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邦佐 谢岳 岳龙：政治学视野中的中国教育改革

【摘要】<正>中国的教育改革评价需要历史和系统的标准岳龙: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中国教育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严峻。因而社会上对教育更为关注,批评也日趋激烈。不少批评者将教育问题的根源归结于体制问题。有人甚至说:中国最大的失败在教育。王老师,您从事教育工作40余年,当过10年的上海师范大学

【关键词】教育改革；教育工作；王邦佐；教育体制；政治生活；公民教育；改革评价；乡村教育；发展阶段；教育政策

中国的教育改革评价需要历史和系统的标准

岳龙：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中国教育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严峻。因而社会上对教育更为关注，批评也日趋激烈。不少批评者将教育问题的根源归结于体制问题。有人甚至说：中国最大的失败在教育。王老师，您从事教育工作40余年，当过10年的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又是国内政治学界的知名学者，您能否从政治学的角度谈谈对我国教育改革的看法?

王邦佐：在我看来，中国的教育改革从历史时限上讲与改革开放是同步的。”78年4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小平同志对教育问题作了四点指示。这次讲活实际上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指导原则。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生态环境的变革，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对教育体制、教育内容、教育形式等进行全方位的调整与变革，虽然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情况和问题，但从总体上讲，近20年的教育改革决不能认为是失败的。尤其应当肯定的是，它在适应市场对教育客观需求的同时，始终坚持了为社会主义服务和“三个面向”的发展大方向。当然，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由于对教育改革观察的角度不同，所持的立场不同，人们得出的结论难免会有差异，这是可以理解的。

谢岳：确实，对教育改革的评价标准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政治学当然也是审视教育改革的一种视角。刚才，王老师从社会――政治两个方面对教育改革所做的评价，实际上就是对教育的政治学评价。我认为在当代中国现实情境之下，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和评价教育改革，应当兼顾两个前提：一是中国，二是世界。前者是教育改革的内部动因和环境，而后者则是外部环境，当市场将中国与世界联为一体的时候，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其实都可能极大地影响教育改革的内容和方式。

岳龙：是的，目前“全球化”趋势日益把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而信息化则又在不断地扩大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差距。这种整体化和不断加剧的区域分化也为我国教育的发展带来了两难的抉择。一方面，我们要适应和迎接全球化、信息化的挑战，大力发展优质教育；另一方面，我国教育实现“两基”的任务依然非常严重。面对这样一种特殊的环境，我国目前的教育改革可以说是一种在两难中的主动积极的回应，所以我们对中国教育改革的评价角度和方式也应该充分考虑这些因素。

王邦佐：我赞成你们这个观点或者叫做评价体系。中国的教育改革是应对国内市场经济改革与全球化的积极行动，而不是被动回应。当谈到教育改革这个问题时，我们会听到不少批评的声音，我个人认为这是免不了的，因为利益获得或失去是社会变革的结果。特别当某些变革关系到全社会的时候，这种利益的分割更是剧烈。社会充满着矛盾，而教育关系到千家万户，有些矛盾往往通过教育反射出来。在此情况下，我们对教育的评价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某项具体的教育政策或政策群上，采用历史的和系统的评价或许更为理性。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教育改革实际上是在适应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要求。当经济体制开始转轨的时候，教育领域的管理与建设不再是过去那种资源分配问题，而是如何在保持公平分配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开发教育资源，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和社会需求的问题。因此，经济体制改革与教育改革构成了一种因果关系。不论是教育体制的转换、教育资源的分配，还是教育内容的调整、教育方式的变迁，实质上都是适应这种体制改革的积极行动。我国经济法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每一个重大成就都是同教育改革的总体成就紧密相联的。

从系统的角度看，教育改革是社会整体变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分配和政府体制密不可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垄断教育资源的分配，地方政府只是执行中央的分配政策，社会没有机会参与教育资源的开发。当政府体制开始实行中央与地方适度分权的改革时，中央政府逐步将教育资源的分配权力向下转移，地方政府因此而获得支配教育资源的权力，教育体制随之由中央政府集权向地方分权方向演变，这就形成了“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基本模式。就此而言，教育体制改革不可能是孤立的，它的成效还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因此，教育改革只能是阶段性的和局部性的，它的改革必须依赖于整个制度环境的转轨程度和方向。由于社会转轨造成了主体的多元化，所以，社会对教育改革的结果作出不同的评价是自然的。我想如果我们能够以历史和系统的方法认识和评价教育改革，其结论可能更接近真实和客观，也可能更有利于我们今后的教育改革。

教育目标的多元化不能忽视政治目标

岳龙：对中国教育改革采用历史和系统的方法，确实是一种客观的、辨证的方法，有助于我们正确对待中国教育改革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不过，一定的价值判断总是与人们目标预期的实现程度紧密相连。教育目标往往既是教育实践的出发点，又是教育实践的最终归宿。所以，对教育改革的评价如能结合对教育目标的分析，可能会得出更为整全的认识。

王邦佐：是的。你们刚才说到考察教育改革要兼顾两个前提：中国与世界，我认为这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动力所在，也是中国进行教育改革的原因。这两个变量既影响到教育立法、教育制度等核心问题，也影响到教育的目标和预期价值问题。从国内来看，教育的发展受中国社会改革宏观环境的制约，是整个社会改革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目标和发展方向都不可能背离社会改革的总方向。同时，它也不可能超越现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这样，教育改革就烙上了时代的印记。在此背景之下，中国教育改革实际上是在朝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方向努力，有步骤地开放教育系统，发挥社会办学力量，积极建设多元教育主体格局。客观地讲，这种改革适应了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满足了社会对人才的种种需求，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因大变革而导致的人才紧缺问题。从国际来看，这个变量同样深刻地影响到教育改革的模式。自从实施改革开放战略，中国的教育事业日益融入到经济全球化进程当中，国际教育模式、教育的目标取向、价值关怀甚至国际教育资本，都程度不同地从外部促进国内的教育改革。当代中国教育改革的进程正是国内国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谢岳：也就是说，教育目标已成为反映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一面镜子，必须做出必要的调整。在计划经济时代，教育的目标比较单一，主要为政治服务，培养社会主义的政治新人。因而中央政府高度垄断教育资源，从经费的划拔到教材的编定和发行，都由中央政府决定。这种模式对培养仅适应政治需要的“政治人“，效果确实是很明显的。但是，当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中国教育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服务目标――社会或市场。教育目标的多元化对政府的职能提出了重新定位的问题。如果教育体制仍然延续传统的集权模式，中央政府既无法满足因地方发展差距而形成的对人才需求的差异性，中央财政实际上也无力承载教育经费的投人负担。所以，中央与地方在教育问题上的分权似乎势在必行。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进行的教育改革实际上就是围绕权力分割而实行的政策调整。

岳龙：这种调整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目标的多元化需求。但是，由于当前社会过分注重了市场的需求而忽略了教育其他方面的目标要求，从而在教育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良倾向，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目前，一方面，为了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争得自身经济和政治的强势，我们需要大力发展和强化优质教育，以培养更多的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各类人才；另一方面，为了将巨大的人口负担有效转化为人力资源，我们也需要教育的均衡发展，全面提高全体国民的整体素质和综合素质。这些都要求我们重新考虑教育目标的设定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教育目标：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消除文盲，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入的全面发展。这一目标以均衡发展为基础，以优质发展为方向，充分体现了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教育改革的新要求。如何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服务，是我国教育改革必须慎重考虑的大事。

王邦佐：谈到教育改革的目标，我们可以这样看，首先，我国的教育目标定位于社会需求，这确实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为在市场经济不断向纵深方向推进的情况下，人才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在应对市场改革方面，由于教育改革及时地调整了目标取向，因此较好地满足了这一需求。但是，现在社会上确实存在一种现象，即比较注重服务社会或市场，而轻视或忽视了教育的政治目标。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这似乎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其次，从现代教育的本质来说，教育机构培养人的政治素质是教育的公共职能，任何一个国家不论政治制度的性质如何，塑造公民品质都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由于政治素质的培养是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它既不会直接带来经济效益，也不可能用经济指标来衡量，所以有些地方和组织往往忽视了教育的政治目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教育的政治目标就不重要。

谢岳：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现代化理论如日中天，它在比较西方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差距时一致认为，一个国家的识字率是影响该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政治学在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现代化时，沿用了现代化理论的上述观点，将识字率列入考查某个国家政治现代化水平的一个变量。政治现代化理论指出，当一个国家进行政治改革时，高识字率比低识字率更能促进政治发展的进程。政治现代化理论强调识字率的重要性，其中内涵的道理不难理解。公民文化水平的差别在政治过程中的表现是十分明显的：文化水平越高，公民政治选择的理性越高，理解公共政策程度越高，公民与政府之间就更容易达成一致，越有利于政府权威建立与维护。如果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丝毫不逊色于其他阶段的教育。

王邦佐：你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识字率表面上看是一个纯粹的教育问题，事实上，它的背后隐藏着非常重要的政治价值。假如某个公民是一个文盲，他虽然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在选举时，由于不识字而无法进行投票，就更不用说理性投票了，他要么委托投票，要么放弃选举权。这种情况是第三世界国家民主化进程中遇到的普遍问题。教育不普及、识字率低下，直接制约着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转。像识字率这样的问题，它们本身与经济效益没有多少直接关系，但是，它们却是教育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放弃这些方面的建设，从长远来看，我们可能失去的是整个未来。教育改革无论怎么改，基础教育的政治功能是千万不能动摇的。在这一点上，不应该存在什么分歧。

教育政治功能的核心是塑造公民精神

岳龙：然而，在现实中似乎并没有将教育的政治功能给予足够的关注。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以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经济领域的市场化、社会领域的分层化为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