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告语马英九

作者:王康发布日期:2008-05-22

「王康:告语马英九」正文

世界潮流,浩浩。之昌,逆之亡。

――中山

明天,公元二00八年五月二十日,马英九先生在台北正式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十二任总统。这是一个在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地点发生的特殊的事件,不仅对于台湾,而且对于中国乃至亚太地区,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台湾的自由、民主道路已经不可逆转,其宪政理想和政党轮替制度再次获得历史性的认同和巩固。

理性、现实考虑再次君临台湾,民进党的权力哲学和历史抉择已被台湾主流民意否弃,由族群、党派、历史恩怨和统独之争导向的台湾内在分裂的结构性危机,已经大幅减小,虽然无人可以逆料台湾未来命运的图景,但可以肯定的是,经过五十年日据统治、四十三年蒋氏父子威权时代,和二十年困厄嬗变,以马英九为首的中国国民党东山再起,重新执政,标志着台湾命运展开了新的一页。

更重要的是,海峡两岸关系和中国整体命运将出现前所未有的演变。

马英九上台,意味着中国二十世纪的经验、教训将被重新总结,意味着被战乱、割据、革命、造反、复辟、外族入侵和异域思想征服所反复中断、扭曲、撕裂的中国民族生命和民族精神可望得到某种程度的复活,意味着在演化日亟、吉凶未卜的全球化当世,中国在道德、智慧、胸襟和选择上可能发生一次前所未有的整合,从而给东方和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希望。

马英九上台,意味着1894年《兴中会宣言》首次所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民族革命理想,将再次成为中华民族的共识。中国近代以降,建立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重新成为十五亿中国人的共同天职。意味著作为西方十九世纪中叶激进主义一支的马克思主义和“半亚细亚普遍专制主义”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及其东方变种毛泽东思想,已不能解释、更无资格“指导”拥有五千年文明、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最大文明-生命共同体的现代选择。中国对自身历史、种族、文明、地缘、命运、使命的认同,已使大陆宗奉的一党专制和意识形态偏见成为累赘和障碍,孙中山先生倡行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无可比拟地比一切外来思想和任何专制主义更合乎中国的过去与未来。

马英九上台,意味着中国二十世纪历史面临一次新的反思与总结。其中辛亥革命、北伐东征和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存亡继绝,求取独立、自由、尊严和强盛的三次民族战争,应当获得真实、客观、公正和正史式的首肯、颂扬与修复。

马英九上台,意味着中美关系和东西方关系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契机。台湾区别于作为殖民地的香港,更有别于作为西方激进主义实验场的大陆而最可引为未来中国的借鉴之处在于,中国与西方文化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新的综合。这一综合,一旦与作为中国文化母体的大陆正面遇合,其前景实在未可限量。

命运青睐于马英九,历史垂顾于斯人之处甚伙。作为哈佛高材生之前,他已饱读中华诗书,且从父母身上内在领略到“中国”二字蕴藏的丰富含义。生于资本主义的自由飞地香港,天然拥有一种历史悲情血脉,更让历史感叹的是,蒋经国先生慧眼独俱,为未来中国的重建选培了栋梁之材,真可谓得天独厚,高蹈前修,一枝独秀。马英九虽身历国民党衰颓、台岛乱相环生,以及个我人生的沉潜磨洗,透识人世天道的变化无常,却秉持做人行事、为官勤政的仁者立场、君子风范,决不随波逐流,苟且投机,一反中国权力世界的油滑、世故、卑污、邪恶、狡诈,更不专权牟利,结党营私。如此得中西文化之精萃,外秀内中,俊美而朴拙,知所感恩、敬畏、谦卑的政治家,实是天下至宝,中国之幸。

公正而言,马英九上台,与胡锦涛数请连战不无关联,台湾大选前后,大陆涉台言行可称适度。若干年中屡见不鲜的颐指气使,霸道蛮横基本被克制,在经贸、三通、直航、熊猫等“民生”议题上,其直接呈现者,并无明显不当之处。当然,大陆几十年混淆手段与目的的“统战”法术,仍然远未消散。

同时,大陆宣传部主导的意识形态教育和文化艺术作品,仍然充斥内战思维和党派恩怨,就在台湾大选期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周恩来在重庆”和“西安事变”等反映国共关系的大型影视片,仍然颠倒是非,诋毁蒋中正及其领导的政府和军队,丑化“旧中国”,对毛泽东们极尽歌功颂德,显示大陆以阶级、政党、意识形态,在政治、历史、精神制造中国人之间的对峙、隔阂和你死我活的分裂陈法,并无改观。

胡锦涛与连战等台湾“泛蓝”人士握手言欢的事实,与中共宣传部门的相反作为,凸显出大陆“对台政策”的内在矛盾,让世人费解。

无论马英九出于何种动机,其所申言“不统,不独,不武”,以及以台湾人民福祉为重,以台湾命运为主的思维,都有其正当意义。作为台湾社会执政党领袖,马英九当然应该首先对台湾负责,在任何情况下,不出卖台湾人民利益,不谋求与台湾的自由、民主、多元、宪政价值冲突的目的,不以台湾作为实现个人理想的工具和手段,更不能与大陆中共私相授受,达成任何秘密交易。世人有足够的证据相信,马英九属于对权力与个人私欲之间的关系有清醒体认的政治大家。

同时,包括台湾岛内,不少中国人对马英九抱持轻蔑、“超然”甚至冷漠的姿态。

君不见,马英九两度置身检察院,台湾部分精英都以看客的姿态冷眼旁观,一些自诩为马英九友人、同僚者,并未表现出任何同情关切。

君不见,大选前夕,在传媒公开露面的台湾知情、资深人士,大都热嘲冷讽,旁敲侧击,模棱两可,其目光之诡谲,言辞之无谓,居心之不轨,更甚于陈水扁之属。

君不见,即或马英九以真正压倒性优势获胜后,台湾精英们还酸腐庸俗地指责他狂妄、缺乏魄力,直到马英九在人事布局上让庸人惊愕不已时,台湾精英还在油言润舌,虚光盈目。

我们却要以另一种名义,另一种声音,告语马英九,那就是中国的命运,中华民族的使命。

前面提到,马英九上台,意味着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再反思、再讨论、再总结,意味着中国精神的复活,而这一切,都只能在一个前提下,即中国在全球化时代走向终极统一和现代复兴的伟大使命开始成为现实。

马英九作为台湾民选领导人,必须对台湾人民负责。但马英九毕竟不是陈水扁,国民党毕竟不是民进党。知晓海峡两岸和国共两党关系者都清楚,如果蒋经国再活十年(甚至五年),如果大陆没有发生“六•四”血案,没有出现严重倒退,中国统一已经可能在二十年前正式展开。

历史无法倒退,从更大的尺度看,即使蒋经国与邓小平两位莫斯科中山大学同窗能够主导两岸和谈,也只能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格局。天意如此,只有在马英九上台后,历史才能把国家终极统一这一伟大使命垂降于世。

马英九幼承庭训,饱读中华经典,大学期间又为“保钓运动”理论家。其父马鹤凌临终前曾嘱咐:化独渐统。马英九生性醇孝,在其祭奠乃父的文字中,再次提及亡父生前对他的期许: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我相信,深挚的家国情怀,深藏的天下意识,乃是马英九铭记于五内的人生抱负和政治理想。马英九比任何人都清楚,台湾过去、现在、将来都不可能脱离大陆,历史虽然给予台湾太多悲情和失意,但这一切都将转化和升华为民族生命的新生,而得到历史的补偿。马英九一定清楚,大陆数以亿计的同胞几十年间承受的苦难和不幸,不仅在规模、时间上远远超逾台湾,而且在性质上更非台湾人民所能完全了然。马英九此种“一身而二任”的处境与使命,应成为世人观察其举措言行的“不二法门”。

真正让我们可以抱某种乐观心情的是,毕竟冷战已经结束近二十年,造成中国分裂的内战也已在无形中结束三十余年,笼罩中国几代人的内战阴云已渐消散,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让中国人摆脱二十世纪上半叶“走俄国人的路”,“一边倒”的悲惨结论,获得了一种世界性的支持。没有任何民族比中国人更需要重新恢复民族自信,没有任何力量有理由维持在中国人之间强分阶级、强行斗争的哲学和制度。同时,另一种可能,另一种历史结局,同样存在,同样让中国有识之士忧心如焚。从1999年“九•一一”事件开始,直到眼下的奥运“圣火”和四川大地震,在中共“冷战”和“内战”思维灌输下成长起来的大陆青年一代,已经再三表现了狂热、偏激、拒斥现代普世文明的病态民族主义。大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早已痛感此种由官方悉心培养和导引的民族主义,一旦与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力量融为一体,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届时,一切时代一切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双面刃”效应――民族主义既为专制所用、也为自由所需的惯例 ――将在未来若干年“一边倒”为专制主义最强大的基础力量。如果这种趋势不可逆转,那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东西方出现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以及中国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都将成为一场真正史无前例的浩劫的预演。

能制止中国专制主义导引的民族主义走向完全失控境地的重要途径,便是重建中正、刚健、合乎中华精神与世界普世文明之道的新民族主义,这种新民族主义必须有一种相应的历史载体。只有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现代统一,能满足并升华地球上最大规模、也最非理性、最可能酿成空前浩劫的民族主义的正面需求。

应当异常清醒地看到,如果任由中国民族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结合分孽出新的扩张性力量,台湾很可能首当其冲。如果采取鸵鸟政策,未来二十年左右,台海之间所谓的现状维持,将被我们无法想象的危局所取代。无论台湾岛内还是来自包括美国方面,企图以海峡、商贸、功利和交易等现实功利目的来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局面,都是机会主义的选择,最终都可能导向对抗和战争,而不可能达成真正持久的和平和双赢的局面。

大陆不能容忍民进党的台独政策,同样不能容忍国民党维持现状的政策,其中隐藏不露的民族主义,一旦被公开鼓励,两岸关系将在一夜之间滑向对抗。

如果台湾国民党当局试图以任何功利性质和投机心理,让台湾陷于维持现状的虚拟状态中,它不啻在台湾预设下人造地震的导火索。

马英九上台,使上述阴郁的宿命式的可能性不会变成现实。事实上,历史留给他的空间前所未有的开阔。

他只要在尊重台湾民意基础上,接过大陆中共“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的庄重承诺,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充分运用现代文明工具,在条件具备的时候,以正式、公开、对等、不设限、无条件的方式,与大陆展开接触、交流、谈判;只要大陆不因为突发事件或难以逾越的阻碍和困难,放弃“和平统一”和“一个中国”原则,马英九就可能成为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人物。

签署停战和平协议,结束两岸敌对战争状态,这是大陆已经释放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善意,也是马英九当下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我们有理由期待,从明天开始,在二00八年年内,国共两党作为两岸执政党,代表两岸政府和人民签署此项协议。如果这个期待变成现实,那将意味着,导致中国从领土到精神上的分裂和对立的可悲历史,将到此终结。不难推测,两岸中国人和全球华人世界将以前所未有的欣慰和祝愿为之庆贺,国际社会也将以同情理解对待之,中国将诞生一种新的历史感,中国人六十年间的对立、仇恨和战争状态累积起来的历史鸿沟将开始弥合。届时,签署和平协议的双方获得类似诺贝尔和平奖的国际荣誉,当是题中应有之意。

两岸走向对话、和解,势必导致中美、中日关系的变化。美国从威尔逊总统以来,一直是中国的朋友和盟邦,尤其在攸关中国命运的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中美之间并肩作战,中国为美国争取到宝贵的战略转机,也接受了美国真诚的援助,中国从此悉数废除不平等条约,参与始创联合国,中国民族精神达到峰极,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空前提高。

中美如果在冷战终结二十年后,在全球化时代条件下,关于中国终极统一与东亚及亚太地区长期稳定与繁荣,达成真正具有长期战略意义的共识,那将是中美两国共同的最大利益与愿望所在。简言之,美国深度理解“中国几千年来在文化、政治上把亿万人民团结起来,这是无与伦比的经验”(汤因比语),这一历史结论,同情并支持中国按照其历史文化传统精神和现代世界普世原则推进国家统一;同时,中国对美国和世界承诺,中国现代统一不以扩张和反西方的民族主义为目标,相反,中国现代统一沿袭中国古代“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直到孙中山“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以建共和,以进大同”,将“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世界渐趋大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1912.1.1)。

无疑,台湾不可能重蹈一党专制和威权社会复辙,台湾数十年间经由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和平土地改革、经济起飞到开放党禁、解除报禁,以至当下日趋成熟巩固的宪政制度,应是大陆进行全面制度变革、创新的最重要借鉴。中共若真以国家民族为重,就应以谦虚和兼善的心胸,认真看取台湾在政治、法律、社会、经济、文化、道德上的成就。

两岸两党一旦正式公开谈判,中国的整体格局和气象当为之一新。大陆几十年噤若寒蝉、谈之色变的诸多事宜将立即蜕掉其党派偏见、独断和意识形态包袱。从每一个中国人的天然利益和历史逻辑出发,一切举凡国家统一者,举凡国体、政体、国家主要概念、范畴、结构都应一一得以重新审查、辨析、厘定、认同。诸如政治、法律、外交、国防、货币、教育、文字……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统一,其实质乃是中国再造之过程,全体国人无分党派、阶级、民族、性别、贫富、宗教信仰、政治立场,皆可发表国是谠论;新闻、出版、言论、结社诸项现代民权、人权皆不言自明,而受到法律保障。

谁也无法预言中国现代统一的进程、事象、影响、成果。中国统一作为中国民族意识和历史使命的正面实现,它呈现的是方向、道路、目标,而并无剧本和任何固定的模式。它的性质、方式、参与人士以及各种不可预料的偶然性,都将使中国人获得前所未有的机会、选择和无限丰富的可能性。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

也许是某种天意,中国在公元前221年完成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式统一。此后两千余年,中国长期处于王朝更替循徊的停滞社会,而欧洲正由于其分裂状态,导致各种竞争和文明演变。同时,欧洲的分裂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核战争可能性,已经难以为继。联合与统一已成为欧洲和人类新文明的新形式。中国既已付出两千多年专制停滞社会的高昂代价,就不必重蹈欧洲分裂旧路。而苏俄通过解体结束74年专制痛史、走向自由新生给予的启示,对于中国也许正好呈现出相反的形态。由于民族、历史、文化、地缘、命运的特性,中国将经过全球化时代的现代统一,结束一切专制制度,完成自身的现代转型,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出发,综合大陆、台湾、西方、苏俄的经验、教训,开出中国与世界的新路。

中国需要马英九式的君子风范,中国还期待一种圣贤气象。,毕竟,中国还有那么多夙愿未了,那么多壮志未酬。

马英九,加油!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九日上午王康于望京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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