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忠：新常态下必须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

从11月6日晚到11日上午11点，不到5天的时间，宁夏政府副主席白雪山、上海副市长艾宝俊、北京市委副书记吕锡文相继落马，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打虎”行动，实现了中国31个省的“全覆盖”。这是十八大以来，对“越演越烈”的腐败态势的强势反攻。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济成果，人们有目共睹。但是，由于我们没有适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缺乏监督的权力，面对转型期间越来越多的机会，不仅权力的含金量急剧增加，而且权力的任性也在膨胀。腐败也因此成为较普遍的现象。十八大前，全国党员的处分率通常在1.5‰-1.7‰之间;十八大后，加大反腐力度，才超过2‰。但是，十八届中央“两委”委员现已落马21人，分摊到三年，年均处分率为1.7%;进监狱率可能是百分之百，因为有的移送司法机关但还没有判刑，所以我用了“可能”二字。再看一看十七届卸任的14名中央政治局委员，现已落马3人，分摊到三年，年均处分率为7.1%，是中央“两委”委员的4倍多，而且百分之百进监狱。30多年只经改不政改，只权力反腐，而不制度反腐的中国，进入改革无动力时代。作为战略动力的全面深化改革，重点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样才能将深藏于民众之中的改革伟力，激活并激发出来。以便化解当前改革既缺共识，又缺共利的困境。

一、新常态新在尊重规律

1、新常态不仅表现于经济，而且体现于政治。

当今中国的所有重大问题，均可以从30多年政改与经改严重的不同步中查到病因，均可以从政治体制或权力结构改革严重滞后中找到答案。旧常态最大的失误是违背客观规律--上层建筑严重落后于经济基础。因此，十八大前，我提出了“三个不得不”的关口：政治体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口，两极分化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关口，反腐困境到了不得不突破的关口。因反腐败共识度最高，支持度广，口子最小，见效最快，可以用它来攻关破局。

2、新常态不仅表现于现象，而且体现于规律。

如果有了一天等于了20年，那么，肯定会有20年等于一天。人不能总是跨越式的成长，经济也不能总是跨越式增长。100多年前的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可以解读下面的现象!“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迟早要求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这是一个不可遏制的客观趋势。我们三十多年经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们的政改却没有适时推进。民营企业家作为在经济上逐步取得“重要组成部分”地位的阶级或阶层，他们并没有渠道进入政治领域，于是就不断寻找代理人或者自己充当代表。腐败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动因。但是这个动因背后，却是要求适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因此，我借此谈谈“三个到哪儿去了”。

一是银行的资金到哪儿去了?二是政治地位到哪儿去了?三是法律保障到哪儿去了?

我希望能引起在座的专家学者，以及我们党委、政府的高度关注。

3、新常态不仅要着力纠偏，而且要体现全面。

习近平总书记的四个全面，是他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我的解读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重点要解决两极分化。全面深化改革，我认为是战略动力，重点要切实推进政改。全面依法治国，我认为是战略纲领，重点是解决依宪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我认为是战略关键，重点是要突出制度治党的严密性。香港经济犯罪最高的刑期是十年，我们是死刑，我们杀了那么多贪官没有遏制住。我们的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仍然很不严密。因此，权力随时都可以像猫一样的进出牛栏。

制度反腐，就是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来惩治和预防腐败。这既需要法规制度的改革创新和健全完善，更需要摒弃“苏联模式”的两个根本性弊端--过分落后的选人用人体制、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

反腐的压力在案中，功夫在案外，而成功只能靠改革!没有制度性的改革，不管查多少案件，抓多少人，杀多少贪官，最后都会一败涂地。

二、新常态下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

新常态，必须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必须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根本建设。权力反腐的利与弊。权力反腐，利在能利用运动反腐之惯性，应对一些当务之急;弊在其不确定性的忽宽忽严，对经济建设、政治生活的影响。割韭菜的权力反腐是旧常态， “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的制度反腐，才是新常态。

经济的新常态要调整经济体制结构，政治的新常态也要改革政治体制结构!新常态既要调整浅层次的法规制度，更要通过深层次的制度治党， “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

2013年1月，习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下定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反腐的决心;2014年1月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明确了“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的政改目标;2015年1月，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作出了“制度治党”、“重构政治生态”，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的战略规划，并指明了由赢得时间到赢得空间的方向!

从权力反腐到制度反腐，必须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根本建设。不科学的权力结构和不合理的选人用人体制，让相当多的“一把手”成为高危岗位!这不单是“一把手”的素质问题，把你放在这个权力岗位上，你不见得比他们更好。

十八大以来，一共有129名高官落马，地方85名，军队44名，129人中有副国级以上5人，中央委员7人，候补委员12人，中央纪委委员2人，31个省“打虎”全覆盖。而且，越是高级干部，越是中央委员，越是政治局委员，他落马的比率远远高于普通党员和全国平均数!普遍出现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反复发现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

(一)不改革权力结构，权力的滋味很不好尝。

70年前，宋美龄曾对采访延安归来的记者说到：“如果你们所听、所看、所讲都是真的，那我只能说他们(指中共)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70年后，我们真正尝到权力的滋味时，才明白，权力的滋味并不那么好尝。改革开放30多年，因违犯党纪政纪受到处分人员达500余万人，其中省部级官员500多人(其中因贪腐被追究司法责任的省部级官员200多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等6人被执行死刑。

(二)“六个倒逼”重在改革结构。

前三十年，我们以开放倒逼改革;以农村改革倒逼城市改革;以经改特区倒逼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前三十年经济改革，三个倒逼，解放了生产力，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三十年，我们将会以强高压反腐倒逼纪检体制改革， 以纪检体制改革倒逼党委领导制度改革，以党委领导制度改革倒逼政治体制改革。后三十年政治改革，三个倒逼，将恢复和重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前三个倒逼，解决的是经济体制调结构;后三个倒逼，解决的是政治体制调结构。

(三)制度反腐助推国家治理。

1、三个倒逼。

制度反腐倒逼制度监督。制度监督倒逼制度建党。制度建党倒逼国家治理现代化。一张蓝图绘到底，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九个倒逼得三力(生产力、公信力和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2、五个有利于。

一是以制度反腐为导向，有利于纪检体制改革。二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纪检体制改革，有利于党委权力结构改革。三是以试点为导向的党委权力结构改革，有利于在党内率先“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四是以“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为导向的制度治党，有利于党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五是以选人用人为导向的体制改革，有利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11年前，中国近60万个行政村中的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后陈村，在村民自治的多年实践中，在村级干部违法乱纪日益严峻的情势下，村民们创建了当代中国第一个异体监督组织--村务监督委员会。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当即派人调研，十年前习近平又自己亲自带队调研，先后对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作出五次批示。

后陈村依靠异体监督的力量，创出了连续10年村干部“零违纪”、村民“零上访”、工程“零投诉”、不合规支出“零入账”的“四零”新纪录。后陈试验证明：异体监督，远强过同体监督;分权制衡，远好于“权力过分集中”(邓小平语)。后陈实践很好地诠释了“让监督重新回到权力运行之中的意义、让权利重新回到群众手中的价值、让干部重新回到人民群众中去的效果”。

“经改看小岗，政改靠后陈”，后陈创建的村务监督委员会不仅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具拷贝性的基层典型，也是通过“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打造中国特色反腐败的“样板间”。可惜的是，后陈村这个称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小岗村的样板间， 在2014年下半年，有上级领导又把后陈村自发形成的异体监督模式，变成了同体监督。

在下一个十年，后陈村用同体监督的方式，能否再创“四个零”纪录，我没有把握。

3、需要重视的五点。

一是第五个现代化，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才是战略层面(通过制度创新，形成科学权力结构)的现代化。

二是实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根本在发掘政改动力，关键在制度治党、制度反腐。

三是既要把纪律挺在前面，更要把试点搞在前面。

四是就反攻方来讲，陷入胶着状态就意味输不起。

五是制度反腐的核心，在于“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

4、制度反腐五要素

一是必须设立政改特区。二是必须改革权力结构。三是必须改革选人用人体制。四是必须积极稳妥地解决腐败呆账。五是必须动员组织民众广泛积极有序参与反腐败。

综上所述，新常态新在尊重规律，制度反腐重在改革权力结构。反腐败斗争通常在由常态到非常态再到新常态的否定之否定中发展，对反腐败斗争的认识一般也会从常态到非常态再到新常态的否定之否定中深化。找到贯穿于由常态到非常态再到新常态的主线，就能发现反腐败斗争所依托的载体，就能较好地把握反腐败斗争的本质与规律。

所以，率先试点推进制度反腐、制度监督、制度治党，重构政治生态，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才能不走苏联的老路、走出自己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