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晨 周晶:基于新型智库的有机知识分子与服务地方发展

作者:刘晨 周晶发布日期:2016-12-16

「刘晨 周晶:基于新型智库的有机知识分子与服务地方发展」正文

[摘 要][目的/意义]本文主要从有机知识分子的角度来探讨新型智库该如何进行自我建设,以服务地方发展。在转型期的中国,基层的问题可谓繁多。对于智库而言,利用有机知识分子的专业性与有机性,来服务地方发展是路径之一。而如何建设新型智库就成为了一个难题。一方面,智库的定位与地方发展的需要要紧密的结合,另一方面,智库的发展与知识分子的有机性要结合起来。[方法/过程]本文择取了“中国农村智库发展平台”作为研究的个案,以分析智库建设的要点、知识分子有效参与与地方发展的需要等问题。[结果/结论]研究发现:新型智库要在人才引入上面下足功夫;要有针对性的依据政府要求,提供有机性的对策,以更好的服务地方发展。

[关键词]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新型智库;农村地区;地方发展

1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与“有机性”

1.1 什么是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

弄清楚有机知识分子,首先得弄清楚什么是知识分子。郝志东教授认为,“广义而言,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受过相当的教育且从事某种专业性工作的人。”[1]谢泳教授则认为,“中国知识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用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概念,即在专业之外保持对社会关心并用批判性思维对待社会现实的那个群体。”[2]所以,从这两个层面综合来看,所谓知识分子即为受过一定教育,并且在专业之外保持对社会关心,并用批判性思维对待社会问题的群体。[③]

但是,往往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会遇到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角色,即有机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性更多的是建设性的批判,所以他们也属于知识分子的一种类型,并且他们主要做的工作是服务于政府的一些决策咨询等。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这种机构内的研究者们。正如郝志东教授所说,“有机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处在领导地位,受过一定教育的人,他们在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订立政策并执行这些政策。”[3]这只是一种看法。接下来,让我们再看看其他人对有机知识分子的定义。

首先,当我们回溯“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时,可以发现,其最早由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他认为,“每个社会集团既然产生于经济社会原始的基本职能领域,它也同时有机地制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这样的阶层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与政治领域将同质性以及对自身功用的认识赋予该社会集团。”[4]他还说,“按照曼海姆的智识活动者定义,必然得出‘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的结论。”[5]这也就是说,并非所有从事并且发挥特定或专业职能的知识分子都是有机的。且其所说的“特定”往往与“有机性”是可以等同或者约等。其次,具备什么样职能的知识分子才是有机知识分子呢?葛兰西说,“在我看来,方法上最普遍的错误是,从智力活动的内在本质去寻求这种区分的标准,而不从这些智力活动(以及人格化地体现这些活动的知识分子集团)在社会关系总复合体中占有其地位的整个关系体系中去寻求这种区分。”[6]所以,还需要是智力活动者,才能算作有机知识分子。

前台湾嘉义县文化局局长钱永丰认为,“所谓有机化,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是服务于某一个社群,某一个阶级,而是为了促进社会整体的进步。因此,知识分子必须让自己有机化,让自己自由,知道不同的利益之间要怎么对话、串连。”[7]所以,如此看来,有机知识分子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两个进路的演变,一个是“为政府出谋划策的人,作为智囊成员,可以称为有机知识分子”;另外一个是因为社会的有机分化,智力活动的群体从事自由与独立的行为,帮助社会整体进步。可以发现,这两个进路有一个共同特征,正如他们所定义的,都是在帮助社会进步,只不过,一个是协助政府来执行或自己去执行政策,以推动社会进步,一个是在社会基层生长,争取社会的进步。

本文主要采取的是第一个进路,简而言之,即服务于政府的知识分子才能算作有机知识分子。又因为在《知识分子与农村发展》[8]一书中,郝志东教授将知识分子分为:有机知识分子、批判知识分子和专业知识分子。[④]所以,本文认为,有机知识分子主要在于能够基于职业立场而不是道德立场去发挥他们的能动性,从实践和决策等层面推动社会关系的变化,这些关系包括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等。同时,他们还可以推动政府在公共政策中职能的发挥,一个是采取直接性的实践,一个是建设性的监督。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有机知识分子的角色自然也就可以定位于政府的智囊,或从事政治辅佐性质工作的知识分子。

1.2 有机知识分子的“有机性”

既然知识分子是作用于政府的,那么这种“作用”背后的“有机性”又该如何去理解呢?在葛兰西那里,“有机性”有两层意思:一是知识分子与特定社会历史集团的“有机性”,即每一个社会集团都会产生与其保持紧密联系的知识分子阶层;另外一个是知识分子与大众的“有机性”,这种有机性即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辩证法。[9]简单的理解,即为知识分子可以和特定社会历史集体“联系”在一起,也可以与社会大众“联系”在一起,而什么时候和什么对象“联系”在一起,则看知识分子本身和社会环境对他们行为的左右。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代中国社会,有机知识分子往往与社会大众联系的途径并不太多,而与政府却越来越近。比如说,《社会》在2011年第5期发表了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李钧鹏的《知识分子与政治》一文,其中谈到:“在现代性模式下, 知识分子是社会进步的旗手或导师 ( 或曰立法者);而在后现代性模式下,知识分子与权力的结盟开始破裂,知识分子成为专家(expert)、智囊 (adviser)或顾问 (counselor) (或曰阐释者 )的同义词。”[10]

由此来看,“知识分子的‘有机性’已经脱离了葛兰西当初所定的范畴,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越发的向权力靠拢。”[11]但是,这样的靠拢,是帮助权利的有效实施,把知识与政府决策实践结合起来,因为他们的实质性权力不大。他们多半是起着一种智囊的作用,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撑,类似中国古代的幕僚。

在如今的中国,如今的幕僚,可以说是新型智库。因为,政府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来对社会的问题进行对策性的提议。同时,在对政府发挥作用的时候,他们在网络时代还通过智库的平台来帮助政府决策和农村发展。

所以,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从有机知识分子的角度来分析两个问题:第一,新型智库建设与有机知识分子的有效参与。正如前文所述,有机知识分子的参与,往往可以通过智库的形式完成,比如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迟福林,[⑤]可以算作是1978年中国改革最早的一批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第二,不难发现,“两湖地区”(湖南省和湖北省)的知识分子们在乡村治理领域的“有机性”比较明显。[⑥]这种帮助政府的形式,缘起于政府与科研机构的衔接。主要因为以下两个原因:第一,这些知识分子们处于教育和研究的第一线,具备良好的知识素养和专业兴趣,而在研究资源方面获得高校和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具备承担智库的基本条件。换句话说,这种“帮助政府”的职能是内外部原因的互相作用,一方面是知识分子自身的抱负诉求和知识价值转换理念,另一方面,政府处于当前社会问题频发、社会风险不断增大的转型时期,对外部知识及建言献策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第二,他们个人也乐意成为这样的角色,帮助政府来协助“三农问题”的解决,在彼此致力推进农村发展的前提下,政府与有机知识分子的合作就此完成,在行动上形成默契。

2新型智库的建设对有机知识分子的吸纳和参与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该文指出:“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近年来,我国智库发展很快,在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2]可以发现,这个文件从正面肯定了智力资源对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新华日报》也刊文指出,“推进智库建设,应在以下几点展开深入推进:第一点是顶层设计,中央应出台配套政策对地方进行指导;第二点是抓试点,开展地方性试点工作;第三点是深化改革事项,将智库建设纳入改革意识;第四点是加大人才引进,加大人才培养的同时,也加大对国内外高端人才的遴选工作。”[13]唐洲雁认为,“新型智库需要做好以下三点:第一,决策需求增加,智库参与重大决策的渠道更加畅通;第二,信息公开力度加大,数据获取及分析处理更加及时准确;第三,政策评估制度更加健全,智库第三方评价作用凸显。”[14]可以发现,它们都几乎在关注智库的职能建设,包括类如地方性社科院的智库转型研究,也多是如此,而很少关注如何吸纳人才和如何建设智库。

2.1 新型智库对有机知识分子的吸纳

首先,智库的建设离不开人才的支持。在上文中我们对新型智库建设的要点有了一些罗列,而在《新华日报》所刊登的《中国新型智库的路在何方》一文中[⑦],虽有提出对人才吸纳的问题,却没有更为具体地论述,比如“智库建设可用‘热、急、难’三个字来形容。要顺势而为,从高峰、高人和高效三方面上构建我们的智库建设高地,建设具有高质量、高端人才和高效运营体制的新型特色智库。”[15]。而没有说如何吸纳“高人”,如何吸引高端人才?恰好,这些才是建设高质量智库的关键。本文以为:第一,人才的智力贡献可以帮助政府做出更为科学全面的决策;第二,引入的新型人才往往可以改善智库建设,而不是再利用非现代国家的治理思维去作出判断和决策;第三,人才要进行分类,有的人才并不是适合于有机角色,而更多是基于专业的角色作出的研究。也就是说,专业知识分子的非有机性,并非适合地方智库的发展与建设,因此需要有机知识分子的专业性。[16]

在本文看来,对于有机知识分子的甄别只是新型智库建设还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对于那些不在公共领域发生作用的专业行为不能算作纯粹的有机知识分子,它们只能算作专业领域的有机知识分子。这并不利于公共社会的建设。比如说“中国农村发展智库平台”这个服务端[⑧]。虽然,该平台的官网上列出了“中国农村智能决策系统”“中国农村调查系统”“中国农村村情观测系统”“中国农村数据库系统”和“中国农村社会动态跟踪系统”。但是,我们很难看到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这个平台采集和分析数据(调查农村时所获得的数据等)的过程;第二,我们无法从这个平台来全面地了解该智库的成员都有哪些?第三,这些知识分子或者有机知识分子又是如何被引入的?因为徐勇教授在《打造“三农”高端智库》一文中曾说,“华中师范大学的中国农村研究院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以下的工作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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