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坚守信念方可豁然开朗」正文
近期在自媒体领域出现了一些乡村观察的通俗报告，引起社会关注，进而引发大众媒体的热议。这些报告陈述了作者们对农村变化的局部现场观察，所述事实大多可信，且经由作者生动笔触，使这些报告传递了很强的感染力。其实，全国有一大批专职农村事务研究者，他们长年累月地做农村调查，并不断发表研究报告，但这些文字很难发酵为大众话题。不论通俗报告还是专业文献，面对农村大量的“直观性事实”，将其转化为“整理性事实”抑或再转化为“标准性事实”时，每每起了争论，不亦乐乎。如果上升到一个平台上讨论问题，能不能分歧少一点？我们需要由一组基本信念搭建的讨论平台。
中国这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制度改革极大扩展了民众的自由选择的空间，尤其是扩展了农民的自由选择空间。数亿农民离开村庄进入了各类城市，这是他们自己的决策。城市居民收入高固然形成城市化的强大拉力，但这主要是要素的贡献率高造成的，其中包括农民进城以后的贡献。没有什么制度性因素强制农民离开家乡，相反，倒是存在相反的力量给他们进城增添了一些进城的障碍。因政府征地导致农民举家必须完全脱离农业的农民群体是一个少数，且这部分农民多数在城市新区或郊区，基本不存在进城问题。所以，不要怀疑城市化对于进城农民的福利增长的意义。评论家不必以自己的好恶或价值判断来替农民疼惜家乡是否凋敝。在这里，必须拥有的信念是尊重农民自由选择的权利；只要是农民自由做出的决策，且形成趋势性特征，我们应该点赞。
当公共事务评论牵涉到平等话题时，最能牵动人心。但如果在这件事上缺乏具体的科学知识所支撑的现代平等信念，就不免浪漫主义。农民整体上贫穷的原因，是农民的有效工作日要少于城市居民。假若城市居民的一个工作日创造了500元产品（按市场价格计算），农村居民创造了100元，且前者一年的工作日又明显多于后者，收入差异便有了合理性。又假若全国农民平均一个工作日生产200斤谷物，而一个山区农民的同样指标是100斤谷物，后者的有效工作日就要减半，收入差异也是天经地义。当然，这说到底怪不得农民，要怪的是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善。于是，我们就要乐见一部分居住在农业生产条件差的地区的农民离开家乡。一些深山区农村的凋敝就成了再合理不过的事情。这就涉及关于竞争性领域平等的信念。现实中农民比城里的文化人更能接受这个信念，他们信守这样一个选择：哪里能让我们的劳动更值钱，我们就去哪里！
关于平等的信念，放在公共领域又有所不同。依靠农民自己通过流动来实现劳动致富需要一个过程，受很多因素制约。过程没完成，看着一部分农民穷苦，社会能不管？当然不能。这时需要一个底线的保障，如农民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机会、农民家庭的基本营养保障、社会养老计划、医保计划等。这个保障线多高合适，要看国民的平均福利状况，也不能任性决定。不乏这样的“怪事”：某市某村的农民大多外出做工，政府却把柏油路修到每个农户的家门口；有的村庄因为成了某级政府的示范村，平均每户农民分摊到投入超出100万。这种情况如果推到全国，不仅是公共资源的浪费，还根本不可持续。
中国农民要有高品质的公共生活，必须要伴随农民自己的富裕；穷家庭不能成为新农村的基础。如果没有大的不确定因素出现，大约再过20来年，中国农村要剩下3000万左右的专业农户，那时他们的收入水平还可能略高于城市居民的水平。按现代农业相匹配的人口布局规律，他们会分散到几百万个小型居民点；在交通比较好的情况下，他们会到小城市分享某些公共服务，而自己的居民点不会有太多的公共设施。那时，农村没有穷人。养活穷人成本最低的是城市；让穷人到城市去！这个景观不是天方夜谭；今天的欧洲乡村，可以是我们未来的乡村。他们能做到的，我们也应该能做到。基于城乡一体的、尊重竞争性领域差异性的公共决策的公正性理念，也属于现代国家治理的必要的信念。
另一个关于乡村变迁的伤感主题，是乡村文化的守成问题。其实，城市本来也有自己的文化，也可以有唤起美好记忆的民俗。遗憾的是我们的城市规划一团糟，长官意志毁了城市文化的自然传承性。只要有人群，就有其相伴的文化。所谓文化，不过是一些人们的行为类型与符号化的艺术表达而已。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推陈出新。好的文化，只要给人们自由选择的机会，就不会丢失。只要我们坚守公共领域的政策公正性，并尊重农民的自由选择权利，某种乡村文化的去留就任他去吧！如果谁自己欣赏某种文化，而农民为了更好的生存可能放弃它，那就请谁自己掏腰包请农民留着它。例如，如果谁喜欢看农户拉着风箱生火造饭，你可以自己掏钱让农户表演给你看，而且，你必须有能力支撑一个需求规模，让农户成为专业的表演者，否则，农户养活不了自己。
归根结底，我们要乐见农民富裕起来。给农民自由，换句话说，也是尊重农民的发展权。让农民守着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倒是可以满足某些城市文化人的好奇心，但这未免过于残酷。农民普遍地贫穷，不会有田园诗生活的浪漫，反而会让农民陷于宗法依附的被奴役状态。这一点已经被深入的人类学观察所证实。更使人焦虑的是，这种普遍的贫穷不会生成有效率的、文明的扶贫机制。相反，给农民自由选择的机会，辅以健康文明的公共政策，虽然也会有较少的农民在摆脱贫困的路上步履蹒跚，但这种状态能使一个社会生成可行的扶贫机制，社会整体便更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