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绿色化――生态文明建设之钥

2015年5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顶层设计后,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第一次全面部署。

党的十八大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战略决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这些举措都表明了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和社会现代化最重要的抓手和组成部分。《意见》既是落实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基于我国国情作出的战略部署。它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制度体系和保障措施，提出绿色现代化即“绿色化”核心思想。

“绿色化”是人类发展的主题

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三大规律、三大发展”，即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这一重要观点，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为发展赋予了新的内涵，其中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对中国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思想和指南。

我国生态建设呈现出三个阶段性发展规律。

第一个阶段是生态赤字急剧扩大的阶段，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资源能源耗竭速度显著加快。这一阶段持续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自新中国建立之后，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水、土地、能源和原材料等自然资源的供给带来巨大压力，人口与资源的矛盾突出。

第二个阶段是生态赤字缩小阶段，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生态赤字开始缩小。过去十几年，“十一五”规划正式提出建立“两型社会”即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十二五”规划又强调了“两型社会”，对资源环境设立了约束性指标制度，有效扭转了我国重要污染物排放和能源消耗不断上升的趋势。

第三个阶段是走向生态盈余阶段，实行绿色发展战略。我国面临一个新的发展机遇――第四次工业革命，就是绿色工业革命，包括绿色能源、绿色建筑、绿色工业、绿色消费等，将促进农业绿色化、交通绿色化、建筑绿色化，为21世纪人类发展新道路提供伟大的实践。

从生态国情来看，目前我国生态建设从生态赤字迈向生态盈余，即从第二阶段迈向第三阶段。经过“十一五”、“十二五”时期大规模的生态环境投资建设，“十三五”时期，环境保护综合效益将逐步显现，主要资源环境指标变化明显向好，人居环境质量普遍提升，生态盈余存量增加显著，但总体上仍处于环境破坏与保护、污染与治理相持时期。

我国人口与资源的尖锐矛盾，在产生巨大的资源供给压力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系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总体来看，当前中国生态环境整体功能仍在下降，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在减弱。同时，生态恶化的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剧，危害在加重。生态环境建设中，边治理边破坏、点上治理面上破坏、治理赶不上破坏的问题仍很突出。生态环境整体功能下降表现为：森林质量不高，草地退化，土地沙化速度加快，水土流失严重，水生态环境仍在恶化；农业和农村面临污染严重，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有害外来物种入侵，生物多样性锐减，遗传资源丧失，生物资源破坏形势不容乐观；生态安全受到威胁。同时，急速的工业化伴随的大规模自然资源消耗过程，也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是农村工业污染、城市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总之，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

有鉴于此，我国的未来发展战略必然要不同于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而应采取符合中国国情的非传统现代化发展模式。绿色现代化是中国的必选之路。绿色现代化要求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损耗相脱钩，实行低度消耗资源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意见》提出：“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必须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加快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各行各业、千家万户。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民心、集中民智、汇集民力，实现生活方式绿色化。”

我国的绿色现代化，发展绿色产业，投资绿色能源，促进绿色消费，不仅不会影响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率，还会大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社会福利，并进一步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共赢。

可以认为，我国的绿色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创新之路，它将不同于从1750年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共同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而是在21世纪上半叶创新的一种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下降乃至脱钩的绿色发展模式。进入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主题是绿色发展，中国现代化的主题和关键词是绿色发展、绿色化，中国有可能不需要也不必要等达到较高收入时再来实施绿色化战略。

“绿色化”要“五化同步”

从我国生态系统的规律来看，有三个基本认识，应当得以重视。一是认识生态系统的长期性。生态系统具有极强的复杂性，我国生态环境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而是跟发展方式、生活方式、发展理念、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所以解决也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二是认识生态系统的急迫性。生态系统存在阈值即临界值，目前我国的生态承载力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系统本身的阈值，在某些方面逼近阈值。未来二十年时间是实现生态盈余的历史性拐点，实现中国全面走向生态盈余，实现天更蓝、水更绿的核心关键期。三是认识生态系统的复杂性。生态文明建设并不能局限于生态系统本身，而是必须全面地考虑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等与生态系统的关系。

《意见》全面考虑了我国生态系统建设的长期性、急迫性和复杂性等问题，提出了全面长远的规划，具有战略性、综合性和系统性，因此对《意见》的认识也必须从更加全面深入的角度进行考虑，既要各尽其责，也要通晓全局。

《意见》通篇贯穿着“绿色化”的主线，把“绿色化”作为实现生态文明目标的一个重要抓手。“绿色化”既有经济绿色化动态过程“动”的涵义，也有我们最后享受绿水青山的结果的“静”的涵义。 从动的角度而言，绿色化与十八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四化同步”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新的“五化”。《意见》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

中国现代化的主题和关键词是绿色化，对“五化同步”，我们应当认识到绿色化不仅是新“五化同步”的组成部分，更是新“五化同步”的基础和发展的共同目标。之所以将新五化以绿色化一词引领，是因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冲击下，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必须包含生态文明建设的要素，也就是“绿色要素”。这些要素体现于经济社会、生产生活等各个环节，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外生约束，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要求，促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向整体绿色转型。绿色化是手段也是目标，绿水青山的实现必须要依靠于绿色农业现代化、绿色工业化、绿色城镇化、绿色信息化和绿色基础设施现代化。只有在经济社会实现整体的绿色转型、绿色化的情况下，中国才可能真正实现彻底的绿色化。

绿色化的中国图景

中国绿色现代化可通过“三步走”战略来实施。

绿色现代化在目前阶段的目标是“两降低、三提高”，即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强度（为达到消耗总量峰值做准备）、主要污染排放总量（与经济增长脱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资源生产率水平。

绿色现代化在“十三五”时期目标是：全社会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投资预计将达同期GDP的1.5%； 实行更加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确保耕地面积总量不减少的背景下，实现经济增长、城镇人口增长、粮食产量增长；力争实现两个“脱钩”目标：一是工业产出增长，工业用水总量开始减少；二是农业产出增长，农业用水达到高峰开始减少。到2020年，我国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8800万千瓦，位列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我国已成为名符其实的核电大国，按照我国政府已经承诺的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40%-45%的要求，就需要在“十三五”时期将该指标设定减少16%，与此同时也需要单位GDP能耗降低17%，由此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进入较低增长阶段，如果经济增长率能够保持在7%左右的条件下，是能够实现这些约束性指标的；当前，我国大气污染形势严峻，以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为特征污染物的区域性大气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这就需要将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下降10%以上作为“十三五”时期最重要的约束性指标，对不同的地区还可以提出特殊的要求； 我国已经进入“森林盈余期”，出现了“双增长”，在“十二五”时期中国提前实现了对世界的承诺， 在“十三五”时期还要使绿色生态财富大幅度增长，大幅度提高碳汇能力，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2.96%，森林蓄积量增加10亿立方米。

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生态文明型社会，建成环境保护体系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青山、绿水、蓝天的优美生态环境，主要环境质量指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绿色发展，全社会形成资源节约的增长方式和健康文明的消费模式。随着我国继续推进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我国的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形成低污染排放的生产体系，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分别低于1500万吨、1748万吨，氨氮、氮氧化物排放进一步减少，固体废弃物处理率达到90%，城镇污水处理率达到90%。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经济增长与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脱钩，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代价降到最小限度，生态、生活、生产寻求最佳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融合的永续发展。

（作者：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