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最后的中国国民党人

本次台湾大选虽然技术上还没有结果出示，其最深刻的告示早已经广布天下。自从笔者于1989年圣诞节前夕首次赴台湾观察选举战――当时还只是中级和基层公职人员的激烈竞选――以来，就数眼前的这次选举最没有看头。除了结局几乎没有悬念，还因为出马竞选者无论是新面孔还是老面孔，都提不出什么真具新意或创意的执政纲领。

尽管从选情角度来说本次台湾大选看起来最没劲，但从政治、历史、价值观的高度和跨度来说，它却是涵义深远且又浓厚的。因为本次台湾大选，不论哪个政党得票比例相差几个百分点，乃是现代中国的标本――中国国民党作为一个整体在政治意义上的“辞世之作”。

四个时代性质大转折点的前两个：“一家两图”

自从1949年国共内战在中国大陆上基本结束以来，中国国民党――本文必须老是使用这个名称，理由在下面的讨论中愈益凸显和明朗――最高决策者在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上做过无数的事情。在笔者的研习和观察视野里，其中有四大转折点，它们皆具有时代性质的涵义，标示着身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的挣扎和梦想。

第一个大转折点是1960年代的初期。促成这个大转折点的是1961-1964年期间几个事件的连锁效应――在中国大陆深陷于大饥荒的危机时刻，蒋介石不断要求美国政府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支持他进行反攻大陆的“终极”武装斗争；美国政府越来越不认同这一军事目标，只愿意援助中国国民党把台湾岛内治理得稳定繁荣，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应该以政治而非军事为主；中国大陆成功试爆了核武器装置（随后台湾的核武器研发项目却被美国政府强行制止）。于是，中国国民党决策层不得不痛苦地下结论：他们的反攻大陆“统一中国梦”只能停留在宣传上，他们一辈子都得留驻台湾了（参阅Jay

Taylor 《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第11-12章所依据的多方解密档案，台北：时报文化公司2010年版全译本）。

第二个大转折点是1980年代的中后期。继承父亲担任了先是事实上随后也是名义上的台湾最高决策者之后，蒋经国缓慢但坚定地把中国国民党在台湾执政的法统（legitimac,也译为“合法性”或“认受性”）基础，从“建设台湾、反攻大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转移到“扎根台湾、优先惠及本土”为主，虽然口头上还不能够这么公然的宣称。

除了人所共知的那些惠及台湾民生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大项目外，蒋经国在党政人事安排这个关键领域里，越来越把挑选年轻一代的目光投放到台湾本省家庭背景的人身上。这么做也是出于客观形势所逼迫：既然武装反攻大陆已经越来越不现实，中国国民党就必须把输血管道接到本省人才的新鲜血液库里。否则，随着来自中国大陆的那些政界人员的衰老去世，执政党就无人顶替来干实事挑担子了。

这么做合理合情。可是到了疾病缠身的晚年，蒋经国痛苦地发现，台湾与中国大陆的长期隔绝，已经从台湾民众的感情认同根部，抽空了两岸间一脉相承的生命之水。他虽然不再做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梦”，但还是不情愿让两岸越走越远，他内心里至少还保持着“一国两府”或“一国两治”的长期政治图景――两岸绝对不能变成两国，而只是一个国家之下的两个政府在实施治理（参阅沈君山：《浮生后记，一而不统》，其中收录了沈与当时中国大陆最高决策层的私下会面交谈史料；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3年版）。

于是就有了蒋经国1980年代末辞世之前的双手太极式的政策：一方面是挑选台湾本省人担任党政要职和准备接班，一方面开启台湾和大陆的民间往来以加强感情连带，首先是从外省籍老兵回大陆原籍探亲起头。这个双手政策，把理性和感性揉合一起，是蒋经国最后的遗产。可以这么说，两蒋作为父子相继的中国国民党最高决策者，达成的是“一家两图”的政治变通延续：父亲持有的是大中国政治版图，儿子持有的是台湾为本但中国不可分成两国的政治版图。

四大转折点的后两个：一反一正

第三个大转折点是1990年代的中期。继任蒋经国成为中国国民党党政一把手的台湾籍人士李登辉，他一方面积累了多年的怨恨，老是觉得被中国国民党的上层（多为外省籍）监控和制约，终于熬到翻身解放、大展手脚的时刻了。另一方面，李登辉也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国民党作为台湾光复后唯一的执政党，是他在政坛左右大局的强势坐骑；即便他在感情上讨厌它，也决不可以轻易丢弃它。

于是，李登辉采取了一个换酒也换瓶的策略，尽速把中国国民党完全改换成“台湾国民党”。他这么做也非理由不充足，对党内干部们他可以如此解释：任何政党在台湾谋生存发展，依靠的对象必须是台湾的本土势力，那才是以后政治竞争的基础源泉，因此国民党不能老是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立足于全中国”的政党，而要尽快把自己从里到外变成“只管台湾、不涉对岸”的政党。他推出的“台海两边两国论”方程式，就是为了此一大目标。

可是李登辉这么既换酒也换瓶，得罪了中国国民党里的老派势力，更激怒了台湾海峡对面的执政党。眼看着自己的方程式难以纳入宪法推展下去，李登辉干脆就“锅里撒泡尿，大家吃不成――散伙”。凭着他作为党主席的位置，不遗余力地把中国国民党从内里搅得支离破碎，然后甩手走人（参阅《爱憎李登辉――戴国与王作荣对话录》，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1年版；戴曾是李登辉的顾问兼老友）。

这接下去就有了第四个转折点，是2008年至今、马上闭幕的“一马当先”时代。假如说李登辉执政期间，是要“一反到底”，力争把中国国民党在台湾连根反转过去，彻底去中国化，马英九执政期间，则是要“一正到位”，力争把中国国民党在李登辉当政期间的去中国化潮流，扭转势头，归于“中华民国正统”。加之在2008年前的陈水扁乱政闹得两岸之间冲撞不休，马英九要让台独趋势悬崖勒马。过去八年里我们看到的诸多政策，从两岸直航、敞开大陆游客来台大门、降低大陆留学生来台的障碍、高调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直至“习马会”和两岸交流专职机构电话热线开通等，都是这个大棋盘上的落脚棋子。

对于马英九力推的第四大转折点，台湾一些团体指责他“卖台”，这是缺乏事实根据的栽赃。仅仅计算一下马英九执政期间台湾军备的采购和自制清单，也得不出他出卖台湾的结论。马所做的，是台湾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积极参与大中华范围的良性互动互惠。

两边不讨好的一个政治理想

以上四大转折点的主政者，并不一样。两蒋作为决策者在台湾党政军警体系里是“乾纲独断”的独裁领袖，敢于公然抗衡他们的微乎其微。李登辉虽然在党内尚不足够一人决断，但他作为第一个本省籍的元首，在全台湾社会里拥有极广泛的民意基础。马英九相对来说，执政基础在党内或民间都比不上前三者。可是，马在推动那些事关两岸关系的政策时，每每极具争议，却异常自信和执着。

也许性格是一个因素，但据笔者长期的观察，更重要的是自年少时接受的价值观。马几次笑谈，他如今“作为马总统，做了马同学时就想做的事”。当然，马不再像蒋介石那一代的中国国民党人，做着“打回大陆、重建民国”的梦，但马多次私下里和公开表达过“和平民主统一中国”的梦。而这个梦尽然使得马在两边都不受认同：大陆官方虽要“统一”，却拒斥“民主”；台湾主流社会虽要“和平”，却拒斥“统一”。夹在对岸的强权和本土的强烈民意之间，坚持执政基本路线的马英九，越到后来越是显得孤独和无奈。

结语：中国国民党1949年撤退到台湾后的四代领导人（是政治意义上的，而非依年龄区分），开幕的第一代以蒋介石为首，做过“反攻大陆、武装统一中国梦”；闭幕的第四代以马英九为代表，做过“和平民主统一中国梦”。这两场梦都未做成，皆化为白雾青云，忽浓忽淡地溶进历史厚重的积尘里。眼下，我们这些观察者目击着最后的中国国民党人作为一个整体，正辞别“政治人间”。一百多岁的中国国民党在宝岛上逝去了，它之后，延留下一个地道的台湾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