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潭 邓伟：迈向大数据时代的大都市治理研究

【摘要】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进入了大数据时代。作为社会生产力函数的主要变量，大数据推动了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引擎，也是提升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手段。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技术，大数据拓展了大都市治理研究的广度、深度和新度，通过挖掘、整理和分析城市大数据，大都市治理研究可以深入到政治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诸多领域，能够聚焦于智慧城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等众多议题。随着大数据技术在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断运用，大数据驱动大都市治理研究将会不断走向真实、全面和深入。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大都市治理；研究论纲。

一、作为大都市治理技术的大数据

在2008 年《Science》杂志的专刊中，大数据被解释为“代表着人类认知过程的进步，数据集的规模是无法在可容忍的时间内用目前的技术、方法和理论去获取、管理、处理的数据”[1]。Mc Kinsey 全球研究院将大数据的定义如下：无法在合理的时间内采用当前主流的数据库软件对其内容进行获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 [2]。全球技术研究与咨询公司Gartner对于大数据给予这般定义，“大数据是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来适应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3]。”互联网数据中心IDC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就大数据的概念则形象地描述到：“大数据是一个看起来似乎来路不明的大的动态过程；但是实际上，大数据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虽然它确确实实正在走向主流并引起广泛的注意；大数据并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横跨很多IT边界的动态活动”[4]。由此可见，大数据表现出“6V+1C”的显著特征：Volume（大量）――数据的体量巨大，从TB级别，跃升到PB级别，甚至是ZB级别；Variety（多样）――种类繁杂，非结构化数据的大量涌现；Velocity（高速）――数据采集及处理结果反馈速率呈现几何级数提升；Veracity（真实）――经验世界以数据方式呈现，数据提取则为现实事件加以解释和预测；Value（价值）――整体价值巨大，但价值密度易受外界环境影响；Vender（灵活）――数据捕捉、获取、传送方式自由灵活；Complexity（复杂）――异构数据统一接入和实时数据处理和分析难度大。

毫无疑问，人、机、物三元世界的高度融合引发了数据规模的爆炸式增长和数据模型的高度复杂化，世界进入了网络化的大数据（Big Data）时代[5]。身为大数据技术应用的对象，大都市以一种概念集合跃入人类文明的“视网膜”，成为了城市化进程中人类文明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般而言，大都市被界定为城市中心城区及临近地域具备一定人口规模（不少于 200 万人），由具有行政统属关系的一系列地方政府所组成的在一定范围内相对统一地履行公共管理和服务的职能，并在特定的区域发挥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的大城市[6]。其中，人口规模、行政关系以及城市功能是大都市界定和大都市治理重要的参照标准。

众所周知，大都市治理是由城市地区中强大的相互依存性所构成，并结合破碎的地理以及治理相互依存性的代理角色的碎裂[7]。这种出于非纯粹的偶然而造就的相互依存性与破碎化实则同大都市致力于其自身治理的路线裁定、方式抉择等诸方面密切牵连。因此，大都市治理就是用 “正确的方法”去克服城市功能范围和地方政府结构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8]无可否认，大都市在“百川奔涌”的数据浪头彰显出的形态各异、种类不同的先天禀赋，不但使数据的资源价值领地迅速扩张，还使其在人类筑建的“智慧城池”里光彩夺目。大数据在大都市治理领域的更新与应用中托举而出的整合功能裨补了大都市治理碎片化状态下难以辨识全貌的弊端，为助推大都市转变管理理念、优化组织构建、完善制度建设、畅通工作流程等方面提供了发展契机。大都市治理依托大数据技术的优势，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纽带作用，将大都市治理所涉及的目标、人员、成本、效率等要素均纳入整体性考量，为大都市治理走向科学治理、简化治理、精准治理、协同治理奠定基础，从而加速实现大都市治理由传统的外延式发展走向内涵式发展。

二、大数据驱动大都市治理研究的学术论域

20世纪80年代初钱学森先生指出：“在现代这样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里，复杂的系统几乎是无所不在的。”[9]显然，大都市治理是一个复杂的巨型系统。大都市治理面对洪流汇集的巨量城市数据，亟待解决的是对散布各处的城市数据开展挖掘、分类和整理，不断地对复杂的大都市系统进行简化治理。然而，不论大都市数据如何海量、大都市治理如何复杂，大数据驱动大都市治理研究的学术论域都将涵盖政治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诸领域：

图1大数据驱动大都市治理研究的学术论域

（1）大都市政治治理。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和复杂性在城市化的推力下将城市独具的政治生活方式与人们的真实体验嫁接。在城市政治的语境中，治理一直被定义为“关注管理，不依赖政府权威资源，在公共事务领域实现集体行动”。[10]从政治治理维度来看，其在人口规模大、行政关系统属复杂、区域范围内多元功能强的大都市地位可见一斑。大都市政治治理需要将目光投射于政治生活、政治现象以及管理制度，还要将实现集体目标的公共参与要素纳入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考量范畴。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大数据的嵌入式应用，大数据对大都市公共决策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需要说明的是，城市政治生活并非城市官吏与豪商巨贾的权力或利益的追逐场，迈向大都市政治舞台的通道已愈发通畅和便捷，参与主体越发多元，政治诉求达成率亦在拔高，民主政治在公民社会的基础地位已趋稳固。这同如影随形的大数据不无关系，大数据将城市社会角色不尽相同的人或组织占据的形式各异的资源（权力、财力、知识等）以数据公开、共享、透明的方式和盘托出，公之于众，资源利用的真实流向去处可寻，政府、商业部门和公民社会则捆绑在更为紧密的关系绳索上。因大数据提供的数据支撑，城市治理中的公共决策所强调的描述、解释、预测、批判功能也得以落地，大都市治理中政治为政策推行铺平道路，政策的践行则重塑着政治民主。

（2）大都市经济治理。城市化进程具有阶段性规律，即全过程呈一条被拉平的倒S型曲线[11]。这便是广为引用的“诺瑟姆曲线”。显然，以城市人口激增、经济实力极大攀升等为衡量标准的大都市也不外乎为城市化过程的孕育物。毋庸赘言，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资源、能源、信息等生产要素不仅在城市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发挥作用，也在闯入大都市的“生活圈”后以全新的姿态助推都市生产力发展。而随着大数据以磅礴之势向着更好地创造、转化以及实现价值的方向疾步进发，其对城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产生巨大的影响。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其所著的《大数据时代》中指出：“未来数据将会像土地 、石油和资本一样 ，成为经济运行中的根本性资源。”[12]迄今，大数据作为大都市社会生产活动的先进要素，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产同等重要，颠覆了传统的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作为拉动大都市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大数据培植的新业态正在遍地开花，其引导下的开放创新、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全民创新体系进一步完善，都市数据经济和共享经济动力十足。大数据为大都市的“经济动脉”供给着新鲜“血液”，促推大都市经济从传统的零售业、制造业、服务业向着高附加值、高端价值链转型升级，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必定促成经济反哺。而更为重要的是，大数据行驶着大都市市场监控和经济监测的重要功能，对大都市经济治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大都市社会治理。信息化与全球化、城市化一起被称为重塑现代社会的三大力量。[13]在大数据时代，信息化、城市化、全球化三股力量竞相奔涌。近年来，“大数据社会福祉”运动在国外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如火如荼地展开。大数据不仅是一场技术变革，在本质上也是一场社会变革，这种社会变革伴随并呼唤着社会治理体制和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14]。如今，政府数据、网络数据和基于传感器产生的物理空间数据已成簇拥之势，梳理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内部数据和社会各界的外部数据，不难发现，大数据在大都市社会治理中的价值不只在摆脱愚昧、促进理解，更重要是拨开数据迷雾、预测社会治理的未来走向。大数据驱动大都市社会治理创新从“政府本位”转向“社会本位”，人和科学技术的有机融合旨在满足社会大众对数据开放的“弹性需求”，梳理政府数据资源、完善工作机制、唤醒“休眠”数据，以实现社会治理能力与成效的同步提升。与此同时，大数据也为大都市针对不同社会人群和社会治理难题的分类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大数据驱动社会治理决策的科学化和社会治理过程的精细化，大数据为社会多元主体享有权利和机会平等提供切实保障。大都市在社会治理方面表现出的及时性、准确性、有效性也将全面兑现，这是社会治理水平的显现，亦是现代政府治理走向透明化、社会管理迈向扁平化、公共服务体现多元化的必要之举。

（4）大都市文化治理。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功能的复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15]城市在诞生之日起便被赋予储存、传播以及创造文化的历史使命。在大数据时代，经由技术的发展与革新，大数据针对文化领域生产的数据感知、搜集、分析、共享能力已极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因此，大数据在挖掘、栽培、看护以及诱发隐匿在大都市身躯中的数据潜能，从而得以实现文化规划调控规范化、社会参与主体多元化、文化环境法治化、文化氛围浓郁化、文化内容纯净化、文化需求导向化、文化产业管理创新化、文化市场秩序化、文化融合路径多样化和文化资源优配化。通过发挥大数据的技术与平台作用，大都市文化治理更加进一步深入与细化，多元信息传播渠道会愈发畅通无阻，文化市场监管精准有效，也为挖掘大都市高价值的生动素材、萃取文化精髓、吸纳新的时代内涵、提高文化成果及产品的外部影响力与价值奠定重要基石。最终，通过转变治理理念，悉心布局文化建设进程，以精神牵引反推技术进步，实现双向互补，为盘活大都市文化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提供可能，从而不断弥合大都市文化供给服务和公民需求之间的鸿沟，增强大都市文化的感召力、影响力、凝聚力，提升城市软件配备，才能让大都市治理所需的共创、共享、共治的观念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