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士其：要实现生活方式的转变关键在政府

看来，要真正实现生产与消费方式，或者说广义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政府而不在民众。

政府必须做到：第一，准确把握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不为国内外的各种压力所动；第二，为新的中国式生活方式扫除各种障碍，特别是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障碍；第三，在各种利益与要求之间进行有效的协调，而不能为任何利益所"绑架"即成为某种特殊利益的代理人；第三，通过教育逐步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使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发展模式”内在化于人们的价值追求；第四，能够自我约束，避免类似苏联那种被政体内部的特权者颠覆的命运；最后，为自己的国家保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考虑到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这一点对政府来说意味着双重的挑战：中国如果寻求一种内生型的、内部和谐的生活方式的话，对外就必须放弃与其他国家的军备竞赛，但与时同时，一个没有足够国防力量在军事上保卫自己、又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与西方不同从而必然使之充满疑虑的国家，又依靠什么样的手段享有充分和平与安全？

转型期的中国政府必须承担的上述可以说非常艰巨的任务说明，中国政府不仅必须集中足够的权力，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能够追求其独立于各社会集团、甚至整个社会的基本目标，也就是说，它不仅必须具备足够的权威性（authority），而且必须具备足够的自主性（autonomy）；不仅仅作为社会各集团的利益得以体现与协调的政治平台，而且必须具有引导社会利益、创造新的社会共识的能力。就此而言，也可以说这是某种具有家长式特性（paternalistic）的政府模式。

但与此同时，这个国家又不能退回到“全能主义”模式。也就是说，中国在集中政府权力、保障政府权威的同时双必须逐步民主化，必须为公民们提供相当的自由。基本的自由与民主不仅是公民的政治权利与价格尊严的制度性体现与保障，同时也是保障一个拥有高度的权威与自主的政府能够健康运动的基本条件。中国的现有体制已经严重腐化、而且正面临"制度失效"的威胁，即为解决任何问题而设计出来的制度都有可能在实践中被扭曲变形而发挥不了预期的作用。民主是使当权者能够眼睛向下、对民众负责的唯一的方式，也是使政府能够廉洁自律、真正为社会服务的唯一保证，而基本的自由则是民主的必备前提。

当然，从理论上说，任何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以及廉洁有效的政府，都必须在政府对社会的管理与社会对政府的控制这两者之间达成某种动态的平衡。正如麦迪逊所说，在公共事务方面，“只有公众的理智应该控制和管理政府，情感应该由政府控制和调节。” 他进一步明确指出：“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够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让政府管理自身。”因此，在任何体制下，政府都不仅仅是公众表达意志与利益的渠道，同时也是作为理性、道德与智慧的代表对公众进行管理的形式。达成两者之间的平衡，是“混合政体”理论的核心所在。

当然，在当前的中国，民主与集权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具体的两难困境：一般意义上提倡国家权力的集中，多半只会为现有体制的支持者和受益者所利用，为其拒绝改革提供正当化的依据；而民主化和自由化导致国家能力的衰落则有可能导致魏玛困局在中国的重现，它将表现为经济停滞、社会动荡、各种极端主义盛行，对中国来说，这是必须尽一切可能予以避免的最坏的可能。因此，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不仅需要稳定、有序，而且需要政治领导人高度的政治智慧与决断能力。他们必须在动与静、破与立之间拿捏分寸，即深谋远虑，又机敏果敢。这几乎类似于卢梭对他的立法者的要求。

中国的民众有良好的集体意识、大局意识，无论是在2008年5月的四川大地震中，还是在2008年8月的奥运会中，这一点都充分地表露出来。与此同时，民众对政府的支持与理解表明，后者在普通民众中依然具有充分的权威性与合法性。政府应该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果断地推行相关的改革，并由此使其自身，也使整个中国社会获得新的生命力。

本文为本人参加2008年11月7日至9日举行的（2008）北京论坛的主题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