了自上而下地治港，支持联合香港的地产和金融资本，强化了社会不平等。“港人治港”实为“商人治港”。而大陆反腐中不断揭示出来的高官把香港作为不法资产处理的基地，更引发香港的恐惧。近来曝光的香港公务员腐败、传统主流媒体（特别是电视台）的缺乏中立性，也被认为是大陆方面干预过多的结果。部分港人认为，除非实现真普选，港府不会真正重视港人的意见、着手改变现状。

其次，对香港的国内、国际地位下降的强烈危机感。香港的GDP不仅已经落后于上海、北京，也将被广州、深圳超过；一向被港人多少瞧不起的新加坡也直追香港的国际地位。这一危机感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的。下金蛋的天鹅变成了不高兴的小鸭。民主派由此觉得要加速行动，既然经济上的优势不断下降，必须转向政治上的压力，以求“自救”。

再次，香港市民对中国大陆社会的隔阂与逆反情绪，也不容忽视。且不论自由行、大陆水货客、孕妇产房床位、空气污染、就业竞争等等很多普通市民反复提及的话题，就是在关于普选方案的理性讨论中，这一情绪也相当明显。比如，很多学者、学生很不认同人大常委会的8/31方案，不仅是因为其对候选人的限定，也恰恰是因为其引入了“普选”。他们认为，让香港一人一票选择事先控制好的候选人，这意味着对香港选民的政治人格和尊严的蔑视，还不如不普选。一个大学生问我：“凭什么把你自己想讲的话硬塞到我们的嘴里？”在人大常委会发布其决议之前，香港各方参与了政府主持的意见咨询，提出多样建议，但在不少人看来，人大的决议不仅没有反映这些要求，而且选择了几乎是最苛刻的方案；甚至不愿意做一点姿态性的妥协动作。这种对立感对运动后来的发展方向有重要影响。

因此，占领派的民主与自治权的诉求有虚有实。实者，它有具体所指；虚者，它调动糅合了多种社会情绪。民主话语在这次运动中，特别能够以实带虚，形成巨大的动员力，是和它强烈的外向指示性联系在一起的：即它是直接指向中央政府的，是一个抗议型的口号。民主的内在过程和实质性效果──普选为什么会增加香港的经济公正？民主为什么会提升香港的经济结构？特别是，在当前情况下，香港的不同社会力量如何能够形成有效有序的民主格局？──是很不清楚的。正因为内在的模糊和粗线条化，对外才成了一个嘹亮的单音符。要理解这次运动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就需要分析这一外向性。

外向性是香港的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历史特征。香港民主政党起源于1990年。1992年彭定康来港后，不顾前任和中方形成的默契、甚至罔置伦敦方面的质疑，大力高速推进政治民主化。中国方面同时加紧在港培养扶植政团政党。有人“突然”民主，有人“突然”爱国。今天 “建制派”和“民主派”的对立决定香港政界格局，很难说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香港社会的内部关系。香港民主的外向性又联系到它对形式化的政治民主（相对于实质性的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强调。香港的基本社会福利、法治建设和政治表达自由在1970年代以来港英政府控制之下基本成型，这些权益不是民主化的目标；民主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和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这也导致了民主运动中的纲领偏于抽象，比如占中计划强调人大的方案要修正，原因之一是它不符合“国际标准”。而部分民主派试图把香港问题的国际化，利用其他国家和中国之间可能的矛盾关系，则把香港民主化的外向性推向极端。

指出香港民主化的外向性特征，当然不意味着民主运动不值得重视。相反，只有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复杂轨迹，方能更稳健地推进当下的民主建设（而非仅仅局限于“运动”）。1980年代后期中国民众对通货膨胀的恐惧，对以官倒腐败的痛恨，以及对骤然加剧的社会不平等的不知所措，都被表达为对政治民主的追求。人们似乎以为，一旦照亮民主之光，一系列问题将迎刃而解。关于究竟如何民主化，反倒几乎没有任何具体设想。具体的社会矛盾被抽象地化约为民主政治。这导致了三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后果：

第一，对社会问题的简单化约造成运动期间的意见高度一致性，从而使态度不断激进，政治要求不断提高。在政治互动中自断了退路。

第二，“民主”话语笼罩了各种社会问题，使这些问题长期没有被细致分析。以至于，对运动的积极因素和局限都没形成深入反思，从而不能对后来的社会变化提供分析性的参考意见。

第三，由于运动偏离原初目标，运动结束后，社会各界对运动原本针对的权力和市场关系扭曲的问题也就缺失反思和批判。其结果，市场化高歌猛进、所向披靡，经济不平等空前加剧。在GDP连连创高的光辉下，钱权联盟在各层各界悄然成型。

因此，究竟应该怎么分析香港的金融和地产资本的地位？挑战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在现实中究竟有哪些具体的撬动点和撬动器？香港和大陆、亚洲、世界的关系面临着历史性的变化，究竟该怎么理解和应对这一趋势？普选本身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相反，如果过于关注形式化政治民主的问题，可能让这些真问题被隐藏起来。当运动过去，不管政制形式如何变化，既得利益的核心群体可能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有可能只为以新面目出现的保守势力提供合法性。

如果说民主诉求的外向性是间接的，那么自治权当然是直接对外的。“香港不能变成另一个中国的城市”，这是一些民主派的疾呼，也是不少普通市民的担心。香港确实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城市经济体。但是，香港的自主性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今天又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香港的自主是由她在1997年以前，相当特别的殖民地地位决定的。香港是英国事实上的殖民地，英方保护其安全，保证基本的秩序；但是她又不是正式的殖民地，英政府抱着“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的想法，没有在香港实行“深度殖民主义”。在香港岛的精英没有被深度英化，更不用说九龙城的三教九流了，从而使香港的日常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的自治性。英方推行典型的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商业贸易尽量少受公共福利支出、劳动权益保护等“社会外部性”的干扰（这当然和英国本土在战后的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很多来到香港的新移民，也抱着“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的想法，一心追求经济上的生存和发展。这样，香港成了世界上最纯粹的自由资本主义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