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一龙：今天中共应直面官僚化和正当化两大危机」正文
鄢一龙，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助理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
编者按：由京沪五位青年学者撰写的《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鄢一龙、白钢、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出版）上市一周，即在三大网店全部售空，出版一个多月，连续加印9次共计10万册，在广大的读者中
反响热烈。本文即摘选自本书绪言。
一、中共仍须回答“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历史追问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中国共产党仍需直面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仍然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包围圈中，仍须回答“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历史追问。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正在跨越一个转守为攻的历史瓶颈。党中央认为，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
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本身可能蜕变，党的领导作为核心制度安排面临两大危机：官僚化带来的代表性危机与主体性销蚀带来的正当性危机。如果能够成功穿越历史的峡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成为长期稳定、定型化的制度安排，并对日益衰败的西方政治制度构成根本性的挑战。
“敌存灭祸，敌去召过。”中国共产党处于整个经济社会的核心，由于缺乏竞争对手，很容易蜕化成官僚集团，从而割裂与人民的血肉联系。这就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深刻指出的党的执政面临的四大危险：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
二、官僚化危机集中表现为贪污腐败和特权集团的形成
官僚化危机集中表现为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和特权集团的形成。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口上念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正经，实际想的和行的却是“当官做老爷”的歪经。当下中国，反腐和腐败之间的斗争已经形成两军对垒、如火如荼的胶着态势。殷鉴不远，苏共从一个充满理想的革命党蜕变成腐朽的官僚集团正是苏联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
一旦党变成高高在上的官僚机器，党与政府机构变成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党的领导干部变成一入衙门深似海的官员，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鱼水之情就蜕变为官民之间的一堵厚墙和巨大的鸿沟，甚至有时变得水火难容。
党的领导永远面临着一个代表性悖论。这是由中国贤能政治的基本差序格局“13亿（人民）――8 600万（党员）――700万（干部）――3 000多（高级干部）――205（中央委员）――25（政治局委员）――7（政治局常委）”所决定的。如何执其一而御众有？如何保证少数领导众多？根本上要保证这一序列始终保持其自下而上递进的先进性与代表性。官僚化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使得上下隔绝，无德无能之辈窃据高位。
唯有牢记：中国共产党再人数众多，再强大无匹，再劳苦功高，一旦失去了人民，也必将成为虚弱无力的泥足巨人。只有始终与人民鱼水交融、休戚相关，始终代表和维护人民，才是党的命脉所在、根基所在。
官僚化危机还表现为党的网络结构逐步失去活力，成为附着在自上而下科层结构的蝉蜕。党的网络治理功能弱化，使得党的领导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日益多元化、扁平化和去中心化的现代治理要求。这是一个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轮信息革命深刻重塑政治形态的大时代。党的领导如果不能对互联网时代的潮流作出调整和适应，重新激活其固有的网络治理功能，则党很容易蜕变成僵化的官僚机器，最终将为时代大潮所抛弃。
三、社会主义之道是党的立身之本和道义制高点
党的领导面临着另外一个深刻的危机，就是正当性危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已证明中共治理国家的绩效强于许多西方大国，但是只从实效来证明统治的正当性是远不够充分的。即便成百上千个事实摆在那里，如果没法说明这些事实的合理性、进步性，这些事实仍然会被看成随时可以抛弃的“坏东西”。
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能够屹立数百年而不倒，除了由于创造了空前的生产力之外，还由于提供了一套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体系，构建了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正当性话语体系。
“道不可须臾而离也”，社会主义之道是党的立身之本，是党的治国之基，是党的道义制高点。党的最大领导力在于提供了超越性的理想和价值，因此故，在资本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中，得以保持其统御并包容各方而无所依附的、“依自不依他”的主体性。
改革开放以来，彻底务实主义的后果是党的主体性迷失和正当性下降，在许多人眼里社会主义已经逐步变成空洞的说辞、过时意识形态的残蜕。社会主义不能仅仅依靠实效来界定自身，而且需要灵魂。有些人天天高唱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殊不知社会主义就是最大的普世价值，就是最大的国家软实力。
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终生为之奋斗，老而弥坚弥笃。在上世纪90年代初全球社会主义运动处于最低潮的时候，他仍然充满自信地驳斥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了、失败了的谬论。他坚信，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而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又会为世界上占四分之三的人口指明方向，这个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越来越多。
而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的今天，在全球人民对自由资本主义日益不满的今天，我们与其依旧拾人牙慧以示开明与识时务，不如高举人民民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大旗，以引领21世纪人类政治经济变迁之大潮。
可以说，价值上的虚无主义与主体性的茫然失措深入骨髓。中共虽然有8 000多万党员，但是真正信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又有多少？！所以麦克法夸尔说：这个党的本质是什么？它就是一个7000万人的扶轮社，这些人加进去是因为他们能得到好处。这个刺耳的嘲讽确实反映了当下中共的部分现实。
四、重新激活党的创造力和战斗力
“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只有时刻充满危机感，党才能生存，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解决官僚化危机和正当性危机需要有大破大立的勇气，重新激活党的创造力和战斗力。
“凭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毛泽东同志晚年对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蜕变可谓深深忧患，但是他试图通过摧毁党和国家机器，“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搞大鸣大放的大民主，以阶级斗争为纲。事实证明，这是个错误的药方，给人民、党和国家都带来了很大的创伤。
21世纪的我们，理应比前人更加聪明、更加理性。解决党的官僚化与正当性两大危机，核心是要解决党作为先锋队组织和国家机构二元属性冲突的问题，实现两者的适度剥离，各行其道，并相互补充。
根本上要实现两大目标：一是作为国家机构的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成为依法、透明、规范的现代国家治理机构，并成为我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领导力量。二是将中国共产党重新打造成一个充满理想精神的先锋队。
其一，进一步确立并规范党的领导地位，将党的领导纳入依法治国的轨道。建议在《宪法》正文中对于党的领导做出规定，以进一步确立并规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使得成文《宪法》和不成文宪法名实相符，使得执政党的领导权完全纳入宪法轨道。
党的各级委员会作为国家核心领导机构，要按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加快制定规范党的各级委员会运行的规章制度，实现党的领导权力运行的制度化、程序化与透明化，接受人民群众、社会团体、媒体的监督。
其二，进一步推进党的领导的民主化，实现人民主权与党的领导有机统一。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进一步落实普通党员的选举、协商、监督的民主权利。保证党的权力系统的开放性，使得所有人民群众只要具备一定的觉悟和素质都有平等的机会进入这一体系。创新民主方式，让人民群众在各个层面、各个环节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加强群众路线建设、协商民主建设、评议式民主建设（详见《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卷二），使得党的领导始终体现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
其三，激活党组织自下而上的活力，强化党的社会组织功能。党的活力下降和党的社会组织功能弱化，根本原因在于党按照官僚制自上而下的方式运行。党的基层组织需要重新发挥工作队、宣传队、斗争队的功能。鼓励普通党员按照自组织原则，在党的新时期方针指导下，根据新时期的斗争任务，组织各种类型的行动委员会，例如马克思主义研究社、新媒体行动社、弱势群体维权组织等。对于行动委员会的活动，各级党委主要进行思想领导和经费支持，不具体干预，最大程度激发普通党员的主动性。
党有逐步丧失社会组织与动员这一看家本领的危险。作为国家机构的各级党委确实要避免过多干预社会事务，作为先锋队的党的基层组织却需要积极介入，从而成为社会与基层再组织的核心力量，发挥对社会中碎片化的利益与观念的整合功能，推进中国建成包容并高于公民社会的人民社会。积极把握互联网场域的文化领导权，鼓励将基层支部和基层行动委员会建立到微信、微博等信息互联网媒体上。
其四，基于当代中国实践，创新中国话语体系。文以载道，非文无以弘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当性同样在于其能够提供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国的实践已经对西方的理论与实践构成了全方位的挑战，然而却由于尚未构建起足以和当代中国伟大实践相称、与西方理论相媲美的话语体系，从而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沦为舶来话语的奴隶，同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又脱离了当下中国的现实状况。这就需要我们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推进新的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以当代中国的实践为体，以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西方理论这“三统”为用，推动“一体三用”的中国学派形成。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实现黑格尔说的那样使得我们的理论真正属于我们的民族，也才能真正完成精神层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