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兰瑞：改革开放初期理论界的拨乱反正（下）

三、关于市场化改革的思想准备

客观地说，对于商品、市场的问题，从1950年代开始，经济学界有过几次学术讨论，已经有了一些认识上的准备。我主要讲两次热烈的学术讨论。

一次是学习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那本书。从1953年开始到1957年，一直在讨论。经济学家写了很多文章，发表在《经济研究》等刊物上。主要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面有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关于这里大家的思想是比较一致的。因为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很少有反对的，那个时候都是一边倒，都学苏联嘛，谁敢反对啊？我们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面应该有商品生产，你不搞商品生产，人们上哪儿去买生活消费品、买进行生产所需要的东西啊？当然交换就要有货币。

另一次是1958～1959年，讨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问题。为什么又有一次讨论热潮呢？就是因为出现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自给型经济，自给自足，但是它也需要交换，你需要的，自己不生产的东西，你不去交换怎么会有？人民公社化以后，毛泽东说了一句话，“价值规律是个大学校”。第二次郑州会议，毛主席这么一说，大家就更要讨论了，所以从1958年12月份就热烈起来了。1959年4月，我们在上海开了一个会，有200多人参加，从4月3～22日，开的时间很长。这个会是中国科学院（当时还没有社科院）的经济研究所和上海市科学院的经济研究所联合召集的。好像没有什么会议领导小组，实际上的领导大概就是于光远、孙冶方和薛暮桥。地点是在上海外滩的和平饭店。会议讨论的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下面的商品生产，怎样具体体现，谁和谁交换？有全民之间的交换，集体和全民之间的交换，集体和集体之间的交换，集体和群众个人之间交换。人民公社集体生产，要购买很多生产资料、原料、机器，需要交换。国家要搞收购粮食，要收购其他什么东西，也需要交换。集体之间也要交换。还有一个交换就是和外国交换，就是国际贸易。这次会议主要讨论这些问题。提交到大会的论文有54篇，还有20多个调查报告。后来都编入了会议资料汇编（内部资料）。这个材料现在已经很难找到。我还保存着。

实际上，我能够参加这个会议非常偶然，我原来同北京经济学界的同志不熟悉。1957年，于光远在中央宣传部，他和薛暮桥、孙冶方接受了中央的一项任务，要编写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当时为了编教科书，中宣部给哈尔滨工业大学写了一封信，把我借到北京来，参加这个编写组。于光远抓得很紧，当时，有一个双周座谈会，北京有名的经济学家，二三十个都请来参加了。就是在这个座谈会上，我和大家都认识了，如孙冶方、薛暮桥、骆耕漠、宋涛，好多人都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大概是1958年，一次，我因公出差，在从哈尔滨到北京的国际列车上，碰到了孙冶方。他问我，4月份上海的会议你参加不参加？我说什么会议呀？他说，我们要讨论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你来参加吧。我回去就给你发通知――上海这个讨论会就是他通知我来参加的。另外，还要说一下，1957年我在北京时跟他们个人都有联系，但是没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因为我所在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都没有经济学的组织。全国经济学界开什么会，都不会通知我们。孙冶方不仅给我发来会议通知，还建议我们黑龙江省要建立经济研究所，以便于同全国经济学组织取得联系。这是1959年我向省委宣传部建议，筹建了黑龙江经济研究所，省委调我到该所任职的由来。

这个会议以后，我们还接着在北京开了一次会，“中国经济学教科书”讨论会。这次会开到6月，讨论了上海、辽宁、广东等地编的10多本书，我们省没有书，讨论别省编的书，也很有收获。会上听陈伯达做报告。他讲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古今成大事业、做大学问的人，必经过三种境界。他讲的是福建话，一个字都听不懂。只好用板书，请于光远写在黑板上。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的三个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第一境界；第二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陈说编经济学教科书，也要经过这三种境界。那时候的陈伯达，是理论界的权威。1950年代的理论权威一个是陈伯达，一个是康生；在文革期间，就是张春桥和姚文元；以后就是胡乔木和邓力群。那次经济学界讨论编写教科书的会上，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对经济学界许多人来说，都已经产生思想理论上的影响。总之，自1950年代以来，到1970～1980年代的这些讨论，对后来的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没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在长期的思想认识上，理论上有了一点准备。

但是，在改革以前，上面设定了许多框框，不准讲商品经济，只能讲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过，我们认为商品生产和交换就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没有市场你到哪里去交换？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很清楚的问题。但是在当时都是困难的不得了，每前进一步都要碰到很多障碍，都要挨批评。

还有胡乔木那篇《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文章，不是胡乔木写的，是于光远和马洪写的。原来是于光远和马洪要写的文章，当然是和胡商量过的，他是同意的。写出来以后，一开始在政研室的《调查和研究》上发表，署名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和中国社科院，是两家单位署名的。结果，《人民日报》一发表就变成胡乔木的文章了。胡乔木这个人，有些事真是没法说。像那篇肯定“四五运动”的《人民万岁》，在1978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是政研室的年轻人林春和李银河合作的。公开发表了，影响很大。胡乔木却不高兴了，说“搞什么人民万岁啊？”那时，我就有点觉察，他已经转过去了。

1979年，中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那个时候，没有人提出市场化的问题，连改革的问题都没有提出来，主要还是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还是批判“两个凡是”。当时，思想理论界的争论就是真理标准和“两个凡是”之争，真理标准提出来就是否定“两个凡是”的。一些基本的思想认识，中央工作会议上展开讨论，都已经搞清楚了，但在理论界还不清楚。主要表现是《红旗》的一篇文章，叫做《重温实践论》。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写的，是用毛主席的《实践论》来抵制真理标准讨论。那时候，《红旗》表现非常不好。前面提到我们写的文章都是批“四人帮”的，《红旗》把我们两篇文章给枪毙了。第一篇是关于“双百”方针问题，另一篇文章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我们原来是有个内部刊物叫《未定稿》。第一篇批评“四人帮”的文章在这个《未定稿》上发了以后，当时，耿飚是中央分管宣传口的，他说：这篇文章很好，批给了《红旗》杂志。他们拿去，改了很多，把一些重要论点都删掉了。那个时候，我是政研室负责对报刊发稿的联系人，我们收到《红旗》的第3次修改稿以后，就开会讨论。于光远亲自参加讨论，他说：“《红旗》的这些意见，我们很难修改。这篇文章我们就不要了。”给《红旗》的这篇文章就算完了，以后也没有发表。第二篇《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当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篇文章。我亲自把这篇文章送到《红旗》，当时《红旗》的几位同志跟我见面，是友好的。他们说，下期第4期就登。我们约定，第4期要是不登，我们就给其他报刊，要不就耽误了嘛。结果《红旗》第4期没登。这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打电话要这篇文章，我们就给了《人民日报》了。《红旗》又打电话来要。我说我们已经给了人民日报了，如果你们要用的话，直接和报社商量。这篇文章1977年5月27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署名“向群”。这个《红旗》，后来我们就不愿意跟他们打交道了。

四、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由来

吴江有一本书，叫《社会主义前途和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他说，十三大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理论上是以他的3篇文章为根据的。他1986年5月、6月和8月，在报刊上发表过3篇有关的理论文章（见该书第62页注）。他认为，十三大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和历史决议（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提的，在内容上已有重大差别，两者不可同日而语。生产目的讨论也是看到他的文章后进行的。对这两件事我都写了不同的意见。有关文章收入我的《别有人间行路难》－书中。

历史研究应该实事求是，首先要尊重史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观点从提出到展开有一个过程，我只讲两点历史事实：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于光远1981年提出的，以后他又出版了阐明这个提法的理论著作。这与吴江没有关系。2.十三大赵紫阳报告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基本路线制定的依据，展开论述，也与吴江无关。

关于第1点，1979年5月《经济研究》上的一篇讨论“阶段”问题的文章，题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是苏绍智跟我合作的。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来呢？就因为我们说了按劳分配不会产生资产阶级。但是实际上，中国当时还有资产阶级，有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那么，这是从哪里产生的呢？1978年的秋天，经济所在湖南长沙召开了一个新资产阶级的讨论会，这个会是许涤新主持的。我代表国务院政研室去参加。会上，主要讨论中国当时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是怎么产生的？有人坚持是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产生的；有人认为，是从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产生的。我不同意这些意见。那么，是怎么产生的呢？当时我就考虑，这个问题只有放到社会发展阶段中，才能说得清。因此，在长沙会议最后那天的大会上，我就做了一个发言。我提出了阶段问题，但还没有论证。

回来以后不久，就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于是，我跟老苏两个人作了个联合发言。我在第二组，他在第五组，我们都住在会上，经常见面。我们商量要做一个好的联合发言。我说，是不是我们还是搞“阶段问题”吧，我把在长沙的考虑跟他说了。苏说，“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他会英语，关注国外的一些哲学思想。他在外国资料上看到一篇文章，讲到1852年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被告之一勒泽尔有个供词，说马克思曾经多次讲过，革命胜利后，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说：在小资产者掌权的革命以后，接着产生社会共和国；社会共产主义共和国；纯粹共产主义共和国。老苏说，勒泽尔的供词不一定准确，但是，这些材料可以拿来印证，马克思是主张有阶段的。这样，我们两个的观点就弄到一起了。随后我们就合作，他写他讲的那一段，我写的前后段，最后再统一一下，在两个小组同时发言，分别登在两个小组的简报上。

讨论阶段问题，这一次，首先是我们提出来的。以前，毛泽东读苏联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也谈过阶段问题，也讲到发达的社会主义、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后来他讲不分阶段了，主张“大过渡”，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一直到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前，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是过渡时期，不再划分阶段。这个时期都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都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就不得了，一直老要斗，搞阶级斗争。那个时候，社会上就是有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有多种经营，有个体经济！当然有集体经济，有社会主义公有经济。所以，我们认为，当时的社会只能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以后才是发达的社会主义。怎么能说不分阶段的话呢？漫长的社会主义都是过渡时期，你就老要搞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专政。这怎么行呢？这也不是马克思的观点，所以，我们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也是针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因为他搞“大过渡”。1978年前，对过渡时期问题已经讨论过好多次了。大致有三种意见，一种是小过渡，也就是马克思讲的那个过渡时期，很短暂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短暂的过渡时期的需要。到了社会主义就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了，国家就要逐渐走向消亡，这个叫小过渡。中过渡时间要长一点，即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也还是过渡时期。大过渡就是说整个社会主义都是过渡时期了，一直到共产主义到来之前，都是过渡时期，一直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而且，毛泽东把这个观点写到《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建议》那篇文章里面去了，还说是马克思和列宁都讲过的，强加给马克思和列宁。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可见他没有很好地读马克思。我们认为，第一，社会主义这个漫长的时期，要分为几个发展阶段；第二，当前中国处于什么阶段？是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里面，还有资产阶级，还有个体经济，还允许有一些剥削存在。所以我们把这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也算作过渡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