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兴无：谈中国腐败问题的根源」正文
中国在经济等方面的发展使世界侧目，而道德滑坡、腐败严重等社会问题却成为中国社会不安定，让人忧心忡忡的最重要原因。从随地乱扔垃圾等小节，到见死不救之大义，从学术的假到越来越大的腐败案件，此类报道不时出现在报端。这些社会问题对中国的前途和中国人的形象都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中国政府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也的确下了不小的决心，并采取了一系列不惜代价的行动。每年数千贪官被送上法庭，不时有高级官员被清除，中国高层也一再对道德问题制定政策，例如提出“以德治国”，在学校思想品德课为必修课等等。但是，让人不能满意的是，社会秩序没有明显的改善，腐败问题也没有大的收敛，因此人们仍然不满，甚至失去信心。
对这一关系到中国“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匹夫有责型中国人每每提起，无不痛心疾首，也有不少人对中国的体制和中国人自身进行了反思。这些反思是积极的，但他们在寻找原因上没有新视角，所开的处方往往局限于来自发达国家的“成药”。一般不外乎“体制彻底改革”、“舆论开禁”等。也有一些人重新拣起五四时期的牙慧，归咎于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本身。
“腐败到处都有”这个事实，并不能为中国开脱，更不能成为中国不必太操心这些问题的借口。这无疑是对的。但人们在开“西药”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根据一些统计，在世界上腐败问题最严重的国家，既有非民主国家，也有地道的西式民主国家。同时，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20多年中，腐败和道德问题都相对很轻。这些事实说明，腐败与体制没有必然联系，也就是说体制改革不能看作是根治腐败的“神药”。所谓“制度性腐败”，“只能是愈反腐败，腐败愈演愈烈”等观点，不过是对这一问题的表层理解。把这种观点作为一种“气话”或“时髦话语”也就罢了。
笔者认为，道德和腐败问题的严重化是20多年来“一手软”的结果。这个“软”字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急功近利与对西方误解
一、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纵观中国近20年来的发展，许多问题都是由这个急功近利所造成的。由于急功近利，产生了“一手软”的问题，而且已经到了非常软的程度。这个“软”字在几乎各个领域都有表现。在政府行为上，为官一任，造楼一方，对许多地方官员是表现业绩的最好方式。而教育投资却一直少有“大手笔”出现，虽然中国农村教育问题严重，整体教育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在发展中国家都遥遥落后，但总是有比教育更重要的项目需要优先考虑。在学术上，文科基金的匮乏，人文学科被边缘化，以致取消人文院士，都是这个“软”走到极端的表现。
从个人看，自80年代初开始，不正之风刮起，伦理道德逐渐低沉，是非观念开始模糊。记得当时一位年长教授用“老实可靠”一词褒扬一个学生时，马上被该学生纠正，“老师，我可是不老实！”。从此，世风日下，以致邓小平也非常沉痛地说，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在这样一个大气候下，人民整体素质的提高，精神文明的发展，道德水平的上升是没有基础的。教育投入不达到“先进水平”，人文社科不被平等对待，道德在金钱面前无法“昂首挺胸“，怎么可能不是“瘸腿”的畸形发展？
二、对西方文明的误解。“软”的另一个表现是对西方文明的错误理解之后果。许多人深信，西方的富强和西人素质高主要是科技发达的结果，只要科技发达了，就富强了，一切就迎刃而解了。也有不少人认为，腐败等问题是因为请进了“赛先生”，却把“德先生”拒之门外。这类观点是出于对西方的片面理解，仍然是“五四”水平的理解。
狭义地讲，“德先生”是一种选择官员的方法，与古代中国的科举制是异曲同工，不宜无限夸大其功用。西方大国把“德先生”请上花轿，并竭力做广告，其目的是明白无误的，中国人应该“洋为中用”，但没有必要去做轿夫。而中国所不顾一切“拿来”的似乎也不是“赛先生”的精髓－－科学精神，不过是“赛先生”的四肢－－科技。科学与科技的不同是一个一直被忽视的问题。
同时，西方科技的“护航者”－－以基督教为主干的伦理道德则一直没有受到重视。中国学界所熟悉的韦伯多年前就论证，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在西方成功的最根本原因，而且得到了多数西方学者的认同。但在中国，人们几乎对这个“护航者”视而不见，似乎除了科技，西方只有两样东西：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
人文教育至关重要
三、“德网”的失落。中国近20年来的伦理道德低靡早已成为众矢之的。这一现象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因素都有，这里无法展开讨论。需要强调的是，道德之低靡的根本原因之一是人们在看到了法制重要的同时，忘记了伦理道德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法律是事后诸格亮，而道德是防患于未然。孔子早就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在此不赘。如果可以把法律和道德比作两张网的话，法网所针对的不过是几条大鱼，而德网所拦阻的对象是所有的鱼。千里之堤溃于一穴，如果对这类小穴没有任何应对措施，即使用粗如手臂的钢筋加固这个堤坝，坍塌还是难免的。最多也不过是形存实亡。
《左传》说，古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对照中国的现实，这一古训尤其发人深思。伦理道德的重建或强化已经不能再拖延了，所以“德治”的提出是及时的。但多数人在肯定其重要性的同时，却没有能够把“德”的概念明确化，“治”的措施清晰化。“讲德” 还没有新鲜的语言，没有实实在在的具体内容。虽然不时听到一些落实德治的例子，但针对中国目前的现状，“治”必须精心计划，强力实施才会奏效。不然，无异于找到了病，而没有明显见效的药。重建“德网” 如同教育一样，需要下大力气，却是一个不能希望可以马上见效的工程。这是中国许多“在其位”的人清楚其必要性，却不愿真正投入的根本原因之一。
公正的法律和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对抑制腐败无疑是重要的，但要想根治腐败就要从道德的深度入手，人人讲道德，从娃娃做起，在开始阶段甚至需要一定强度的机制。道德重建首先需要对伦理道德的功用有正确的理解，对人文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在去年的一个访谈中曾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技术起到了一个导向和支撑的作用。如果没有正确的价值导向、价值判断的话，自然科学技术不一定是第一生产力，它完全可能是第一破坏力，完全可能祸害人类。”这是一个值得中国人，尤其是“在其位”之人深思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