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金成：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面对的挑战及中国改革的回应

内容提要：资本主义没如预料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主义革命没如预测在先进国家成功、社会主义建设没如预计采用计划经济，这三大事实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挑战；中国改革渐聚渐凝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宣示了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成，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实践成果，其逻辑回应了三大挑战。

关键词：当代/马克思主义/三大挑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发展模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2BKS027。

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是当代基本事实。资本主义借助市场经济取得显著发展，改变了两种制度的并存态势，迫使社会主义走上改革之路。这些对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形成了重大挑战，集中在以下三大问题上：其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如所预料的退出历史舞台――从价值尺度层面质疑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挑战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地位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其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如所预计的采取计划经济来完成――从逻辑原理层面质疑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挑战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发展及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论；其三，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如所预测的在先进国家率先成功――从策略原则层面质疑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取代的条件，挑战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作用及社会主义生成规律的理论。

上述三大问题从不同角度质疑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政治上构成了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问难，是中西学界对马克思主义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合理性形成质疑思潮的重要原因，同时也理所当然地构成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研究的基本问题。

笔者认为：三大挑战在事实层面质疑了马克思主义结论，形成严重政治冲击力，很大程度影响到人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但三大挑战在逻辑层面只针对“两个必然”――何时实现、何种路径、何者率先等策略方面，并没能触动“两个必然”本身。同时应该看到，三大挑战集中体现了原创理论在生产方式问题上的判断有误：低估了市场经济自我调整的潜力，高估了计划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中国改革所推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完整地展示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其逻辑前景回应了前述挑战，为当代重构社会主义必然性奠定了基础。

一、三大挑战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冲击

三大事实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构成了严重挑战，后者所激起的政治思想涟漪是引人注目的。较早时期，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主要针对后者所仰赖的“社会发展存在客观规律”这一前提，从波普的《历史主义的贫困》到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都明确否认人类社会发展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晚近时期，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形成了向其基础部分转移的动向，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都建立在阶级分析、阶级斗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基础之上，而这些均遭受到尖锐的抨击和批判。所谓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只能通过回应上述挑战，才能得到坚持和传播。

从总体上看，三大挑战的最终形成与当代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有关。

首先，二战之后，生产力发展经历着从工业化向信息化的转变，传统社会主义所针对的阶级现象发生了很大改变，学界出现了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思潮。美国学者赖特在其主编的《阶级分析方法》一书中展示了六种阶级分析视角，马克思主义仅具其一。国内学者周穗明在《20世纪西方主流学术界的阶级与社会结构理论述评》一文中，选择了西方最具代表性的12位理论家，认为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他们“形成中的新共识强调传统阶级特征的弱化，身份特征的强化；阶级意识的淡化，身份意识的强化；阶级政治的退化，去阶级意识的强化。”[1]这种局面导致所谓“后阶级分析”论者主张放弃“阶级”概念，转而使用“社会不平等”概念：阶级所体现的不平等仅仅属于社会不平等的一种。按照帕库尔斯基的说法：非阶级的不平等理论主要衍生自托克维尔主义、涂尔干主义和韦伯主义，“强调劳动分工和职业闭合的职业分层理论；从种族、性别和民族―国家等方面探寻不平等和冲突之根源的地位不平等理论；关注政治权力、组织内权威等级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张力的权威理论。”[2]

其次，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阶级斗争的诉求从政治目标转向了经济目标，导致西方学者对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解构。当阶级从确定性转变为不确定性的时候，阶级斗争主体也相应从稳定状态转向不稳定状态；后者直接影响到阶级意识的理论提炼以及阶级队伍的集中组织，最终会波及阶级斗争实践。克朗普顿据此认为：“尽管阶级划分是持续的，但‘阶级’的观念在当代社会却已经失去了作为一种核心话语或政治组织原则的重要性。”[3]然而，在马克思的语境中：消除阶级不平等就等于消除了社会不平等。一般意义的阶级理论应该包含阶级概念和阶级斗争策略的内容，前者为后者提供了主体判断，是后者得以发生的关键。

再次，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所出现的弊端，导致西方学界对无产阶级专政形态的批判，进而扩展至对无产阶级解放目标及社会主义运动合理性的质疑。这可以看作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发生变化的自然结果。20世纪90年代，冷战以资本主义获胜结束，英国学者理查德•斯凯恩认为阶级乃至剥削的存在不会影响资本主义延续：“在20世纪末期分享马克思关于废除阶级的观点已经被视为乌托邦了。”[4]无独有偶，福山也认为，“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不仅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更证明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只有西方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这一条道路；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而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5]

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马克思无产阶级解放学说连同其社会主义实践运动，都是在基础部分坍塌的。既然社会主义运动仅仅同历史中某种短暂事实相一致，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于缺乏足够根系支撑，要么将因自身资源枯竭而消失，要么将转向资本主义而重生。当中国通过改革选择市场经济时，他们判断中国选择了后者。

西方学者的上述观点对国内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一，对阶级斗争及其成果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根本否定。前不久，王伟光撰文说：“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搏斗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6]此文引起了激烈反响。袁伟时说：“时至21世纪，仍然高唱阶级斗争颂，是令人吃惊的食古不化的原教旨主义，如果被采纳，必将给市场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恶果。”[7]有学者认为，“王伟光把阶级斗争说成‘主线索’，这就是公然鼓吹阶级斗争为纲!”，疾呼“这就是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是要不要党的基本路线的大问题”。

第二，有的学者主张放弃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转而选择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谢滔发文说：“斯大林等人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摈弃的‘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他转述辛子陵的观点：“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正因为如此，共产主义成了乌托邦的旗帜。而社会民主主义所主张的道路则值得学习和效仿。“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8]

其实，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道路被质疑，不仅表现在学术界，而且表现在政治家身上，不仅是作为一种思潮存在，而且是作为一种政治方向存在，不仅出现在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出现在中国。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改革的失败，苏联解体以及东欧易帜，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政治家放弃了社会主义的以无产阶级或弱势群体解放为目标的价值观，改取了所谓“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一旦失去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就等于失去了手中旗帜，放弃了自己存在独立性，就很难面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势包抄与猛烈冲击，就会出现稳不住神、定不住脚的状况，此时就很难避免转向改良的资本主义即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了。

对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态度，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是社会主义安身立命之所在；但同时，在重新认识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今天，又绝不能简单沿袭传统方式来认识和对待上述问题。这一问题使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正确与错误、坚守与变革交织在一起，任何简单化的方式都会使事情跌入误区。人们之所以检讨与反思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原因大体在于：

一是该模式没有实现足以体现无产阶级利益的生产力。计划经济的显著特色是政治权力对经济活动的统一管控，事实证明，计划经济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并不占据优势；相反，权力对经济活动的深度介入，反而为低效率的垄断现象和高频度的权力腐败，创造了发生和发展的前提。

二是该模式没有实现体现无产阶级利益的生产关系。依靠阶级斗争建立起的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由于没有成功地提升所代表工农阶级的基本生活水平，不得不转到资本主义采用的市场经济，此举意味着工农阶级再度成为该经济方式中的弱势群体，历史似乎又一次返回到起点。

三是阶级存在样态和阶级关系性质发生了重大演变，人们很难期待社会主义政治权力按照阶级斗争模式再度出现。这一事实，诱惑一些敌视社会主义运动者把其视为历史偶然现象，而现实社会主义就成为某种政治孤岛或飞地，社会主义理想则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大话炎炎的乌托邦。

人们对社会主义另眼相看有一定事实依据，但承认这些事实是一回事，解释这些事实是另一回事。笔者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人类历史为背景，人与自然界关系成为考察历史的主线，其中所包含的规律性、客观性和现实性，构成其逻辑体系。依据马克思主义方法理论，社会主义者完全可以对此做出与时代条件相一致的解释。

其一，社会主义理论以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基础。人类生命活动“自由的有意识的”[9]162特性：一则有助掌握自然规律，人们“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9]163；二则有助掌握社会规律，人们懂得按照任一个体的尺度来进行生产。自由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在历史进程中，其意识成果可持续积累，使新一代总能站在更高起点；其意识成果可无限复制，使社会关系扩大具有经济意义。两者互补互动，使社会发展呈现出整体化和公有化两种客观趋势，推动历史趋向消灭阶级，从而使人类脱离动物界。当今学界关于阶级的种种新论，从根本上说，是对消灭阶级条件尚未成熟但已发生了较马克思时代重大变化的反映，虽值得关注与研究，但并没有撼动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必将消灭阶级的规律性结论。

其二，社会主义理论所主张的价值观具有客观性。社会主义价值观本质上体现为集体主义，所衍生的社会平等原则，传承了文明史一直延续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体现人类整体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一是追求能力提升，形成英雄主义情结，向往自由发展目标；二是需要社会合作，形成整体优先原则，趋向社会平等目标。马克思实质上是从社会角度看待个体的，共产主义不过是向社会人的回归。无产阶级解放之所以就是人类解放，是因为无产阶级标志着人类最后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与个体先天禀赋和后天际遇的差别相联系，其原因是无法根除的；人们所能选择的仅仅是让个体差别不致影响到他们的平等关系――其唯一途径就是让每个人都获得自由发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