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洪 党国英 朱启臻 等：保障农民权利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内核

时间：2014年11月29日上午

主持人：董巍（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助理）

主持人董巍：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冒着重重雾霾出席这次座谈会。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切实维护和发展农民权利，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依法治国与农民权利――《农民权利研究》出版座谈会”。

首先介绍与会的专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启臻

中央党校教授向春玲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徐昕

北京市融鼎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吴有龙

湖南信息学院原院长助理、长沙职业技术学院培训部顾问张在贤

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刘明清

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助理董巍

中央编译出版社编审曲建文

参加这次出版座谈会还有凤凰网、新华网、光明网、腾讯网、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导报、财新传媒、望东方周刊、农民日报、北京晨报、怀化日报等的媒体朋友。

下面会议正式开始，请嘉宾发言，由于时间的关系，嘉宾发言时间不超过10分钟。

首先请《农民权利研究》作者张英洪研究员发言。

张英洪：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冒着严重的雾霾参加出版座谈会，我非常感谢大家！

各位的到来使我感到非常荣幸，深受鼓舞。农民权利是我从事农村问题研究的一条主线。十几年前我正式涉足“三农”问题研究以后，就明确把农民权利作为研究的主题，并围绕权利进行了持续研究研究。以前，我发现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原来搞“三农”研究的人，大都缺乏宪法意识和法学背景，他们不关注权利；而研究权利的人大都是法学家，他们又不研究“三农”。这是学科分割非常严重的结果。

我是农民家庭出身，感觉权利是非常重要的。我发现自己似乎长了一双“权利的眼睛”，在农村发现很多问题都涉及到权利，涉及到制度层面，对农民权利的不公平和侵犯比较普遍和严重，包括城乡二元结构这样的制度安排。我认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实质是农民和市民权利的不平等。原来传统的集体所有制的实质就是限制和剥夺农民的财产权利。一句话，我认为一切“三农”问题的根本都体现在“权利”二字上。所以，十多年来，我就持之以恒地研究农民权利。

我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专家、老师、朋友的支持，当然也遇到了一些麻烦。因为权利很敏感――本来权利应该是不敏感的――主要是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将权利问题搞成了一个敏感问题。总而言之，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现在回头看看，总体上还是很顺利的，因为终于出版了这一套《农民权利研究》，这次出版的书是全本，我推荐一下，特别是《农民、公民权与国家》，这是我最满意的。我对农民问题的思考都在书里面了。

这一套《农民权利研究》一共四本书，第一本是《给农民宪法关怀》，我把农民问题和《宪法》结合起来。举个例子，我在12年前就明确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建议把12月4日改为“宪法日”，现在已经实现了。第二本是《农民权利论》，我把农民问题和国际人权公约结合起来，从国际人权公约的视角考察中国的农民问题。通过打下这两本书的基础，我完成了第三本《农民、公民权与国家》，这是我自己下工夫最多、也是我个人研究中达到一个小小高峰的一本书，这个书能够出版也不容易，最后还是顺利出版了。第四本是《认真对待农民权利》，我运用以前的研究基础和框架做的农民权利政策研究。

这四本书前后经过十多年的时间，现在能够集中出版，我非常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他们能够精心推出这样的书。我还要感谢各位专家和媒体朋友关注这本书，支持我的研究。

农民权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这些年来，我认为农民的社会权利，例如社会保障权利、医疗保险权利得到了很大的进展，社会保障网覆盖了广大的农民，这是很大的进展。目前农民权利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城市化进程中对农民财产权利的剥夺和侵犯。这个问题当前非常严重，已经造成了很多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此起彼伏，非常多。侵犯农民的财产权利，又必定要侵犯农民的人身权利。最近我组织召开了法治城镇化论坛，就是希望能够城镇化纳入法治的轨道，维护农民的财产权利。这应该是城镇化发展一个总的方向。

我认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来，这是发展农民权利很好的契机。这对于维护和发展农民权利，以及保护每个中国人的权利都是很好的契机。当然，以后到底发展得怎样，还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我就汇报这些，将更多的时间留给各位专家。谢谢。

主持人：刚才张英洪研究员介绍了农民权利研究的源起，以及十多年来他的研究心得和研究成果，使我们对他的研究有一个全面初步的了解。下面请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刘明清讲话。

刘明清：刚刚英洪老师介绍了他十多年来做的事――农民权利研究，这个大课题我认为特别有现实感，有现实关怀。这个书我们第一次已经出版了，张英洪老师最先出版《农民、公民权与国家》这本书时，我们曾经搞了一次研讨会，在座的很多位老师都来过。这次我们又把张老师的四本书――他的代表作集中出版，有特别的意义。

张老师在自序中作了介绍，这篇自序我看了好几遍，他在“建设保障农民权利的公正社会”这个自序里面讲到，十多年来他在研究农民权利当中遭受不少挫折和打击，特别是遭受误解更是常事。这段话我读了特别有感触。因为在中国今天这样的环境下，做学术研究，特别是要做研究真问题，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总会碰到很多的障碍、很多的困难。这不一定是张英洪老师个人的遭遇，我认为胡星斗老师，湛中乐老师他们都会遇到这样的不理解。这就更需要出版界、媒体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出版社提出做思想文化的摆渡者，就是要传播真知识、传播真理、传播文化。这方面应该说我们感到很荣耀，我们出版英洪老师的这四本著作，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且是我们值得做的事情。出版英洪老师这套书是我们的荣耀！

首先，今天我代表我们出版社，对张英洪老师四本书的出版再次表示祝贺。特别是对于他这种献身的精神、研究真问题的勇气，我要表达我们的敬意。当然这个时候我也是代表出版社感谢各位专家老师。在这样一个雾霾的天气里，严重的雾霾天气里――我觉得这很像我们现在目前大的学术环境，或者是中国的环境，时而晴朗，时而雾霾，让我们的心情一阵高兴，有时感到一点点的压抑。好在这个雾霾是短暂的，未来中国的天空会晴空万里，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开了十八届四中全会，而且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已经提到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了，这已经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宣誓了，我认为这个依法治国进程是不会改变的。

第二，我个人对张老师从权利的角度入手来研究农民的问题，以权利的视角切入，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我也要对这种学术研究的风格表达了敬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央编译出版社是一家学术出版社，我们讲做思想文化的摆渡者，不光是出版西方的学术著作，思想著作，还要特别关注中国现实问题的著作出版。因为现在的学界，确实是有一些学者，就像张英洪老师在著作中提到的，研究的不是真问题，而是伪问题，很多问题是不存在的，或者这个问题是虚伪的，假问题。张老师从权利的角度入手，就直面了真问题。因为中国几千年来，农民身上的权利一直得不到保障，哪怕是基本的权利，和国民一视同仁的权利。在我们国家，这个缺陷是长期存在的。目前来看，农民的权利和市民的权利中间还是有巨大差距的。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讲到权利――因为我自己本身学过一点法学知识――我还是相信天赋人权。启蒙学者就有这样的认识，权利的来源一定是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权利不是恩赐的，这点非常重要。现在认为说简政放权，放权其实应该是还权，公民就应该有这样的权利，农民就应该有财产权，有人权，包括我们谈到未来的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等等这些方面。人的基本权利是天生就应当有的，不是说现在给他、放给他，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权利来源首先要清楚，是天赋人权。对于这个理论，这些年来我们包括法学界，一直受传统的认识制约，不敢大胆地宣称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权利不是说我们公权力让渡给农民一些权利，从公权力里面分割出来的，不是这样的。权利是天生就有的，也不是恩赐的。这一点我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相反，公权力必须要授予，公权力的来源一定是人民授权的，包括我们的农民授权给的，公权力的来源是人民的授权。李克强总理讲到，政府部门法无授权是不能做的，对于私权利来说，法无禁止即可行。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应该是表明了我们新一代中央领导人思想认识的提升。

现在我们强调依法治国，依宪治国，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最近也刚刚出版了一本书，就是著名学者俞可平主编的《国家底线》，书中专门谈到现在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强调法治必须是和民主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如果说没有民主为法治背书的话，就没有真正的法治。没有民主的法治，中国早就有了，战国时间的秦国就有了，商鞅变法就是搞法治。现在我们如果撇开民主谈法治，这个法治将会走向非常不好的途径。刚才张英洪老师讲了农民权利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实际上很多问题是要跨学科的视野，需要法学、政治学视野，不仅是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问题。所以说依法治国，法治必须有民主的背书，必须有民主的基础。这一点就像黎和平老师讲的，谈自由贸易没有市场经济做基础的话，就没有谈到点子上。

最后，张老师这套书的出版，也是给学界做了非常好的示范。知识分子著书立说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伟大的一个爱国行为，就是报国。知识分子著书立说就是报国，而且这种行为就在改变我们这个社会。我觉得英洪老师讲的宪法日，现在已经实现了，包括书里多次提到孙志刚事件，国家为什么要废除恶法？包括暂住制度等等各方面，现都在废除，这包括在座的以英洪老师为代表的专家，你们都在努力。最后希望张老师在学术的道路上越走越好，而且不断地给我们奉献出新的思想、新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