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士其：中国道路“模式”化了吗？

[内容提要] 对中国模式的总结表明了作者高度的理论勇气和文化自觉。但是，还不能认为中国道路已经模式化。本文通过对《中国模式》一文所列举的“中国模式”各要素的分析表明，中国模式的建构过程中面临的一个表层问题是中国因素与西方因素如何结合，深层的问题则是对西方当代物质主义文化的追求能否与中国传统的政治、社会、文化价值与结构相容。另外本文认为，在结构中国模式的过程中，应该避免事先把中国和西方“模式化”，然后再“分类拼装”的做法。最好把“模式”理解为一种完成形态，模式的差别并不意味着其构成因素都彼此不同。普适价值仍然具有存在的空间。

一、《中国模式》的理论贡献

潘维教授的《中国模式――中华体制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①]是一篇极富理论勇气和挑战性的长文。文章在高度抽象的层面上，通过古今中外的比较历史研究，总结中华体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模式”的基本要素进行了简单明了、有逻辑清晰的概括。作者的意图，不仅在于对此模式的理论分析，而且在于证明此模式已经成型，只需要随时间、地点和条件的不同而进行适当的调整。作者相信，该模式的基础乃是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传统和独特的社会结构，它有理由不同于各种不同形式的西方模式，并且能够创造出与西方同样的物质与文明成果。随着该模式的成型，“中国学派”已经呼之欲出。由于文章具有文章独具一格的分析方法、圆融的逻辑结构、深入细密的思考、深厚的理论背景、以及对中国与世界问题的真知灼见，因此无论在相关问题上持何种观点和立场的学者，都需要严肃地对待文章提出的立场，以及它对人们的知识与信念所带来的挑战，并且在高水平上做出回应。另外，相信《中国模式》的发表，可以结束中国学术界对诸如自由、民主等问题在抽象的、口号层面的争论，把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带入一个更深的层次。

《中国模式》一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难能可贵的理论贡献。

首先自然就是对“中国模式”的概括。大概没有多少人会置疑共和国成立之后第一个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与第二个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然而，对于之所以能够产生这一“中国奇迹”的原因，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中国的发展方向，人们的认识恐怕就大不相同了。不在少数的人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巨大成功，来自于对西方因素的汲取，即所谓的“与世界的接轨”。在持这种认识的人当中，又有相当部分的人认为，共和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过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走过的一段弯路。与这种判断相一致，他们也倾向于相信，中国未来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就是进一步“走向世界”，直白地说就是全面西方化。[②]持相反立场的人固然亦不在少数，但在“全球化”、“与世界接轨”、“民主”、“自由”等主导话语的背景之下，他们的声音不仅微弱、而且分散。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国家最需要判明自己的发展方向的时候，更多的人却采取了一种从根本上说听之任之的态度，这不仅因为他们面对前两种判断无所适从，也因为他们相信（或者说愿意相信）历史必然会向前发展，必然会做出自己的选择，无需人们为此伤精费神。

大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这是关系到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的重大问题，需要每一位中国人做出明确的回答，而且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也需要人们在充分的交流和讨论的基础上达成基本的共识。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便等同于放弃自己的历史责任。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模式》的出现，打破了中国理论界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的虚假的沉默。

作者明确提出，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其基础在于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前三十年的成功是无法抹杀的，这成就来还是三十年后少数人‘一夜暴富’的基础。”[③]至于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共六十年的成功，其根本基础则在于“中华百年的奋斗史、三千年的王朝史、五千年的文明史，还特别包括被消化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外来文明”。[④]作者相信，“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成功地走过了六十年”，应该能够“为人类贡献一点新鲜知识”，这种“新鲜知识”，就是作者对“中国模式”的总结，而之所以需要这样的总结，是因为“模式为现实提供定义，为比较提供知识，为未来提供指南。”[⑤]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最后一个方面。正如作者所强调的：“善于总结概括自己发展经验的国家才有‘梦想’、有希望、有方向。肯定中国的进步，发现中国进步的‘法宝’，并指出眼下危机的原因，是笔者总结中国模式的动力。”[⑥]

就是说，总结“中国模式”，是为了明确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是为了获得一种对中国“本土文明的自觉”、[⑦]对中国自身历史进程的批判性的自觉，而这种自觉正是当下中国知识界普遍缺乏的。有了这种自觉，人们才会明确什么东西需要被坚持，什么东西需要被拒斥。尤其是在今天，当中国已经成为世人关注的对象，中国的发展已经足以影响整个世界的时候，中国人自己就再也不能“顺其自然”，或者天真地相信可以把某种既有的模式运用于未来的中国。当下，很多人在谈论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复兴”，但必须意识到的是，没有哪一个真正实现了伟大复兴的民族，对于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像今天的中国一样莫衷一是。这是盛世中的危机。危机当然并不可怕，它可以使人警醒，但关键是我们必须警醒。

当然，如果历史的进程不需要人们的选择、或者“理性的狡狯”（黑格尔语）操纵了人们的选择（包括他们的选择与不选择）、又或者世界上真的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适用于所有“文明”（那么“文明”一词恐怕就只能改称“前文明”，因为当“历史终结”，“人类大同”之后，就再也不会有什么“文明”存在）的发展道路，那么对“模式”的探索与总结就会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但我们相信事实并非如此。一个国家的成败，与一个人一样，依赖于她在每一个历史关结点的选择。另一方面，历史也没有终结。借用《中国模式》作者的话，放弃选择、信奉某种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可以得到的发展“路线图”，“这种判断不仅浅薄，而且危险”，因为“迄今没有哪个后发国家成功地复制过西方模式。”[⑧]事实上，不仅没有哪个后发国家成功地复制过西方模式，严格地说，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成功地复制过另一个国家的模式。就此而言，人们必须严肃地对待《中国模式》提出的问题与理论上的挑战。必须意识到，“模式”问题，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容轻描淡写地予以回避的重大问题。

第二，文章提出了独特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分析框架。研究方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研究者对问题本身的认识和理解，所以它本身就是对问题的回答的一个部分。《中国模式》提出的原则上可以适用于任何一种统一的文明模式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分析框架表明，一个文明的社会结构决定其政治制度、而政治制度又进而决定了该文明的经济生活。这种对文明模式的理解和分析框架，为“中国模式”的成立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正因为文明模式的基础乃是该文明的社会结构，而中华文明本身具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独特的结构形式，因而它才有可能、而且必须具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政治制度与经济生活。可以理解是，在另一种相反的、即“经济－政治－社会”的分析视角之下，统一的经济基础将决定任何一个文明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中国模式”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虽然作者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分析框架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论，但不能因此否认前者独特的认识论价值。社会、政治、经济的结构与过程在任何一种文明模式之下都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它们之间三位一体，而且形成一种相互循环的作用关系，因此客观上没有可能把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绝对地孤立出来并以之作为独立变量，以此对其他的两个因素的变化加以说明。但另一方面，从逻辑上说研究者又有可能从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出发，构建相应的理论体系，通过对某种文明模式的解析，以突显出该因素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既决定于研究者的视角，也决定于某个文明模式、或者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社会、政治、经济三者之间特定的作用方式。

这方面可以举出以下三个方面的例子。一是韦伯对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的分析，说明社会文化因素可能成为某种独特的经济形态产生的催化剂。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虽然能够有力地说明经济基础的变迁对现代西方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影响；但与此同时，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的那样，要解释类似中国这样长期稳定的文明模式（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云“东方专制主义”），仅仅从经济因素着手就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⑨]三是法国年鉴学派的发现，即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段、不同的文明模式本身就需要不同的解释方式。《中国模式》认为，对中华体制来说，其社会－文化结构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它塑形了该模式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因此，《中国模式》之所以提出社会－政治－经济的分析框架，既因为这种框架更适用于解析中华文明的生态结构，也因为作者明确意识到其他分析框架存在的逻辑困境。这既决定了作者考察中国模式的基本方法，也体现了作者对中国模式基本结构和动力机制的根本判断。[⑩]

第三，《中国模式》破除了在中国目前依然普遍存在的对西方的误解与迷信。作者明确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正如过去反对迷信苏联教条，今日中国的迫切任务是反对迷信西方教条，防止洋教条把我国导入陷阱。”[11]如果说西方人把那些与西方不同的、被他们视为“野蛮”与“落后”的文明称为“东方”的话（这就是赛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那么在中国似乎也存在着一种“东方主义”的镜像，可以称之为“西方主义”，只不过这种思想把与中国不同的、被视为“文明”与“先进”的东西贴上“西方”的标签。这种“西方主义”导致的结果，一是不加批判地把西方经验普遍化，也就是说并没有对那些专属“西方”的、实际上只能是特殊的东西，与可以普遍化的东西进行明确的区分；[12]二是对“西方”的笼统的、肤浅的、概念化的理解，即《中国模式》反复批判的所谓的“食洋不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后一种现象是前一种现象的原因与基础，正因为缺乏对西方深入细密的理解，才有可能轻而易举地把“西方”的经验普遍化。事实上，“西方”内部也充满了多样性、充满了矛盾和冲突。英国就既不同于与之具有相同文明基础的美国、也不同于与之“一衣带水”的法国。认识到这一点，人们就会发现，甚至“西方”这样的概念原来也不过是一种殊为可疑的建构，更遑论轻易地把人们稍微熟悉的某个“西方”国家的某种制度或者实践上升为“西方”的经验、进而上升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此，“迄今没有哪个后发国家成功地复制过西方模式”，其根本原因乃在于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可以拿来简单复制的所谓“西方模式”这样的东西，即便在某个高度抽象的层面存在“西方模式”，这种“模式”也仅仅具有借鉴而非“临摹”的价值。

在这个方面，《中国模式》无论是对宏观理论的建构、还是对西方诸多制度和实践的细致分析，可以说都树立了某种标杆，使人们可以据此参照对比自己对“西方”的认识。比如文章指出，一些学者倡导私有化的时候总是认为没有私有化就会出现“所有者缺位”，但“他们的美欧老师从未讲过‘国有’就是‘所有者缺位’。美国资本家们濒临破产，乞求国家收购；国家持股是他们生存的最后机会。”[13]另外，“海内外都有人指责我国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干预市场‘自然’调节功能。然而，无论在任何地方，经济生活从来都有政府干预。地球上从未存在过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将来也不会有。”[14]从根本上说，《中国模式》的提出的分析框架本身就是对西方迷信的突破。至于文章对西方社会结构和利益集团政治的分析、[15]对“多数决”的概念困境、道义困境和逻辑困境的解剖、[16]以及对西方司法独立的原则的阐释、[17]对于至今仍然有不少人迷恋的“国家与社会的两分”这个“陷阱”的揭示[18]等等都将帮助人们对“西方”获得一种更深入细密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