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孔立：台湾政坛的“棒球情结”

棒球在台湾，正如乒乓球在大陆一样，是广大人民引以为傲的体育项目，而且台湾人对棒球的痴迷程度远远超过大陆人对乒乓球的热爱。有人说：“台湾人对棒球的热爱，却超越所有运动”，“棒球是台湾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棒球是台湾唯一能够超越族群党派，将台湾人心凝聚起来的运动”。在历史上，棒球也确实为台湾争得了不少荣誉，所以有人把棒球说成是台湾的“国球”和“国魂”，把棒球高手称为“台湾之光”，给予极高的荣誉。

棒球承载了台湾人的自尊心和自豪感，棒球赛被看作是台湾人尊严的展现，重要的棒球比赛被视为体坛大事，一定有许多人观看。2008台北队进军奥运资格赛关键场次的与澳大利亚队之战，不只是现场挤进了14000名爆满观众，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守在电视机或收音机前紧盯球赛进展。以棒球为题材的电影《KANO》首映时，嘉义就有6万人参加，上映前已经有100场包场，超过3万人观看，预售票达到3000万台。万人空巷，封街游行，所谓“台湾人疯棒球”由此可见一斑。

不仅民间如此，政界也十分关注，因为政治介入了棒球，棒球介入了政治。棒球联系着民意，关系到选票，谁也不敢掉以轻心。有人指出：“在台湾，如果说不上几场痛彻心扉的国际赛事或者大快人心的‘逆转胜’，你大可以怀疑这个人其实是观光客、或者有‘高功能反社会人格’。”所以，可以说，棒球已经成为“台湾人认同”的一个标志，是划分“我群”与“他群”的标志之一，也是“爱台湾”与否的一个界限。因此，不论党派、不论蓝绿乃至各个政治人物，都对棒球给予高度的重视，也都对棒球怀有深藏的神秘的自发的心理状态，各种不同的“棒球情结”。

棒球究竟对台湾政坛的过去、现在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观察的问题。

一、从《KANO》谈起：不同的历史记忆

台湾的棒球运动是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开始的。电影《KANO》描写日据时期一支由日本人、汉人和原住民组成的嘉义农林棒球队（简称“嘉农”KANO），在日本教练指导下，1931年拿下全岛冠军，并且参加日本的“甲子园大会，以“奋战到底，不放弃任何一球”的精神，感动了场上55000名观众，以三胜一负的成绩获得亚军，为台湾棒球史留下了光荣的一页。该片“除了少数场景夹杂着台语之外，几乎全用日语对白”。《KANO》2012年开始拍摄，2014年在台湾放映，引起全岛的轰动。

对于《KANO》，有人认为它是“修复历史”“荣耀再现”，“找回台湾的美好年代”，显示日本人和台湾人共同缔造的美好记忆。有人认为这是“美化殖民”，反映了“怀旧媚日”的情结，彰显的是日本武士道棒球的荣光。为什么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评价呢？那是因为人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历史记忆作出不同的评价。

这里有一个事例，有人写道：“台湾电影《KANO》与《军中乐园》，是台北市长参选人柯文哲最常提到的两部电影，《KANO》承载了经历日本殖民统治时代本省人，例如柯文哲家族的记忆，而《军中乐园》则反映出像姚立明这种外省人的哀愁”。2014年台北市长选举时，姚立明担任柯文哲的竞选总干事，他在竞选时，讲述了和柯文哲一起看《KANO》的感受。他说，全场电影一半都在讲日文，他听不懂，而柯文哲却很感动。因为柯想起他的祖父（“二二八”受难者），他哭了。而姚立明看了《军中乐园》中喊出“妈妈我想你”的呼号，就想起从小父母亲要他跪在祖父母照片拜年的情景，也会流泪。后来他和柯文哲交谈，“他问我你为什么会哭，我问他说你为什么会哭啊，我们才发觉我们有不同的历史经验”。

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历史记忆会导致不同的政治心理，产生不同的情结。

二、国、民两党的棒球情结：不同的政治需求

1968年台东红叶少棒队以7：0的成绩打败日本少棒冠军队。时任救国团主任的蒋经国接见全体队员，给予慰勉，希望他们要继续用功读书，力求上进。他还赠送队员每人一套特制的球衣，并且答应将来要到台东红叶村去看他们。从此，棒球运动开始受到台湾社会的重视。

1969年8月台湾金龙少棒队前往美国威廉波特参加比赛前，蒋经国又勉励队员“将爱国家，守纪律、有生气、肯上进的中国少年良好精神，带到国际去”。比赛结果，金龙少棒队获得世界冠军，整个台湾轰动了。9月7日成千上万人涌向松山机场，迎接金龙队的凯旋。队员每人乘坐一辆吉普车，在市区游行，台北市万人空巷，人人争睹。1970年七虎少棒队前往美国卫冕世界冠军失败，蒋经国到机场迎接小队员，勉励他们不要气馁。至今还保留着当年蒋经国为小队员打伞的照片。1971年蒋经国还曾经去看望少棒队员，并且检查棒球鞋的质量。80年代台湾成人棒球也取得傲人的成绩，棒球高手吴俊良还先后获得蒋经国、李登辉的接见。后来另一位高手王贞治也先后受到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三任领导人的表彰。

台湾国民党当局重视棒球是和台湾的政治处境有关的。对此，台湾媒体提供了如下解读：

“1971年10月‘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以后，台湾的国际处境日益艰难，唯有透过这些少年们的球棒，才能找回国家与民族自信心。因此，每一位棒球选手，都被媒体以‘棒打洋人’的‘民族英雄’视之”。

“在台湾失去联合国席位并受到国际社会孤立后，棒球场上的胜利让台湾人找到了情感的寄托”。“将台湾球员刻苦打败强国球队的事迹，转化成台湾人在国际压迫下的胜利，使棒球的胜负与台湾人的民族认同联系在一起，借此安抚颓丧的民心”。

“从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到1979年美台断交，台湾在国际外交场域遭遇中国大陆全面打压而日益孤立，但经济正在起飞的它持续称霸世界青少年棒球赛，多少为台湾民众的国族自信打了强心针”。

“在那个年代，台湾当局的‘外交’连连遭遇挫折，国际局势不利，台湾民众士气低沉，这一切使得棒球更多是被赋予了一些民族主义的色彩，产生了莫大的激励作用”。“（那时）台湾不被国际社会接纳，所以利用各种方式曝光，棒球还算满有效，所以棒球也被国族主义围绕。”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们有五种（或六种）不同的需求，其中的“尊重需求”指的是，对内要显示有实力、能胜任、充满信心、能独立自主；对外，要显示有地位、有威信，受到别人的尊重、信赖和高度评价。当年国民党当局处在困境下，对内既有维护自信的需求，对外又有受到尊重的需求，而棒球场上的胜利，成为一剂提高自尊和自信的激励台湾社会的强心针。棒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它的尊重需求，这就是国民党当局的棒球情结之所在。

民进党上台以后，也十分重视棒球的作用。当时台湾经济萧条，失业率高，民进党虽然执政，却是一个少数党，在国际上处境也十分艰难。民进党当局希望通过举办大型的棒球赛事，一方面“满足民众对棒球热情的需求”，另一方面“达到他所渴望的政治领导权，进而得到人民的支持及选票，并且带来经济上的收入、增进国际外交，以及建构台湾认同等效益”。

2001年由台湾举办第34届世界杯棒球赛，陈水扁宣告“2001年是台湾棒球年”，11月6日比赛在台北天母球场开幕，民进党当局的首脑陈水扁、张俊雄等人参加了典礼。2007年又举办了一次世棒赛，有人指出：“举办2001年与2007 年两届世棒赛皆带给台湾政府及社会许多正面效益”，“世棒赛带给台湾政府最重要的效益在于非经济面向，包括了政府的外交拓展与台湾的国家认同感”。[1]

那时棒球高手王建民取得十分突出的成绩，台湾当局通过各种媒体大量传播王建民参加比赛的新闻。他们把出王建民说成是“台湾之光”“台湾之子”“台湾人的骄傲”，有关王建民的报道，都与国族认同联结。《自由时报》写道：“建仔发光，台湾沾光”“全世界都看到台湾”，是他“使得不受国际社会承认的台湾得以在‘国际上’露脸”。有人指出：“王建民透过棒球，使台湾地图与台湾形象深植全世界爱好棒球的人心。因为王建民的伸卡球，台湾再度站上国际体坛，2006 年台湾最佳代言人非王建民莫属”。[2]

显然民进党人关心棒球有十分明确的目的。例如，游锡担任党主席时，强调台湾棒球选手发挥了“台湾精神”，而民进党的台北市候选人谢长廷、高雄市候选人陈菊都是“台湾价值”“台湾精神”的代表。有人指出，在民进党执政时期，“台湾球队去美国比赛时，就有些侨胞是带青天白日满地红（“中华民国”国旗）过去，但有些民进党人士是带民进党旗子去的。都是为同一群孩子加油，他们都是为台湾在比赛，可是大人就是各自表述。”

民进党的棒球情结，如果按照“需求层次理论”，应当是属于“社交需求”层次，强调的是“归属感”。他们极力建构“台湾认同”，表明只有自己才是“爱台湾”，才是“正港的台湾人”，以此建构“我群”，而把自己的政治对手列为“他群”。棒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它的政治需求，从而体现了民进党的棒球情结。

三、政治人物与棒球：不同的情结

台湾的政治人物不论蓝绿大多数都与棒球结下不解之缘。这里只提出当今几位主要政治人物加以介绍。

马英九：他对棒球的重视，可能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2009年他把棒球称为“国球”，表示“政府一定会全力支持棒球的发展”[3]。同时还专门召开“棒球国是会议”（这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一次），提出振兴棒球方案，[4]并且“保证4年内将投入12亿6000万设立成棒队”，[5]他和他的夫人在五年时间内“观赏职业棒球赛超过60场比赛”。

马英九为什么如此重视棒球呢？恐怕不能用个人喜好来解释，还应当从政治角度来考察。人们都说，马英九在台湾有“外省人的原罪感”。他要摆脱这种“原罪”，就需要不断地显示自己忠于台湾、认同本土。所以他极力表白自己虽然不是在台湾出生，“但是在台湾长大、一岁就来台湾，从小吃台湾米、喝台湾水长大，我将来一定也会死在台湾、葬在台湾，烧成灰都是台湾人，我一定用我的生命来捍卫台湾的安全，但我也要用我的智慧，来开创台湾的未来”。我曾经指出：这显然是出自获取“群体资格”的迫切需要。[6]如果人们不承认他是台湾人，他就不可能获得台湾这个群体成员的资格，就不可能获得社会的认同。心理学家弗洛姆指出：“个人不希望被孤立的倾向极深也极强”，[7]马英九为了摆脱被孤立的倾向，他必须把棒球这个“台湾人认同”的标志，牢牢地贴在自己的身上。“把自己包覆到这种归属感里面，事关尊严与自尊，亦即自己如何被别人看待，以及自己如何看待自己”。[8]所以，力争加入“台湾人棒球队”，获取群体资格，这就是马英九的棒球情结。

王金平：他曾经担任台湾职棒大联盟会长。他不仅在世界棒球比赛时极力为中华队加油，而且曾经在美国为棒球赛开球，“他把球直接扔进大都会教练阿洛玛的手套中，赢得现场观众的满堂彩，王金平随即挥手向全场球迷致意”。王金平善于调和，政党之间的争执他都能“乔”的过来，所以人们说他“只有朋友，没有敌人”。民进党人柯建铭说他是“整合者”，也是“资源分配者”。正因为如此，他能“蓝绿通吃”，成为台湾政坛的“万年院长”和不倒翁。在棒球方面也是这样，除了对外比赛，他没有不支持的球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