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如：中国共产党的协商民主及其与统一战线、选举民主的关系

摘要：我国民主政治的实践证明，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民主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讨论社会主义民主。空谈民主不如深入研究民主实践的经验。党的十八大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自己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协商民主经验。这种协商民主是在我国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实践中形成的，现在已经拓展到执政党决策、人大立法、政府施政、政协协商、社会治理等各个方面。

关键词：协商民主；统一战线；选举民主；民主实践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和规律，作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1]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历程需要从思想上认识协商民主的重要地位，全面、历史地把握统一战线、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之间的关系。

一、协商民主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形式

在长期的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形成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这一重要的民主实现形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2](P29)这是对我国协商民主的地位和作用最科学最权威的认定。

（一）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

从根本上说，协商民主是我们党在民主政治的实践和理论中的伟大创造，来源于我们自己的实践。尽管我们研究过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但我国的协商民主不是源于西方的理论。早在统一战线历史实践中，我们党就已经在探索用协商民主的方法广泛听取意见，团结大多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与黄炎培讨论如何破解人亡政息的周期率的对话中坦然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3](P149)毛泽东在这里讲到的“民主新路”是“人人起来负责”的民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最大多数人民的民主，不是一部分人的民主，更不是少数人的民主。因此，在解放战争取得战场上的决定性优势，党中央决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时候，毛泽东十分警惕在党内出现的“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狭隘口号，提出要同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的各个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通过民主协商来建立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在经过普选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完成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之际，毛泽东注意到参与新中国建国的559名全国政协委员中，只有140人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意识到人大的代表性尽管很大，但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决定在召开全国人大后继续保留和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以实现“人人起来负责”的民主梦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认真总结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经验教训，逐渐认识到了“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特别是经过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以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作用、加强人民政协工作、建立健全基层民主制度等各个方面民主的实践，在党的十八大，第一次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任务。

（二）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

从根本上说，协商民主不仅能够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而且具有别的民主形式所没有的优点。第一，协商民主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反映了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特点；第二，协商民主是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形式；第三，协商民主不仅是决策民主，而且是从决策到决策实施全过程的民主，它不仅仅关心谁来决策，更关心怎么样决策、决策怎么样实施以及决策的结果。第四，协商民主是通过对话求同存异达成共识的民主，不会因民主而导致社会多数与少数的分裂甚至社会动荡。第五，协商民主在共识形成过程中更关注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反映的是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要求，而不迎合某一部分人的利益。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好，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民主，最广泛地凝聚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三）协商民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

从根本上说，协商民主是群众路线这一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在政治制度上的体现。群众路线的实质，就是要在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坚持和实行人民民主。改革开放的实践告诉我们，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过程中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让公民充分享有受到法律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并在制度建设中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大力推进协商民主，可以大大加强和改进党的群众工作。因此在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和改进党的群众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比以往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进协商民主，在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中，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二、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

党的十八大之所以能够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这么重大的民主政治理论，协商民主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一个奇葩，不是偶然的。在我国，协商民主是在统一战线的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互动中逐渐形成和提出的。

（一）协商民主是统一战线的工作方式和方法

研究党的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主要用的是协商民主，就是平等对话、求同存异，既讲团结，又有斗争，在民主协商中求得团结。这种工作的方式方法在民主政治理论中就叫作协商民主。今天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从“新民主主义协商民主”中发展而来的。考察协商民主形成的历史和经验，不能不追溯到中国共产党在漫长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统一战线传统，追溯到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内部倡导的民主精神和民主工作方式。所以，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今天提出协商民主这一新的民主实现形式，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深刻的实践来源的。这个源头，可以追溯到党的统一战线实践及其积累的丰富经验。但是，具体考察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的统一战线及其工作方式，实际上是很复杂的。在新中国成立前，有三种不同的统一战线形式，与此相联系的也有三种不同的统一战线工作方式和协商民主形式。

第一种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与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国民党人经过协商，决定以共产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建立两党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形式，虽然是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在两党政治主张发生分歧时很难进行平等的对话和协商，不可能实行真正的协商民主。

第二种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这次统一战线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出于民族大义，言行一致，实现了自己的承诺，但是国民党从一开始就想借国共第二次合作“溶共”，中间还滋事发动了包括皖南事变这样的几次反共高潮。因此，毛泽东提出对他们又要团结又要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斗争。这就告诉我们，在不具备平等条件下进行的合作很难实行协商民主。或者说，在不具备平等条件下进行的协商民主是一种单向主动的不健全的协商民主。

第三种是解放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包括了共产党同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一切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个界别各个民族代表人士的统一战线。因此，在中共党史上，这时的统一战线被称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这个统一战线内，共产党同各个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基础要比同国民党合作好得多。尽管在解放战争推进过程中，大家相互之间见面的机会少了，但心与心的联系更紧密了。这时候，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是十分民主的，各党派之间可以坦诚相向、平等对话、民主协商、求同存异，这种民主就是协商民主，但主要形式是通信和电报往来。

这三个时期的统一战线及其统一战线内部的协商民主实践表明：一是协商民主确实是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二是协商民主的基本条件是参与民主的各方能够平等相处、平等对话；三是协商民主的最大特点是可以求同存异、形成共识，避免民主主体的对立或人民内部的分裂。

（二）协商民主在统一战线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转型中走向制度化

回顾历史，我们既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样在统一战线的发展中运用协商民主这种民主形式把各个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了起来，又看到了那时的协商民主是非制度化的，还不完善。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最大贡献，是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独特的革命道路。这条在当年被称为“农村武装割据”的道路具有三个要素：一是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二是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三是党领导的人民政权。过去，在我们研究毛泽东这一贡献的时候，比较多的研究集中在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与这条道路的关系、“农村武装割据”的条件和要求以及根据地建设等问题。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课题也应该研究，这就是毛泽东“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因为这条正确的革命道路不仅包括创造性地把革命的重点放在农村，而且能够适时地提出夺取全国政权的条件和形式。

在解放战争进行到人民解放军发动全面反攻阶段，全国胜利解放的前景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这个时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夺取全国政权的大事。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考虑怎么样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础上，通过协商民主，筹备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并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胜利后的政权性质和形式。在党的七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曾经设想建立包括国民党在内的“联合政府”作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形式。可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就发动了不得人心的内战。由于这场内战逆历史潮流而动，到１９４７年秋，人民解放军已经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掌握了主动权，加上我们党在根据地实行土地改革，在国统区领导人民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全国范围内的人心所向发生了有利于我们党的根本变化。这意味着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到来了。194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认为夺取全国政权的条件成熟了。

对于毛泽东“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西方有些人歪曲他提出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污蔑我们是依靠枪杆子支撑的极权制度。他们完全不懂得，中国共产党拿起枪杆子，是因为我们的敌人手中不仅拿着枪杆子，还用这个枪杆子屠杀人民。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民主力量的代表，作为一个长期为民主而奋斗的党，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优势的时候并没有凭借枪杆子的力量独霸政权，而是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采取民主的方式，共同来建立新中国。可以说，毛泽东的“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就是武装推翻旧政权、民主建立新政权的思想。

因此，总结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在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中的全部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