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转基因话语、利益结构与基因竞赛

摘要：由于近些年生物技术的突飞猛进，世界各国已经展开了一场类似于核竞赛，又远比核竞赛更为隐秘和严重的基因竞赛，我们需要认识转基因竞赛甚至战争的性质，走出技术化的缺乏主体性的转基因话语讨论。转基因研发推广过程中，有七股力量已经联合，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使得转基因大潮势不可挡：跨国粮商得利润、外国政府得战略、地方政府得政绩、中资公司得好处、科研院所得经费、国家部门得租金、种粮农民得闲暇。我们需要认识让生存逻辑和生命逻辑，服从于商业逻辑和政治逻辑的转基因利益结构，认识其可能导致人类生存危机等系统性风险，旗帜鲜明地反对转基因育种和产业化推广；退一步讲，即使进行转基因技术的研发，也要采用国家集中体制，以防止类似核扩散的基因技术不可控行为的发生，阻止一场在种子领域的殖民掠夺；同时重点发展和推广常规育种，强化农田水利建设，采用更为安全可行的措施，以阻止人类在转基因领域的自杀式竞争。

这就是了解历史的关键。人们消耗了巨大的精力，建立了种种文明，规划了优秀的制度；但在每个时代都会出现差错。某种致命的错误总是将自私而残忍之人推向巅峰，随后一切均跌入悲惨和毁灭。――C・S・刘易斯《返璞归真》    

魏王欲攻邯郸，季梁闻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头尘不去，往见王，曰：“今者臣来，见人于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将奚为北面？’曰：‘吾马良。’臣曰：‘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数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今王动欲成霸业，欲举信于天下，恃王国之大，兵之精锐，而攻邯郸，以广地尊名，王之动愈数，而离王愈远耳，犹至楚而北行也。”此所谓南其辕而北其辙也。――《战国策・魏策四》

一、话语中的转基因

就生物育种领域的转基因应用而言，我想强调的是，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主流话语之下，一些国家藉由转基因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巨大的、潜在的影响，以及转基因讨论的政治化和军事化，正在相继步入一场类似核竞赛，又远远比核竞赛严重，比核战争隐秘的基因竞赛和基因战争之中。如果听任这种竞赛和战争进行下去，人类自身的命运堪忧。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无论是民族主义者，还是世界主义者……每个人都需要吃饭，都需要呼吸，这是一条铁律。如果我们不能保持安全的食物体系、健康的生态系统，不能及时认知转基因技术进入人类食品体系所带来的致命性改变，不能认识转基因讨论的政治化所带来的基因竞赛和基因战争的性质，就会将我们拖入这场满盘皆输的隐秘的世界大战中。如果当前不作出遏制性的努力，藉由基因战争之名的基因竞赛就会不断升级，基因战争也会真的到来。这样，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仅是基因武器实施对象国的国家和人民是输家，全世界各国和人民、自然环境、生态系统，以及子孙后代，都会成为这场战争的输家。战争中的暂时赢家，可能仅仅是少数几个牟取全球暴利的跨国公司，以及在这个利益链条上暂时分摊到一点点好处的少数利益集团成员而已。

事实上，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中应用以来，一直存在着生态安全、食品安全、人类健康的争论。争论双方都列举了大量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都无法说服对方。需要指出的是，这场旷世争论的主角――生态环境和广大人民，一直没有机会发言：一方面，生态环境在人类面前，没有主体性，无法为生态安全直接向人类陈述；另一方面，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的代言人，本应该是广大农业生产者和食物消费者，但他们极为分散，又面临着巨大的知识壁垒、语言壁垒和技术壁垒，没有能力表述自己。所以，在转基因争论之中，主体缺席，却又争论不休，这的确具有讽刺意味。

转基因的讨论，还可以由争议最大的生态安全、食品安全等领域暂时脱出，对若干更加容易理解和辨明的领域进行讨论。比如，转基因技术在主要粮食作物中的育种研究和产业化应用，在近几十年全球粮食总量一直供过于求，中国粮食十多年来供求大体平衡甚至有余的基本事实下，是否有其必要？转基因技术作为一个国家间战略工具，需要被认识，但是否一定需要像核竞赛一样，进行不断升级和对抗？在转基因作物的稳定性、可控性、可逆性等技术安全未得到验证，其生态安全、社会安全、政治安全未充分评估的条件下，推进其产业化应用，是否太过仓促？

事实上，转基因技术在粮食作物中的应用，不仅没有必要，反而会带来系统性风险（如衍生品灾难一样危及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物种多样性丧失（无法保证物种安全）、技术捆绑和技术失控（粮食主权、社会稳定与国家战略丧失）等诸多问题。即使我们设定了一个解决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的美好目标，但如果实施的手段背道而驰，纵然“马良”“用多”“御善”，只会“数者愈善”，“离楚愈远”，距离美好目标越来越远，处境反而越来越危险。这就是《战国策?魏策四》中“南辕北辙”故事的真谛。

转基因声称要解决的粮食安全、食品安全、降低风险、削减成本、减少贫穷等话语，其实都不是技术问题。之所以把它们披上技术的外衣，是为了让人们相信靠转基因技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或者更加直接地说，就是利用了人们对技术中性的期望，而滥用了技术。因此，如果把转基因问题，仅仅当成技术问题，是会带来巨大麻烦的。不客气地说，是十分幼稚的。如果只听信少数技术专家的话，不听一下非技术人士，尤其是与转基因生产、消费密切相关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话，会带来国家政策的重大偏差，甚至会落入基因战争、阴谋论等政治化讨论，使中国真的陷入一场“基因战争”和“基因竞赛”之中，如同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核战争”和“核竞赛”那样。最终的结果是，耗费了全球人类巨大的财富和能源，换来的只是快速屠杀人类，将地球毁灭几十次、上百次的能力。

我们知道，粮食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只有从较长时期的历史视角、从多学科视角、从全球化竞争格局去看，才能摆脱单纯就技术谈粮食、就粮食谈粮食、就农业谈粮食、就简单的供求失衡谈粮食、就国内外贸易变化谈粮食的简单化讨论模式，才能进一步挖掘粮食问题，以及一系列与之相关问题的背后逻辑。

二、一箭七雕的转基因利益结构

相对于十分清楚的理论上的是非判断，更复杂的却是转基因实践中的利弊权衡。

转基因技术带来的利益链，使得各种的利益集团相互勾结，形成了一个短期利益共同体，让公众利益、子孙利益等长期利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基于研发、使用和推广技术的非中性看法，我们可以认识转基因背后的利益驱动。在这个资本为王的时代，资本捕获了精英（精英捕获）、捕获了政府（政府捕获），也捕获了大众（民众捕获）。就转基因技术而言，至少有七股力量已经联合，形成一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同盟，凝结出一股强大的势力，使得有害无益的转基因技术发展，成为一个势不可挡的大潮。

1.跨国粮商得利润

很明显，跨国粮商在威胁着许多国家的粮食主权。它们在粮食国际贸易和转基因技术的开发应用上，早已形成了寡头垄断。跨国粮商的运作模式，已经做到了“三个全”：全球化经营、全环节利润和全市场覆盖。在记录片《食物的未来》中有如下陈述：“生物技术公司控制了学术研究，基因工程控制了对外宣传，跨国公司则在世界范围内通过整合兼并控制了我们的食品供应”。[1]这一市场覆盖体系，形成了一个世界系统。

种子是食品产业链最上游的关键环节，种子市场更需谨慎开放。即便是市场开放程度和自由化程度最高的美国，种子产业在前70年的发展，都是处于国有种子公司控制之下。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少数几家国内高科技种子公司控制了全国60%以上市场的条件下，才逐步推进私有化和股份制改造的；而我们周围的印度、巴基斯坦到现在为止，仍然对其国内大田作物种子采取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印度规定外资公司在合资中的股份不允许超过40%，而且种子生产在合资后两年必须在印度本土生产。[2]可以预言，如果中国政府不采取断然措施，任凭外资种业巨头在中国进行扩张，中国大田作物种子的命运绝对不会比现在蔬菜种子的命运好到哪里去。

2.外国政府得战略

粮食问题历来都不是单纯的。粮餐具有战略品属性，在邦国征战中，粮食历来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粮食为例，至少有五种战略手段，使得粮食成为一种武器。我们知道，美国的耕地条件、就业结构、资本条件和能源条件的配合，使得美国储备了大量的粮食过剩产能和过剩产品，这都需要释放。在过去，美国等农业发达国家主要利用粮食援助、粮食贸易自由化、粮食补贴这三种手段，去运用国家战略，加强粮食体系的控制力，并消化其过剩产能。如今，发达国家又掌握了生物能源（第四种手段）这一进可攻、退可守的致命武器，在控制粮食价格上，更加游刃有余了。转基因技术在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开始变成第五种战略手段，使得极少数有能力实施进攻性粮食战略的国家，又掌握了更为致命的技术手段，甚至是生物武器。通过类似微软视窗的平台垄断和捆绑销售，它们不仅实现了巨额的经济利益，而且掌握了战略的主动权，控制了游戏规则的制定权。这是转基因技术的后发国家无法具备的，其中道理，与实施核计划，进行核威胁类似。

美国的全球粮食战略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末，其是美国少数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和政治资本相结合，谋求世界霸权计划的一部分，这个战略计划被五角大楼称为“全方位优势”（FSD）。他们认为，粮食和石油一样，都是美国谋求世界霸权地位的重要战略资源。“粮食政治化”使粮食成为国际政治硬实力的一项标志。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就着手重塑粮食政策和世界粮食结构。从“取消世界粮食储备制度”到“农业商业化”，从“绿色革命”再到“第二次绿色革命－转基因革命”和“生物燃料计划”，不断使用新技术逐步控制世界粮食生产和贸易。在粮食商品化和粮食政治化的相互作用下，现在已经有不少国家由于引入了美国的现代农业技术、转基因种子和化学肥料，走上了模仿美国，进而依赖美国的不可逆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