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转型政治学视野下的中国三十年

走出全能主义的中国现行体制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整整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从政治学角度来看，这种政治体制与改革以前的体制相比较，有什么新的特点？我们可以对中国现行体制作如下描述：

首先,相对于改革以前的政治传统体制,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已经通过市场经济化，逐步形成了非政治领域的日益扩展的自主社会空间，存在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领域有限的多元化。中国政治控制的范围逐渐仅限于与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领域。社会文化、教育、娱乐、学术研究、非政治的社团作为“第二文化”，与政府主导的“第一文化”平行地共存。

其次，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保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符号体系，作为执政党组织整合与党内凝聚的基础。但其意识形态的符号内涵已经“去乌托邦化”,不再具有原来的平均主义的目标意识。而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体制力求以经济实效性，以对美好社会与和谐社会的追求，来获得社会成员对执政党与政权的支持。

第三，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继承了自建国以来执政党的国家动员力的传统资源，作为实现本国现代化的权威杠杆。但与此同时，也承袭了全能体制下社会监督机制不足的问题。而这种监督机制的缺失所引起的弥散性腐败的危险仍然存在。

质言之，当代中国非政治领域的有限多元化、私域自由空间的扩大、意识形态的世俗化，以及执政党体制为基础的社会动员能力与命令机制的存在，这几个特点构成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三十年里，已经成功地通过“维新模式”而不是革命模式，完成了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政治集权”体制向更具多元性的社会政治模式的软着陆。这种历史转变，对于中国政治现代化与向未来民主化的“软着陆”，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质性意义。随着市场经济导致的自主性的利益主体的明晰化，新型的契约性人际关系、在法制约束下的讨价还价的协商机制，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法制游戏规则与观念、网络的普及与政治文化上的进一步宽松化而互容性增加，将成为扩展中国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1

如果说，以上是对中国模式的特点的描述，那么，用什么核心概念可以表征这种新型的政治模式的特点？当代中国人生活在什么样的政治社会结构中？如何判断这一结构的类型特征？这是中国变革实践对国际政治学理论界提出的课题。

从政体类型学角度而言，国际政治学界有学者把这种体制视为宽泛的“威权政治”，因为执政精英在保持权威控制的同时，现代化体制内已经出现了有限多元化，从而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新型权威政治的一般特征，然而，单纯运用这一概念来表征中国的体制，仍然是不全面的，它没有揭示出中国改革中形成的体制与传统革命体制之间的历史承续关系。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政体形态，是社会主义体制在市场经济作用下发展并演化出来的一种混合型态，与一般意义上的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模式相比，无论在历史背景、意识形态、政治文化、国家的组织资源方面，还是在对社会的动员机制与社会多元化程度方面，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由于当今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是从原来的列宁主义全能主义体制(Leninist Totalitarian Regime)中，逐渐演变过来的，因此，运用“后全能主义”（Post Totalitarianism）来概括当今中国政治的特点，确实能表达这一新的政治结构模式与传统全能主义之间的历史连续性。然而，后全能主义只是一种历史时段的描述，没有能揭示结构特点。因此，进而综合以上两方面特点，把这种体制定义为“后全能主义型的技术专家治国型的新权威主义体制”（Post Totalitarian Technocratic New Authoritarian Regime）,即从全能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中演化过来的现代化的权威体制，应该认为是比较确切的。由于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的实效，政治中心的权威合法性已经获得了新的基础，政府也在社会利益分化过程中获得了包括新阶层在内的新的社会基础与支持者，因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这一新体制实际上已经具有了政治结构上的稳态性与持续性。这种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演变过来的体制，将在未来经济发展到一个更新的阶段，才可能向一个具有中国特点的新型民主政治形态转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行的中国政治模式或体制是一种介乎于完全没有社会多元化的全能主义旧体制，与未来具有中国特点的民主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性政治形态。

转型分类学上的新物种

人们自然还会进一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是如何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从全能主义的政治结构中演变为现行体制的？这种的变革采取什么样的历史路径？中国的这种转型政治体制对于经济发展有什么特殊优势，面临什么样的发展矛盾？所有这些问题，均可以纳入到转型政治学的研究领域中来。“转型政治学”（Politics of Transition）就是转型期政治学，它运用政治学、社会学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法与基本概念，来考察一个国家从传统体制向现代化体制转变过程中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以及相关的思想文化现象。它以研究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变迁与发展路径作为考察的焦点。

转型政治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已经是一门相当重要的新的政治学领域，并已经出现一系列具有重要国际学术影响的研究成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研究拉美权威主义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学者菲立普・施米特，曾提出了“转型学”（Transitology）这一概念。转型学最初是由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研究中形成的跨学科理论学科。“转型学”这一概念把研究者的视线，引导到转型的历史过程上来。从转型政治学视角来看，当今世界上现存的可资比较的政治转型方式，大体上可以分为拉美模式、南欧模式、东亚模式、苏联东欧模式等几种类型。各种政治转型模式都有其独特的转型特点。

属于南欧模式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国，长期处于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的密切互动的特殊环境中，并在这一背景上，形成为一种由比较成熟的权威主义，向多元竞争型民主体制成功转变的类型。由于该国内部的市民社会与法制约束力，在市场经济长期有序发展过程中逐渐自然发育成熟，这种民主政治模式具有强国家与强市民社会相结合的结构特征，社会经济整合过程较为顺利。因而被国际政治学界视为从权威政治向多元民主政治瓜熟蒂落地顺利过渡的典型。

而拉美模式的主要特点是，这些国家是在激进的民粹主义政治与保守的军事权威政治之间的拉锯互动中演进的。因而社会发展存在着类似于周期性的动荡与冲突。

苏东模式则是通过激进的“大爆炸”方式，即经济与政治的“休克疗法”，来实现一种全能主义体制向异质的西方多元体制的政治转变。这类国家又可细分为两种不同类型，其中原先有过市民社会与多元民主传统的国家，如捷克、波兰、东德、立陶宛、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国家，则能比较顺利地再次转型为多元政治体制，另一类缺乏此类历史背景与传统的国家，如哈萨克、吉尔吉斯、格鲁吉亚向多元民主体制的过渡，则存在着较大的风险与困境，这种类型国家的“国家―社会”结构的特点是，“弱国家”与“弱社会”的共存，这种“双弱结构”可以解释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何以如此不稳定，何以充满陷阱与挫折，也可以解释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何以可能在此类国家内部轻易发生并此起彼伏。

东亚模式，即四小龙模式，是在冷战过程中，在两大阵营的对立冲突与压力中，通过经济发展中逐渐壮大的市民社会与中产阶级化，而完成了从权威政治走向多党竞争性民主的转变。

国际学术界在对以上四种不同的转型模式的研究中，都产生了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学学者，例如林兹对南欧模式的研究，施米特与奥当诺对拉美模式的研究，普沃斯基对东欧转型的研究，等等。

从世界各国现代化转型视角来看，中国的转型模式与上述所有模式均不相同，中国的政治变迁有其独特性，正如本文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一方面，中国的现体制具有全能主义体制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了新型的现代化导向的权威主义对现代化进程的有效政治整合，中国转型模式不能归入已有的类型或模式中的任何一种。

可以说，相对于己有的前面四种转型模式而言，中国在社会主义执政党的主导下，通过适应市场经济变革而逐渐形成的“后全能型权威主义”是转型分类学上的一个新的“物种”，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中国――越南模式”。它的特点是，承继了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资源的执政党，具有强大对变迁过程的可控制性，以及整合资源的政治优势，它在经济发展中的获得的成功，它在转型中面临的问题、困难与矛盾，也可以从这一模式的历史特点与结构特点中得到解释。从中国与越南的转型实践来看，这种体制具有更为鲜明的政府主导型的特点，它向民主政治的发展，一般而言，也更具有自上而下推进的特色。迄今为止，国际政治学界还较少有学者对中国这样一个从社会主义全能体制演化过来的新型政治结构，做过宏观的系统的类型学考察。

要把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就必须把中国模式放在与上述这些转型模式相比较这一更广阔的架构上来考察，这种模式比较，可以提供一个宏观的平台，启示研究者从国际转型政治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从他们提出的一些重要比较变项中，例如，从历史背景、政治精英形成的方式、转型战略、政治约束条件、意识形态在转型中的重要性，以及意识形态转型方式，权威合法性转换，政治参与方式变化，社会自组织系统的特点，政治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改革的政治约束条件，路径依赖程度等等各个方面，来考察我们自己国家的转型模式的特点。只有通过宏观比较，才能形成具有中国本身特点的政治发展理论。

元老派改革精英的形成与中国变革

为什么中国选择了渐进的制度转型道路，而不是选择前苏联那种激进的大爆炸（Big Bang）式的“革命模式”？为什么中国选择摆脱平均社会主义旧体制的道路时，采取的是走向“后全能主义”的新权威主义，而不是急剧的西方式的多元民主化？要解释中国采取的变革路径的原因，不能简单地从哲学或某种抽象的理论推演，而只能从中国改革以前的历史背景来解释。考察中国变革以前的历史背景，是研究中国的体制转型的出发点。

以中国而论，中国20世纪后半期的历史，对转型模式选择的影响在于，中国在改革以前有一个“文化大革命”，这是激进平均主义理想主义发展到极端的“异化状态”的产物，极左的平均主义与文化专制相结合的旧体制，以荒诞的方式，从反面深深刺激并从而教育了广大中国民众、知识分子以及执政精英中大批受迫害的老干部。其物极必反的后果就是，加速了人们从这一体制的乌托邦幻觉中摆脱出来的思想解放过程。从人类历史上看，权高位重的上层政治元老精英一般总被认为是传统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与思想保守者，但中国的“文革”灾难，使元老革命家绝大多数均成为被极左体制打击的对象，这些革命元老派的苦难经历，使他们成为体制的受害者并进而大彻大悟，转变坚定的改革者。由于全能主义体制具有的高度集权性，体制内部元老派政治精英的思想转变，对于中国此后的历史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

以邓小平为首的革命元老人士一旦成为改革精英，他们特有的政治资源，就会有利于形成走向渐进演化的转型路径选择。一方面，革命元老派一旦成为改革家，他们在长期革命时期形成的政治观念，决定了他们对任何激进主义思潮都十分敏感，当那些可能对政权构成激进挑战与偏离的种种现象或因素尚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受到他们有效的抑制，他们也决不会放任任何挑战革命理想的激进“革命”发生。这是中国选择威权主义方式，而不是大爆炸的激进方式走出全能主义的重要历史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相比，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元老派改革精英，他们在体制内长期积累的威望，使之能有效地整合政治资源，长期的体制内政治经验与阅历，使他们对体制内的游戏规则了如指掌，他们还具有把握火候的微妙的分寸感与平衡能力，他们所拥有的丰厚的组织人脉资源，使之能有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改革同志，使他们能在推进改革时遇到失误与挫折时，仍然能进退自如。所有这一切，都是苏联出自偏远地区党委的、由于前辈年迈或病故的幸运的“减法原则”而乘“直升飞机”上升的戈尔巴乔夫所不具备的。在中国改革进行过程中，执政精英的权威合法性资源由于经济发展的实效而进一步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