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成飞 郭文亮：对外和平与对内认同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流变与理性塑造

民族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思潮和流派，还是一种社会运动，其影响力和号召力远远超过其他的学术思潮。由于民族主义概念多歧，迄无定论，本文使用的民族主义大致作如下表述：从内涵来讲，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情感之上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是民族共同体成员对本民族的热爱和对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内外追求与理想；从外延来讲，民族主义既包括民族主义思潮，也包括民族主义运动。其主体价值、表现形式、激进程度、社会作用等都有各自不同的解释和表现。本文所论及的民族主义是相对于世界各主权国的民族主义，而不包括国内各民族中的“大汉族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等狭隘民族主义概念。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运动频发，对政府的内外政策和民众心理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在梳理近百年以来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于理清30多年来民族主义的流动趋向，并提出塑造理性民族主义的理念与思路，以期引起学界和民众的深入思考与讨论，促进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健康发展。

一、独立与富强：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表达及影响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一种被逼出来的自尊、自强和救亡图存思想。它是在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巨大劣势下显现出来的。[1](P43)西方的工业文明，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结构成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价值追求。

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人开始在政治方面接受民族主义观念。20世纪初期，梁启超第一次将“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概念表达引入中国。此后，立宪党人、军阀官僚派和革命派都对之有不同的意见表达和操纵利用。最终开启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孙中山等人揭橥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它动员了最广泛的社会阶层，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也迈出了建设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第一步。然而，民国政府的建立不仅没能改变外敌欺凌的事实，反倒造就了军阀之崛起，于是民族主义逐渐成为与外敌和军阀相对的向心力量，分散的政治思想体系开始趋向结盟，并表达出更为清楚的理想――把中国从眼下的堕落状态里解救出来，[2](P7)向往统一成了社会各阶层与各政治流派都能认同的时代愿望，国民大革命就是在这一社会发展大势下爆发并最终取得成功的。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为了构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蒋介石一方面通过武力来消灭地方军阀和共产党，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渗透来实现国家的整合。但是，它在日本步步进逼的情况下，置民族危亡于不顾而追求集权的做法，引起了中国地方省份和知识阶层的广泛抗争，导致了其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南京政府无法完成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任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国共两党携手合作之下，民族主义成为救国的一面大旗，国人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就是在举国一致的基础上完成的。以此为契机，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接过民族主义大旗，继续领导全国人民对抗和美国结为一体的国民党政府，并最终完成了国家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

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30年中，此前作为现实斗争纲领和意识形态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退却，其作用变得若隐若现。比如，面对美苏国家压力的战争动员，以及和蓬勃发展起来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等等。其间，中国民族主义的特点是以社会主义的强国梦想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符号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表达方式，民族主义的内涵是由爱国主义这一特定概念来表征的。同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国际主义义务与民族主义价值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苏联对中国的压力减轻，西方对中国的敌视进一步松动，在苏美之间中国获得了难得的和平发展机会。相对良好的国际环境和高速发展的国内经济一时缓和了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的中心话题亦从政治转向经济，“救亡”已从排外、抗击外来侵略与掠夺，转向充分利用世界文明成果来发展振兴。意识形态领域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转变为国人追求强国之路的价值表达。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民族生存压力的减弱、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深入和对自我反思的异化，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开始有松散化的趋向，一股向往“蔚蓝色海洋文明”的思潮开始泛起，“民族虚无主义”甚至“逆向种族主义”影响了社会发展。这种反思和自我批判的潮流由于其指向带有个人情绪化的特点，因而容易滑向彻底否定自我和全盘西化，这也使社会上特别是青年学生出现了严重的对立情绪，从而产生了与现实民族、国家代表的政权的疏离倾向。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及与之俱来的西方压力和敌视，在大大增强了中国人自豪感的同时，也勾起了中国人敏感的历史记忆；苏东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不仅要求中国调整和不同阵营的关系，也要求中国政府在内政和意识形态领域进行解释和坚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发展，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阶层分化和社会不公激起了国内的一些不满情绪。关于要不要继续改革，如何坚持改革等争论开始出现；网络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给民间话语表达带来便利和相对自由的同时，也给政府造成了不小的施政压力，这些都导致了9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突然迸发。新世纪这一思潮不仅没有减弱，反因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和国际政治地位的大幅提升，以及中美、中日争端的频现而进一步彰显。同时，国内阶层分化的加剧使草根阶层更主动地介入到国家发展方向和具体规划中来，其参与的力度和表达的无序更使这一状况显得复杂而具不确定性。对此，中国政府也不得不竭力主导民族主义的发展方向，西方学者于是很自然地得出中国民族主义复兴是中共巩固政权合法性之工具的结论――民族主义可以抵消民众的“三信危机”，即社会主义信仰危机、国家前途信心危机和对党的信任危机。[3](P607、75)

二、冲击与内省：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民族主义的类型与特征

中国近代曲折的发展历程造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复杂多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速发展和西方相对缓慢进步的现实，使国人自信心获得极大提升；新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失衡，导致中西摩擦频仍；国家不均衡发展造成的贫富分化以及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同步导致的阶层固化，致使民心不稳。在经济全球化新时期，中国内部形势和民心随国际局势联动，由此形成了新时期中国民族主义的不同类型和特征。

其一，由“历史思想包袱”和发展崛起后不受尊重的心理落差刺激而成的盲目过激型民族主义，它不可避免地带有空洞性和口号性特征。

历史是不能“选择”和“剪裁”的。“历史思想包袱”客观存在，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人在文化上的优越意识。中国古代的高度文明和辉煌成就是近代中国迟迟不愿意承认自己落后于西方的根源。和日本“工具型”、“学习型”的文化不同，中国“终极型”的文化优越感是根深蒂固的。二是近代以来由于西方人的野蛮征服和欺凌而造成的中国人的受害者意识。鸦片战争以来，在强国环伺之下，中国人必须敛气收声，昔日的辉煌和荣耀不复存在。这种耻辱感在历经了一代又一代中国政府“百年耻辱”的民族叙事之后，成了今日中国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

现实是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香港、澳门的回归，加入WTO和举办奥运会、世博会的成就大大强化了中华民族的认同心理，民族自豪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当中国人期待以自信、自尊的面目进入世界市场时，带有歧视性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隐隐勾起了中国人心目中曾经遗留下来的民族耻辱意识和痛苦记忆；与此同时，在政治和外交上的挫败感接踵而来，这让中国人感觉到美国等西方强国似乎并不太重视同中国的关系，反而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而加以打压和制裁。几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感，却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而引起西方的怀疑和嘲笑，由此勾起的中国人心中的民族主义情节就不仅是由“面子”引起，也不仅是由官方主导而勃兴的，[4]更多是中国人“把信仰光荣的过去与憧憬伟大的未来更直接地联系起来”，[5](P114)并对民族复兴充满了热切期望。

一方面，“历史思想包袱”在新时期中西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时候开始显现出其强烈的自尊意识和表达愿望；另一方面，由美国引起和主导的中美冲突中，国人不断感到对方的敌意及其强加给中国的屈辱。这种受害者心理导致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化和非理性。当然，在口号式呐喊和空洞性激情增强了自我满足感之后，我们还必须更客观、理智地去处理由中美摩擦而引发的民族主义走向，利用其合理价值，在吸收其自尊、自强的民族情感的基础上避免盲目、自负和排他。

其二，由外部具体事件刺激导致的应激被动型民族主义，它带有冲击反应模式和短时间的阶段性特征。

9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迸发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密切相关，双方的互动导致中国民族主义阶段性起伏，具有鲜明的“应激性”，这就是西方刺激和中国回应型民族主义，这一现象决定了它有短时间集中爆发和阶段性快速回潮的特点。

具体而言，影响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事件大致有：美国方面，1992年以来的对台军售，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5年李登辉访美，1998年达赖访美、“考克斯报告”，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2009年“无暇”号事件，以及美国每年出台的有关中国人权报告事件。日本方面，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歪曲侵华历史事件，2001年加剧的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事件，2003年日本游客珠海买春事件，2003年西北大学日本学生辱华事件，2003年齐齐哈尔“八四事件”，2004年北京“亚洲杯”事件，东海油气田事件以及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事件。尤其是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和安倍首相不顾中韩邻国强烈反对公开参拜靖国神社事件等。此外，还有2008年家乐福事件，北京奥运会圣火受阻事件，法国等意图抵制北京奥运会事件，2012年以来英国人、俄国人在中国的“非礼”事件等等。这些事件刺激了中国人敏感的民族情结而致使国内民族主义激化，但随着每一次事件的平息，这种情绪即开始退潮，下一次刺激到来时，又重新高涨。可以说，针对外来刺激的回应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特点，这种回应的强度与外来刺激的强度往往成正相关。

中美之争既有空间之争，亦有话语之争；中日之争既有利益之争，亦有历史和尊严之争。美国刺激下之中国民族主义多是经济、政治领域里的应激型民族主义情绪；同日本之争更多的是主权和尊严刺激下相对持久的民族主义情结。无论如何，从西方冲击这一角度而言，90年代以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是一种防卫型的或称之为反应型的民族主义，它的波及面、影响力及对民族内部精英与大众的动员程度和表现强度，取决于外部所施加威胁、压力的强度，以及人们所能感受到的民族生存条件的恶化程度。[6]

其三，由内部构建政权合法性而产生的国家工具型民族主义，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国家主导性和引导性特征。

从性质上说，民族主义不具有独立性。意识形态的冲击一旦造成政府治理性疑虑，就会促使其去凝聚共同价值，重构合法性基础。民族主义是政府构建合法性基础的一个重要来源。一来，民族主义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民族复兴”、“民族精神”和“民族强盛”等口号很容易被民众接受并能满足其对国家复兴的心理渴望；二来，民族主义强调民族的整体利益和同样强调集体利益的社会主义信仰相契合。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理念的确立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中国官方主导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呈弱化趋向。与此同时，务实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出现，以弥补传统意识形态弱化而造成的政权合法性危机，民族主义的工具性被发掘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认为，中国政府主导了9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方向，“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利用民族主义来表达经济改革、国家统一政策与对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