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如：文化认同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1949 年以后，海峡两岸中断往来数十年，直至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才在经贸等方面出现互动交往。现在，尽管两岸双方尚未签订和平协议，但两岸关系已经呈现出和平发展的常态。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有责任进一步推进这种态势的发展。这里，我想从文化的角度谈一谈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利益纽带，还有价值纽带

我们去过台湾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讲话不需要翻译，吃饭有共同的口味，生活有共同的习俗，走到那里都像走亲访友一样。这是什么？这就是文化的认同。

如何使两岸进一步和平发展，实现两岸中华儿女共同追求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我想，两岸经贸交流和合作是一条纽带，两岸文化交流和认同也是一条纽带。经贸交流合作是利益纽带；文化交流认同则是更为深层的价值纽带。

说到两岸文化，有人会罗列许多差异，甚至对立的方面，同时应该看到，差异和对立是有的，但由于两岸中国人血管里流淌的是同一个民族的血液，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这是更为根本的。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想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这种“文化基因”，就是两岸中国人能够有文化认同，可以进行文化交流的根据，是比两岸关系中的利益纽带更为深刻的价值观纽带。

两岸社会理想中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

说两岸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大家都能够赞同，但是说两岸有共同的价值观，有的人可能并不认同。因为，两岸实行的是不同的社会制度，走的是不同的发展道路。前几年还有人在讨论用什么“主义”统一中国的问题。既然如此，怎么能说两岸有共同的价值观呢？

前两年，我们中国人权研究会的专家学者去台湾交流。人权问题涉及到政治问题，台湾许多人一讲到人权问题就要讲他们的“民主”、“开放党禁”等话题，我们也介绍我们的民主政治和政党制度及其优势，他们很感兴趣。这样的交流，是否意味着两岸已经从经贸交流进入到政治交流呢？在会见国民党重要人士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样的交流是很深入的文化交流，是价值观交流。还说，两岸进行这样的价值观交流，是很有必要的，可以加深对对方的认识。我们在各场讨论中，还注意到在这样的交流中，双方并非是完全对立的。比如讨论到要不要废除死刑，双方的观点十分接近，原因是大家都是中国人，有共同的价值观。也就是从那次交流以后，台湾方面提出要参加我们每年一次的“北京人权论坛”。2014年，台湾人权协会会长在“北京人权论坛”的大会发言中，还强调“中国梦”是海峡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民族复兴之梦。

为什么在“中国梦”这样的社会理想问题上，两岸可以有这样共同的认识和话语呢？就是因为两岸中国人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共同经历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悲剧。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到了亡国灭种的境地，中华民族面临救亡和发展两大历史性课题。中国近现代历史就是包括两岸中国人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复兴的历史。对此，在两岸的许多著作中，都是有共识的，有的甚至连话语都是一样的。

特别是，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24字核心价值观，即在国家层面上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在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在公民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这24字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就是“中国梦”追求的价值内涵。而这24字价值观，既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也是中华民族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人长期追求的民族理想，因此也是两岸中国人都能够接受的。

由此可见，两岸在社会理想和价值观中既有对立的“主义”，也有基于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共同的价值追求。所以，两岸文化交流十分必要，可以在文化认同上形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价值纽带。

两岸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中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

讲到“中国梦”，我们一般都从政治上作解读。但是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讨论“中国梦”的内涵，就可以看到，今天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梦”，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追求和社会理想。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追求和社会理想呢？这就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稍微有一点汉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在汉学名著《礼记・礼运》中早就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也就是说，中国人追求的理想社会，是公平、诚信、友善、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礼记・礼运》这部著作，许多专家认为，大约是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托名孔子答问的著作。它反映的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但是，书中提出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对历代政治家都有深刻的影响，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矢志不渝追求的社会理想。

在《礼记・礼运》中，“大同”指的是尧舜时代“公天下”的社会。传说中，那时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黄帝死后，尧当了部落首领。尧老了，推荐了有德有才的舜来继承部落联盟首领，舜老了又推荐治水有功的禹来继承部落联盟首领。但是，后来禹的儿子启继承了父亲的权位，社会就由“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儒家学者十分怀念夏以前“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社会，称它为“大同”。后来，许多思想家把这种对过去的怀旧转化为对未来的追求，比如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家康有为的《大同书》，认为社会是不断进化的，先是“据乱世”，然后进入“升平世”，最后到达“太平世”，到达“大同”；而且，这样的“大同”不仅是中国的“大同”，还是世界的“大同”。

而要走向“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就要先为“小康”而奋斗。什么是“小康”？《礼记・礼运》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在这里，“小康”是比“大同”低一级的社会。后来，在把儒家对“大同”的怀旧转化为对未来的追求时，“小康”成为走向“大同”的一个阶段。因此，“小康”也是中国人的一种社会追求。

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这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用10年时间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到90年代，再用10年时间让中国人民过上小康生活；在此基础上，到21世纪，用50年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这里所用的“小康”这个概念，就是在《礼记・礼运》中提出的。后来，江泽民在领导中国进入小康社会后，提出在为实现现代化奋斗的50年时间里再划出20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今天我们所说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这样形成的。

我们可以注意到，邓小平提出的从温饱到小康再到现代化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江泽民提出的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既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发展战略，又都深深包含着中国文化的基因。因此，我们的“中国梦”，是一个凝结着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历史追求和社会理想。

还需要指出的是，正因为中华民族有这样的追求，有这样的文化基因，当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传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特别能够接受这样的社会理想。早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并不都是后来的共产党人，但他们都是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都是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的人。比如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就可以发现最早向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是同盟会元老朱执信、宋教仁等人。至于国民党的创始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以“天下为公”作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以说，我们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华民族追求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论述过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是又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关系。如果从文化上来研究这些“主义”的关系，对于它们的异同，可以看得更清楚。

因此，加强两岸文化交流，有利于曾长期与大陆隔绝的台湾人民看到我们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中，有着许多带有共性的美好追求，有着谁也抹煞不了的共同的文化基因。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文化交流，建立起两岸的价值纽带，化解两岸的心理纠集，在文化认同上巩固和深化两岸的和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