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华：我们离威权主义模式尚有相当距离

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威权主义民主能否带领中国走出困境？――新加坡模式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我觉得这题目出得很好，它既是一个重要的学理问题：关注这几种政体形式，以及它们之间的转换；同时又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即我们的社会如何转型的问题。

一、威权政体是一种过渡形态

首先我们对威权政体要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关于威权主义的定义是：以绝对权威的方式来实现领导者统治权的体制。其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国家要获得经济上的发展，其领导人要有绝对的政治控制权。这种寡头政治基本上不具备民主国家之要素，也不具备极权主义国家之要素。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具有这种威权主义的两个特征：（1）领导人以一种近乎独裁的方式进行统治；（2）这些领导人致力于促进他们国家的经济发展。

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的一点是，威权体制常常是一种过渡形态。在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理论当中，通常都把它作为一种过渡状态来理解。这不仅是一个理论上的理解，现实中也能看到，在世界范围内，之前被认为是威权政体的国家，比如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萨达姆统治的下伊拉克，都是用军队和铁腕手段管理国家；还有一些拉美国家如60-70年代的巴西和阿根廷，以及台湾、韩国、新加坡等等，都经历了民主化的转型。威权政体既是一种中间形态的政体，也是一种过渡形态的政体，它可能转向民主政体，也可能转向极权政体。从长远来看，这种政体是不稳固的。

我们所讨论的题目也提到“是不是有其他的模式（主义）可用？”我想当然是有其他模式可用的，比如今日世界上位于最主流地位的民主政体，苏、东等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已转向民主政体。至于刚才提到的社会转型是不是成功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至少当下我们还不能完全以成功论英雄，因为一些国家仍处在一个转型的过程当中，有些东西还得看，现在很难论成败。

当然除了威权政体、民主政体，还有极权政体，我们暂不讨论。今日中国社会对民主政体有许多误解和妖魔化。实际上，民主政体作为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的体制形式正是我们所缺少的。民主政体有着宪法和程序的基础：强调以法律传统为基础，强调公民拥有广泛的公民权，包括持不同政见的权利。同时不同的政府部门具有各自不同的职能，实行三权分立。治理过程通过代议制来付诸实施；代议制机构分别被称为国会或议会。选举权是广泛的，选举是经常性的。早年我们社会学人类学的先驱费孝通先生对民主制度下的政党有这样的理解：“民主国家的政党不是一个做官的，或是想做官的集团，而是整理民意、推举人才的政治机构。这机构的基础有二：一是人民可以自由结社，自由言论；二是用选举票来决定政策和官吏的任用”。而且他专门强调了，“民主政治不能没有政党，可是政党的积极贡献也必须在民主政治中才能表现。”

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今天各个国家的政治实践来看，宪政民主是一个国家通向长治久安的唯一的途径。威权国家也好，极权专制也好，都是靠剥夺和限制公民的权利、公民的自由来维持稳定，用强制手段维持稳定；这样形成的维稳体制我们一点都不陌生。而宪政民主国家的稳定则是建立在公民能够充分享有各种权利的基础之上的。民主政治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政治行为的暴力性质，使人类的政治行为趋向于和平、理性，这是一个实现人类政治行为文明化的过程。

我还是更多地说我们的社会，新加坡自然有它的特点，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比如张静提到的有关新加坡社区服务、社会组织的状况，其在调解居民矛盾纠纷、均衡利益关系方面的作用，实际就是通过培育社会自身的力量实现社会的自治。社会自治其实就是民主制度最重要的社会基础。

但是我们看今天中国的现状，我觉得好像威权主义对我们都蛮奢侈的，我们离威权体制都有很大的距离。如果能通过威权这样一个过渡形式，真正走向宪政民主，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一个很好的路径。刚才说到忧患意识，忧患什么需要进一步思考，是忧患这个社会如何走向现代政治文明？还是忧患这个江山是不是在自己的手里？我们需要进一步理解，这几种政体模式之间的根本区别，以及我们应有的选择。

二、民主的误区与民主恐惧症

长久以来，我们的社会对民主一直有一些误解，存在很大的误区，并由此造成对民主的恐惧，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民主恐惧症，也可以把它称之为社会恐惧症。这是对社会转型即从一种政体转向另一种政体的恐惧，也是对社会作为一种自组织力量的恐惧。这个误区通常体现在人们往往把民主理解为“人民当家作主”，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理解。现代民主本质上并不是人民的统治，或者“多数人的暴政”。可以看一下民主国家的政治状况，社会还是由少数精英来统治的，像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官僚制作为现代国家的管理体制。还有熊彼特把民主看作是一种竞争政治领导权的制度安排。

概括一下，有这样几层含义，民主不意味着最广大的人民的统治，民主还是精英的统治，是政治家的统治。但这个精英不是单一的，不是一家独大，而是多元的精英，他们要通过竞争（通常是政党竞争）去获得治理国家的权力。公民通过定期的选举来选出政治精英，使其成为政治决策者和领导者，公民能够以利益集团的形式来参与政治，影响决策过程。还有最重要的，精英集团也好，统治精英也好，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有可能成为精英，比如女性、黑人都可以成为国家的领导者，这也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如果是这样的理解，我们就不应对民主政治采取避之唯恐不及的态度。认为一旦民主了就会怎么怎么样，中国这种民主恐惧症最突出的表现是：一旦民主了中国就会乱，比如台湾，一开会就打架；一旦民主了，就会贫穷，像印度，穷、脏乱差；一旦民主了，中国就会分裂，比如俄罗斯，等等，有很多这类对民主妖魔化的想象。

另一重要问题是我们对中国当下政体的基本性质需要有一个判断。这个问题有很多的争论，许多人认为中国现在已经是威权政治。分辨极权和威权的本质不同还是非常重要的，在座的都是专业人士，这个问题也不难理解。我认为最根本的区别有以下几个方面：

极权统治是一个全方位的、全面的控制，即控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私人生活领域也要控制；而威权统治则不存在这样全面的控制，比如在经济层面，威权体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要大力发展经济，要进行国家现代化的建设，不存在全面调控的经济制度，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可以存在，甚至可以去鼓励、发展；这是一个基本的区别。

第二个区别，对民间组织，对社会自组织的态度，极权体制下社会自组织处于被全面取消，全面压制的状态；而威权体制下这样的民间组织是可以存在的，前提是只要它不反对独裁统治，不推翻这个政权。

第三个区别就是对意识形态和宣传的全面控制，这个在极权体制下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没有哪个威权统治，之前的韩国，台湾也好，新加坡也好，都不可能也不会全面控制言论，出版和舆论。

还有对私人生活的控制，极权体制可以达到对私人空间全面彻底的控制；而威权并不全面控制私人空间。

三、形成权力、市场、社会相对均衡的结构状态

关于中国的社会转型，我们并不是要一步登天，达成像很多民主制度已然成熟国家的状态，我们得一步一步走。但中国今天的状态实在太有问题了，权力，市场和社会处于太不均衡的状态，这一结构性失衡使得整个社会处于不正常状态。具体而言就是权力一家独大；市场也是权力支配的市场经济；社会这个维度更不用说了，我们做社会学研究的在这方面非常忧虑：社会弱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大家到处寻找社会空间，找哪个地方能够作为社会的生长点。

以社会制约权力，这是托克维尔等一批思想家的主张和重要遗产。著名的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也主张多元主义民主，他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有关“多元政体”（Polyarchy）的学说，认为，民主应该被定义为“多重少数人的统治”。多元不仅是体制内的多元，也指不同的社会结构性力量也应该有一种多元制衡的关系。一方面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这是权力内部的分权制衡问题，无论是横向分权的三权分立，还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纵向分权，都是权力制衡权力。从整个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同样需要一个更大的结构中的力量制衡，即权力、市场、社会之间也应有一个相对比较均衡的状态，能够相互制衡的关系。

我们看一下中国的政治生态，从1949年直到今天，权力、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都是严重失衡的。前30年的历史证明，虽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用总体性权力来应对总体性危机不失为一种选择，但在常规状态下，企图用独大的权力去包揽一切的做法，已经被中国的经济社会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就此而言，在今天的时代，回到总体性社会的老路上去更是没有出路的。我们今天应该做的、应该努力去做的，是让众神归位：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三者各司其职，各守本分，互补互助，相互制衡。这才是应对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正确选择。简而言之，让公民社会正常发育，是中国社会能够成功转型的必经之路。

（原载于《中国与世界观察》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