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峰：以中华共识跨越九二共识

中华共识是对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继承和超越。一国两制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而中华共识的内涵是一个中华民族，两个不同社会制度、互不隶属、都把主权交还给人民、只有治权的中国。

4月24日上午，国共两党同步证实：习朱会将于5月4日在北京举行。4月26日，国民党发言人杨伟中在中央社采访时指出：“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是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20多年来，尤其是近年台湾社会、两岸关系，以至于区域情势都有相当变化，在论述上、内涵上都需要丰富深化，与时俱进。台湾已有媒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并做出大胆预测：做事果敢明快的朱立伦，在习朱会上除了重申国民党坚持并延续“九二共识”的立场外，还会检讨胡连会十年来国共及两岸交流的相关互动，并将以更高格局阐述两岸新政策论述方向。“九二共识一定要跨越，若只重申维持，干嘛要去?”?

能否跨越九二共识，已经成为观察5月4日习朱会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而如何跨越九二共识，达成兼顾台湾绿营立场的新共识是两岸有识之士共同努力的方向。在此，我向国共两党领导人提议：以中华主权凝聚两岸主权共识(简称“中华共识”)，以此超跨九二共识，实现两岸难度最大的主权争议软著陆。?

一、 缘起

我提议“以中华共识超跨九二共识”，源于我的家庭深受国共内战之害。

我的爷爷在中原解放(国民党称沦陷)时资助过共产党地方武装，后来被人暗枪打死。我的父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经党组织推荐，成为一名共产党的地方干部。

我的姥爷1938年病逝时，我的母亲不满一周岁。由于家境贫寒，我外婆带着舅舅、姨和我母亲长期流浪在外，以讨饭为生。日本投降后，由于国共打内战，当时的官府根本无心无力顾及像我外婆一家那样的穷苦人。1946年，我外婆有病无钱医治，临终前将十五岁的舅舅送给一户人家帮人放猪，将十二岁的我姨送人作了童养媳，我母亲当时只有九岁，被送给一个在外打内战的国民党军官的家属作“养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母亲上了学，还经常作为穷苦人的代表，在忆苦思甜群众大会上发言。我是1968年出生的，很小的时候，我就听母亲常常念叨：日本人被打跑后，二姥爷(我姥爷的弟弟)念及兄弟情分，原打算接我外婆娘儿女四人回家给予照顾的，只是后来又打仗(国共内战)，二姥爷自己的一家人都顾不了，接我外婆娘儿女四人回家也就不了了之。我的母亲年纪小小，一直都是在外要饭，直到我外婆病逝。儿时，我家前邻居的后墙上有一条白色标语：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我懵懂认识汉字就是从这条标语学起的。

解放台湾，又不能让我母亲那样的穷苦人家再受战乱之苦，就成为我青年时代梦想和推动两岸和解意识的萌芽。

上小学时，在人民公社担任公安员的父亲，拿回家一枚已经拆除炸药和引信的手榴弹，外公(我母亲后来的养父)来我家探亲，见我拿着玩，强行坚持从我手中夺走。我那时很稀奇：一向被批斗得唯唯诺诺的外公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脾气?怎么还会知道“枪打一道线，弹炸一大片”?一问母亲，我才知道外公原来当过国民党军官，参加过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外公才在后来大陆的政治运动中屡遭批斗。那时，我很纳闷：像我外公这样和善的老人怎么会被划为“坏分子”呢?后来，我才逐渐明白这都是国共内战产生的敌对意识造的孽!

上初中时，我有一天夜晚无意收中到台北国际之声对大陆的广播，我父亲当场严厉批评了我，并教育我不要收听“敌台”。怀着好奇和少年时的叛逆，我就偷偷收听。不仅收听“敌台”，我还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美国之音有关台湾的内容，并对三方的观点进行比较分析。我对两岸问题的客观认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上高中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英国、葡萄牙相继签署关于收回香港和澳门的联合声明。我常常想：邓小平能够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收回香港和澳门而名垂青史，我为什么就不能提出一个构想，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而建功立业呢?在我潜意识中，一个时代的伟大领袖应该具备以下特质：一是要有前瞻而不偏激的战略眼光。二是要有稳健而不僵化的办事作风。三是要有大智大勇的强者风范。四是要有至善至美的仁者情怀。我那时就坚定认为，香港和澳门问题是中国和殖民国家之间的问题，而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的问题，香港和澳门模式不适合台湾。当时，台湾还是国民党完全执政，主张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陆已经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国际上社资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意识依然严重。我苦苦思索：既然两岸社资两种社会制度各自宣传的都有优势，为什么就不能相互融合、优势互补呢?由此，我当时主张国共两党实现第三次合作，共同组成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建立一种兼具台湾资本主义制度和大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能够实现社资两种社会制度优势互补的新型社会制度，携手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我效仿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撰写了一份《中国和平统一万言书》，于1987年4月来到北京中南海，要求面见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后被有关部门领导劝说返校。

1988年1月，我从“敌台”收听到蒋经国逝世的消息，立即意识到这是推动国共和解的一次机遇。我又专程赶到北京，建议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到台湾吊唁蒋经国先生。由于我的言行在当时显得特别怪异，我后来被北京公安部门当作“精神病人”强制收容，遣送返乡。由于我整天潜心研究两岸问题，已经无心学业，我的学习成绩从名列前茅急速下滑至全年级最末名次。又由于我是被当作“精神病人”从北京遣送返乡的，名声已经“狼藉”，我在学校已经根本无法再呆下去 。

推动国共和解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根本没有先例可循，我在学校也学不到我所需要的知识，反而会扼杀我的创造意识和想象力。任何的人间奇迹，都是在嘲笑声中诞生，在争议声中成长，在欢呼声中落幕。先知先觉的人，不成为疯子，就会成为伟人。于是，我坚决高中辍学。我父亲气得要与我断绝父子关系，其他家人也无法接受我辍学的事实，都不愿理睬我，因为我是全家孩子中学习成绩最好，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唯有我母亲给予了我鼓励，尽管老人家也不能理解我的志向，但她知道我很孝顺，心底善良，想干的不会是什么坏事，男孩子就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我安慰并郑重向我母亲作出一个承诺：国共和解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选择推动国共和解的大方向没有错误，只要沿着这个方向坚持不懈走下去，我坚信一定能够建功立业，也能像孙中山一样受到国共两党的尊敬和爱戴。母凭子贵，我就是要凭借推动国共政治和解的历史性贡献，拿下促进和平的国际最高奖――诺贝尔和平奖，让您老人家有生之年成为两岸同胞和全球华人共同敬仰的伟大母亲。

寒来暑往，一晃二十八年过去了，两岸关系经历了很多风雨和波折，我也历尽无数的艰难和辛酸，从一个横冲蛮闯的愣头小伙成长为一个白发渐生的中年男人。期间，围绕两岸和解，我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中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数以几百计，通过中国国民党主席信箱向国民党提出的和解建言也上百件之多。就像孙中山从事革命经历无数挫折一样，我也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从未放弃，我坚信国共两党终会有政治和解的那一天。二十八年来，两岸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民进党的成立与壮大对两岸关系发展形成新的挑战，但我追求国共和解与两岸和平统一的信念，以及对我母亲的郑重承诺始终未变。

破解两岸政治难题，首先要厘清阻碍两岸和平发展的两大矛盾，然后对症下药。当前，阻碍两岸和平发展的两大矛盾，一是两岸的主权矛盾，即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对立。这一矛盾主要存在于国共两党之间，是国共内战遗留并延续下来的，也是阻碍两岸和平发展的主要矛盾，只是这一主要矛盾在两岸“搁置政治争议”的和解策略下被忽略了。二是两岸的统独矛盾。在国民党已经没有力量遏制台独势力的当下，这一矛盾主要存在于民共两党之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矛盾是两岸分治后长期主权对立衍生的，是两岸的次要矛盾，也是比较容易化解的矛盾。只有民进党上台执政，两岸的统独矛盾和两岸的主权矛盾叠加在一起，两岸的统独矛盾才会显得比较难解决。只要国共两党切中要害，解决好两岸的主权矛盾，存在于民共两党之间的两岸统独矛盾自然就会迎刃而解。当前，为了破解两岸的主权矛盾，我在充分研究和分析国、共、民三党创建以来各个时期的政党关系，沿着并理顺两岸分治后的历史脉络，以及研判两岸红蓝绿三方都能接受的底线后，开创性地提出“以中华主权凝聚两岸主权共识”(简称“中华共识”)的构想。

中华共识凝聚着我潜心研究两岸问题二十八年的智慧和心血，包容了共产党“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大陆共识、国民党“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和民进党隐含“两国论”的台湾共识，不仅能够合法解决“中华民国”的政治地位问题，并对两岸统一前的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而且也能解决台湾同胞当前关心的台湾国际生存空间，并能扩大大陆的国际空间;还能实现两岸四地和国际社会共同期待的两岸最高领导人互访时的称谓等等诸多政治难题，是一个红蓝绿三方都可接受的两岸政治和解的共赢方案。在两岸学术界都在积极探讨统一之前的两岸政治关系、寻找破解两岸政治难题良策的当下，中华共识一经中评网、中华网、凤凰网、中国时报、旺报、今日导报和中华日报等众多媒体发表后，引起了广大读者和网民的广泛关注，也曾收到中国国民党中央政策会的正面回复。

我的母亲已经七十九岁的高龄了，由于幼小时长期跟我外婆在外讨饭 ，以一个破庙为家，经常饥一顿，饱一顿，很小就患有严重的肠胃病，体质一向很弱。近几年，由于患上脑血栓后遗症，头脑有点糊涂了，走路无力不稳了，说话也开始唔唔喔喔不清楚了。2012年底临近春节时，母亲打电话对我说：“海峰，台湾还没解放吗?你也年纪不小了，业没有业，也不想着成个家，该为自己的后半生做点打算了!五个孩子，就你最让我放心不下，你这样下去，我就是死了也合不上眼!”我听后一阵心酸，真很担心母亲万一哪天突然不在了，我没能兑现对母亲的承诺，会留下终生的遗憾。因此，我这些年倍感压力，对于推动两岸政治和解，也有一种急迫感。

5月4日，习朱会即将登场。作为台湾执政党主席，朱立伦若能就两岸同胞关切的重大议题，与大陆习总书记充分交换意见，发挥以党辅政的功能，必将为下一阶段的两岸和平发展注入正能量。借此难得的历史机遇，我想再次阐述中华共识的和解思想，以此与国共两党及两岸同胞共勉。

二、九二共识存在争议

当前，国共两党坚持九二共识是两岸协商对话的政治基础，绿营不承认九二共识。九二共识的内涵是两岸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对一个中国的涵义存在争议，大陆对九二共识的解读偏重一个中国，反对台独，或是同表一中，一中不表，一个中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台湾对九二共识的解读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一个中国是指中华民国。

以九二共识为基础，两岸在1993年举行举世瞩目的汪辜会谈，开启了两岸的制度性协商。也是以九二共识为基础，两岸关系还出现过李登辉执政后期的恶语相向，以及陈水扁上台后的剑拔弩张。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两岸又以九二共识为基础，签署了21项事务性协议，开启了两岸大合作和大交流的时代。同样也是以九二共识为基础，两岸还闹出大陆拒绝马英九亲自出席北京APEC会议和美国双橡园升旗事件的不愉快。?

由此可见，九二共识只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一个初级的口头共识，仍然存在很大的脆弱性、不稳定性和解决两岸问题的不彻底性。国民党执政时，九二共识是当然的两岸共识，一旦很有可能的民进党重新执政，九二共识仍会引发两岸局势的动荡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