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理：对台湾武装抗日的几点甄辨

中评社香港11月4日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副研究员李理博士在《中国评论》月刊十月号发表专文《对台湾武装抗日的几点甄辨》，作者认为：“大量源文件证明，台湾同胞在‘七七事变’爆发后，虽身处日本的殖民统治下，仍在台湾各地不断掀起反抗日本侵略中国、预言日本必败的反抗言论及行动。”“台湾一些别有用心的学者篡改历史，将台湾武装抗日中的一些‘因素’强与所谓的‘台湾主体意识’联系起来的做法完全是无视历史史实。”文章内容如下：

1980年代以前，台湾的历史教育作为形塑国家意识的重要手段，把“中国历史”作为自己的历史，所要形塑的国家意识当然也是“中国意识”。但1987年解严之后，这种情形却有了急遽的转变，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所谓“台湾主体意识”的加强。“台湾主体意识”使台湾史研究成为新的显学。中央研究院及各大学历史系所，开始加强台湾史的研究，并纷纷将台湾史从原来的历史系所中分离出来，成立新的台湾史研究系所，台湾史的研究成果也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出来。但其中有一些专家学者，有意将“台湾主体意识”导向“台独意识”。他们打着经世致用的旗号，将研究重点放在“日据时期的历史”及“原住民的文化与族源”上。他们以“原住民文化与族源”的研究，试图摆脱中国情结上最大的负担――“唐山移民”的后裔身份，来达到塑造新的“台湾民族”的目的。而他们对于“日据时期历史”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将台湾一切美好的事物归因于“日据时代的经验”，刻意隐藏一些不愉快的经历，以重塑这个时代的记忆，企图以强调台湾现代化始于日据时期，台湾的经济成就主要依赖于日本人当年的建设，藉以贬低清朝统治以及光复后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来达到脱离中国联系的台湾认同，及造成这种认同的历史记忆动向。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在台湾武装抗日运动的简释上也有所体现，即是将台湾抗日中寻求台湾民族自决及独立的因素与今天的“台独”联系起来，利用错误的“去中国化”的“台独”史观，以各种台湾史书籍及改革中、小学历史教科书，逐渐将台湾主体性问题，在历史观上导向“台独意识”，以改变台湾人的历史认同与爱国之心，故我们必须以历史史实给予甄别与反驳。

“台湾民主国”为中国抗日运动的原点

“台湾民主国”，是1895年5月25日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后台湾官民为自救而成立的所谓“共和国政体”。“台湾民主国”的方案，是台湾省内外的官绅共同酝酿而成的。台湾绅民由于历经一连串争取朝廷重视、地方大吏支持和列强援助、反对割台无果的情况下，开始筹划自主保台，酝酿以自立民主政体的形式，反抗日本的领有，根据万国公法之“民不服某国，可自立民主”①之条，认为只要台湾“独立”成为“一国”，再向外国求援，或许可以避免被割让的命运。

烟台换约以后，台湾绅民皆知割台之事已无可挽回。5月15日，丘逢甲率领台湾士绅与唐景崧等，集议于台北筹防局，众皆认为：“万国公法有‘民不服某国，可自立民主’之条，全台生民百数十万，地方二千余里，自立有余。”②这是自主保台之议的初步酝酿。同时，台湾士绅又发电报给总理衙门、北洋大臣、南洋大臣、闽浙总督、福建布政使及全台升官，表明独立的意图：“伏查台湾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③

5月21日，丘逢甲、候补道林朝栋、内阁中书教谕陈儒林等，在台北筹防局聚会。陈季同再申前议，于是自立民主之策乃定。遂铸金印一颗，文曰：“台湾民主国总统之印”，制长方形“蓝地黄虎”旗，“虎首内向，尾高首下”，以示臣服于中朝。丘逢甲等共议，推唐景崧为民主“总统”。

24日，将宣言译成外国语并送至各国驻台领事馆，25日上午9时举行独立典礼，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唐景崧被推为台湾民主国的总统、刘永福被推为大将军、丘逢甲则为义勇军统领。“台湾民主国”将制定好的“黄虎旗”为“国旗”，将刻有“民主国宝印”为“国玺”，建年号为“永清”，台北为其首都。

对于“台湾民主国”，一些别有用心的台独立场的学者，试着将“台湾民主国”视为一个“事实”“独立的国家”，而将其放在台湾人民从十七世纪以来反抗异族统治的脉络下来解读。认为，“台湾民主国”和台湾历史上之前的政治运动相比，具有以下三大特点：在独立宣言中主张所有的国务都由公民公选出来的官吏来推动;明确地表达以台湾作为领土的建国运动;它是首次尝试亚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未曾经历过的共和体制。④

“台湾民主国”在事实上并非与今天西方的各民主国家相同。它是特殊环境、特别状况下的特别产物。史实充分说明，它的成立不过是中国及台湾官方上层领导阶级用来寻求国际支持、藉以吓阻日本攻台的权宜作法。其成立宣言中的“恭奉正朔，遥作屏”之语，明确表明其对中国的忠诚。故连台湾主体史观的创立者与推行者李筱峰都认为：“‘台湾民主国’不能算是一次真正的台湾独立运动。清廷的官吏在甲午战败后，想以台湾作为和谈的筹码，但恐台民不服，因而必须在台湾制造抗日行动。”⑤

故“台湾民主国”虽然短暂，但设计是属于清朝或中国之下。它并不具备一种完全独立自主的地位，且“民主国”也是一种过渡性的短暂组织，它设计当台湾归还中国的任务达成后，它就自行结束。

从以上历史史实可以看出，“台湾民主国”的成立，主要是迫于当时急迫形势的需要。“民主国”一成立，便立即任命新的官职以填补空缺。这样，台湾抗日的领导体系才得以维持，并对其后台湾的反割台武装斗争起了组织保证作用。“台湾民主国”虽名义上为“国家”，但实质上其设计属于中国之下。它成立的本身，就是台湾人民对抗日本侵略斗争的步骤，其后的对日抗战，更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原点及重要组成部分。

辛亥革命引爆了第三波武装抗日

1902年，总督府以诱惑、欺骗、强迫等手段，残酷杀害武装抗日首领及同志数千人后，台湾各地开始平静起来，但实际上各地反日义士摄于日本人的威权，反日情绪处于埋藏期，一旦有导火线，反抗运动就像火山一样爆发。受中国辛亥革命的影响，从1902年到1915年，台湾各地爆发了多起武装抗日活动，这也是台湾人武装抗日的第三期。此时期陆续有13起零星武装抗日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有11件是1911年中国大陆辛亥革命的影响而发生，特别是其中的4件明确要与大陆的辛亥革命相呼应。尽管这样，依然有别有用心的台湾研究者硬是将这些事件与所谓的“独立意识”联系起来，借普通民众对台湾史的不了解，来误导民众的历史观，以达到相关塑造台湾人民的主体意识的目的。他们竟然在维基网站上公然宣称在“这13起事件中宣称台湾与大清帝国友好的有4件，称王称帝、要自立台湾王朝的有6件，两者皆可的1件，不明其目标的2件。由此数字可以发现，欲自立“台湾独立国家”或政权的比例，超过与大清帝国友好的部分。”⑥维基的观点体现台湾个别学者完全无视历史事实。这个时期几大武装反抗殖民统治者的起义的历史史实，足以辩驳台湾某些台独学者有意篡改历史的险恶用心。

北埔事件是此时期第一次大的起事。当时正值佐久间总督加紧征讨山地，派遣一批批军队及警察队讨伐番人。当局拟召北埔管内之隘勇，援助大溪嵌，隘勇们不愿意前往，心存怨气。居住在北埔支厅月眉庄的蔡清琳，素仇恨日本人。他到处宣扬已经与祖国军队约定好，祖国大军将从旧港登陆，先攻占新竹，渐次扩展到全岛，最后光复台湾。隘勇们皆信以为真，表示愿意参加。蔡清琳采取同样的方法，劝诱山地同胞，山地同胞更是表示支持。

林圯埔事件起源于林启桢事件。刘干借此事件招集庄民集会，藉神佛指示，宣传曰：“我前日在国姓爷庙，梦见三圣人对我指点，命我为明朝崇祯帝义子，驱逐日人，救民于水火，故你等须听我之命令指挥，共成大事，事成之日，得地得管，皆从所欲，如有不听命令者，余必处之死刑。”⑦1912年3月23日清晨，刘干指挥同党，袭击了距林圯埔约十里的顶林派出所，杀死日本人巡查饭田助一、川岛与川及巡查补陈霖仔。⑧

土库事件是嘉义厅大埤头庄青年黄朝，平素非常关心祖国的各种事情。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传到台湾，给这个年轻人很大的鼓舞，他与忘年交黄老钳，为祖国革命情怀所感染，相互称为同志，讨论以何种手段获得同志，认为：祖国革命成功，推翻满清二百余年帝业，定“中华民国”基础，我亦人也，岂不能驱逐日人，而为“台湾国国王”乎?林圯埔刘干只有十余人，犹能击杀警察，而使顶林派出所全灭，我若广集同志，又何愁革命大业不成。⑨

西来庵事件是日本据台时期最后一次武装反抗事件。主要领导人为(闽)福建人余清芳。余清芳以西来庵庙作为筹划革命的基地。他对信徒传播，日本原本只有占领台湾二十年的运，现在已将要期满，届时中国大陆会调派军队相助，我们应该里应外合，迅速将日本人击退。⑩他还宣传日本暴政，唤起群众的民族意识，而且利用扶乩请神谕等方法，让信徒们相信台湾革命一定成功。总督府认为事态严重，派出台南步兵第2联队约一千人进行镇压。根据当地人盛传，死难者达3,200余人。?这场屠杀是1895年乙未战争以来规模最大者，因此有不同的数据留传，最多者有谓屠杀30,000余人。不过根据考证，三千余人是一个较可信的数字。?9月22日余清芳余部也遭日本军警逮捕。

从以上事件史实来看，无一不与中国相联系，他们或寄希望于祖国的帮助或受辛亥革命成功的鼓舞，他们都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根本没有今天的“台独意识”，他们即使有宣称“独立”也是希望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并将其作为回归中国的前提。

日据台湾后期没有抗日活动的说法是错误的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时，台湾已经被日本殖民统治了四十二年。尽管如此，总督府马上于9月10日，根据近卫内阁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通过了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及本部规程，在总督府设立本部，组织本部参与会，下设州厅支部、市郡支会、街庄分会，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总督府又以禁止报纸汉文栏，广泛利用大众传媒手段，采用广播通讯、出版报纸杂志等方式，向台湾民众灌输日本“被迫战争”的思想，皇民化台湾人民，以图安定殖民地的民心。但这些都无法阻止台湾人民对祖国大陆的深切关心，除了有些人内渡到大陆，参观抗战活动外，台湾岛内各种反抗的言论及行动也有很多。大量源文件证明，台湾同胞在“七七事变”爆发后，虽身处日本的殖民统治下，仍在台湾各地不断掀起反抗日本侵略中国、预言日本必败的反抗言论及行动。

从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现藏史料来看，这些文件是根据当时台湾宪兵队长、总督府警务局长、各州知事及厅长的通报编纂的，由台湾军方高级长官向日本陆军最高长官提供的情报数据，例如在1923年9月1日，台湾军司令部参谋长秦雅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