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孔立:台湾特色的社会关系文化

作者:陈孔立发布日期:2015-10-03

「陈孔立:台湾特色的社会关系文化」正文

所谓社会关系文化,指的是社会化的行为规则、惯例,是人们处理和认识社会关系的活动方式,亦即社会关系的模式化、固定化。台湾在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精神文化等因素变迁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些具有台湾特色的社会关系文化,尽管有时它不一定合法,但却成为得到许多人认可的社会规范、通行的惯例,在台湾社会中产生广泛的影响。

本文选择以下四种文化加以解读。


一、关说文化

关说一般指的是通过某种关系,进行疏通,为自己或帮助他人办成原本很难做到的事。按照台湾官方的定义,则涉及违法问题,它指的是不循法律程序,为本人或他人向公务员以及代表政府或公股的相关人员提出请求,且该请求有违反法令、营业规章或契约之虞。台湾方面还有关于请托关说登录查察的规定,依法可以提出陈情、申请、游说等关说行为,必须向相关的政风机构登录。关说涉及行政、执法、人事、工程、投标、采购等诸多方面。关说是"施"("请")与"受"的关系,受托者为请托者获取受益,请托者给受托者以回报,当事双方都会受益。既然有人受益,其他人的权益就可能受害。

在台湾,关说盛行,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媒体报道说:从乡民意代表、县市议员到"立法委员",关说无所不在。有帮忙买火车票、机票、在各级机关安插人事、年终考绩、学生打架、行车擦撞纠纷、关红灯与超速、被警方临检酒测等等,生老病死全包。选民往往一通电话,民意代表的服务就要到。更严重的是,立法机关也盛行请托、关说文化,影响到同意权的行使。所以,关说文化成为台湾民众痛恶的立院积习之一。军队里也盛行关说,柯文哲亲身有过这样的经历:他是台大医学第毕业生,当兵时,大家认为他一定会留在师部卫生营,可是别人"都去找一颗星、两颗星的大官关说,结果所有的缺都被占掉了,我最后被下放到步兵营"。有的学者指出:"关说表面上只是人情请托,大家互相给面子,实则却是动摇法治社会的基石"。还有人说:"关说影响社会风气,造成民众丧失对司法的信赖,并非台湾之福"。

台湾为什么会盛行关说文化呢?有人认为台湾人重视人情,在"情理法"中,"情"居首位,"法"处末席。也有人认为与选举有关。因为"张张选票都有投资报酬率的期待。那些平时能够为选民去关说,并且还能关说出成果的民意代表,选举时自然占尽先机"。因此民意代表必须为选民关说,否则就没有选票。还有人认为"行政程序不透明才是关说的源头",台湾当局也曾表示要做好"民代关说制度化、透明化的设计"。

实际上,按照台湾现行制度,只要不被查到有金钱交易的关系,关说就不要负担罪责,

因此,民意代表、关系良好的政治人物、乃至权力通天的商人,只要手法够巧妙,都可"合法关说"。

不涉及金钱交易的关说,甚至会博得台湾社会的同情和支持。王金平关说柯建铭案,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台湾媒体报道:他们数度向"法务部长"曾勇夫部长与"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署长"陈守煌关说,指示检察官在柯建铭获判无罪后不要上诉。由于两人没有金钱交易,台湾民间认为"这就是朋友帮忙,柯建铭是立委,尽管和王金平不是一个党,出了事找立法院长帮忙,非常正常,而王金平不问对方是不是自己的一个党,慷慨帮忙,堪称肝胆。在法治社会所不允许的事情,在江湖中却是义气。所以更多的人认为王金平是在"关心",而非关说。台湾学者指出:"台湾司法的防线还未确立,关说、施压无处不在,行贿也常有所闻。奇妙的是,这种现象的盛行,是由下至上的。也就是'人民'的人情使然。不管一般人嘴里怎么说,能够通过关说、施压而解决问题的时候,台湾人民通常就会那样办;民意代表也知道,如果不帮'人民'的忙,票就没了"。这种社会关系文化给民进党提供了有利的机会,他们公然为国民党人王金平鸣不平,矛头显然指向马英九。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反对政治关说、捍卫司法独立的马英九被视为"不讲情面"的人,无法得到社会公众的支持和谅解。《联合报》社论指出:"王柯关说案爆发至今七个月,结果是揭弊者遭到判刑,成为全案最大受害者;这样的发展,相当程度反映了当下台湾诡异的政治气候和社会氛围"。

直到现在,柯文哲当选市长以来,"每天都有人打来跟他关说人事,他觉得很烦"。他警告说要公布关说者的名单。柯文哲能不能改变台湾的关说文化,这要看台湾社会给予什么样的答案了。


二、密室文化

所谓"密室政治"指的是不公开、不透明的暗盘交易。这种台面下的"黑箱作业"或"分赃政治",在台湾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上自"总统府"下至村里长办公室,无处不在,无时中辍。至于政治人物与工商界大老的餐场合,"每日晚间,在酒家上演的各党各派立委借酒色调解的权钱交换游戏",更是司空见惯。所以在台湾已经形成一种具有特色的密室文化。

台湾最高当局向来采用密室决策。"党内是没有民主的",这是李登辉的名言。在他主政时,国民党的中常委、副主席等人都没有参加决策,"副总统"、"行政院长"等人也被排斥在外,而由他本人和少数智囊在密室中做出决策。陈水扁主政时,由"副总统"、党主席、中常委等人参加的"9人小组"并不是决策机构,只能提供决策参考,重大决策是由陈水扁个人与少数贴心幕僚在密室中做出的。至于马英九时代,所谓"府党院5人决策小组"也不是决策机构,大家公认他是由"小圈圈"决策,决策的核心只是围绕在马、金(金溥聪)周围的极少数人。

台湾密室文化在立法院的"朝野协商"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由于朝野"立委"只关心选区的利益,对"立法"不感兴趣,也无心进行监督,因此各种委员会没有实质作用,许多议案都无法取得共识;同时,由于"立委"审查政府提案时,几乎都为自己政党的权益算计,争议连连,很难有共识,议案无法顺利审查,只好交付"朝野协商"(即"党团协商")。于是,党团协商的位阶凌驾于各种委员会和院会之上。而党团协商只有"国会议长"和各党党团"党鞭"参加,即只有立法院长和国民党、民进党、台联党三党的三长共10人参加,这就是说,许多重要法案只有这10个人说了算,这就形成了密室政治,其他"立委"无法介入。所以有人说:"立法院长和党鞭才是真正的立法者"。

不仅如此,党团协商必须达成共识,经过各党团负责人签名,才算是的结论。而所谓"共识",就是"一致同意",只要有一个党不同意,就不能通过。这样,在立法院中有64个席位的国民党,就与只有3个席位的台联党处于同等的地位,多数党的地位被"阉割"了。国民党提出的许多议案都无法通过。"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自由经济示范区、粮食管理法修正草案、老农津贴暂行条例修正草案,都躺在立法院,迟迟无法完成立法程序,难怪有人要说'国家被立法院卡住'"。此外,由于党团协商没有达成共识,国民党籍"行政院长"的施政报告多次受阻,被迫"离席"。台湾舆论指出:"党团协商是违背民主代表与民主监督原理的密室政治机制,架空了常轨的国会议事程序","立法院缺乏民主法治精神,现已沦为乔事、藏污、腐化、拜托、关说之圣地,成为台湾的乱源之一"。

密室文化有一个重要的特色,用台湾话说就是"乔"。所谓"乔",就是协调、协商的意思。这是正面的含义,实际上"乔"往往是在桌面下进行的。在"朝野和谐"的标榜下进行"朝野协商",让许多法案在密室中交换。主持人压低多数席次同党立委的权力,拉高少数席次在野党委员的筹码,少数党通过密室协商杯葛法案。这种以"乔事"方式修出来的法案,必然让在野党立委感恩不已,不得不"涌泉相报"。

有人把王金平称为"乔王之王","他真正的业绩全都是在台面下的密室之中做成,包括预算和法案的朝野协商,以及政商界寻求人事、钱事、政事、司法事的畅通,甚至连立委想安排小孩念一个挤破头的私校、台塑创办人王永庆遗产纠纷,都曾拜托王金平帮忙乔"。

民进党人姚一多指出:"王金平什么都能乔,政治能乔,人事能乔。基本上,他就是靠施予恩惠,并且在适当时候要求别人偿还的绝妙工夫,在台湾政坛上挣得一席之地"。"这么多年的立法院长任内,没有任何人可以指出他过去到底为台湾做了什么,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记得他曾经为台湾的发展提出什么有见解的方向。不过,历史的吊诡就在于,这场充满神圣性格的太阳花学运之完美结局,竟然是由这样一位政坛暗黑界的代表一手乔出来的"。有许多人把"立法院"称为"乔家大院",因为它体现了"密室文化"的精髓。

《中国时报》社论指出:"多年来朝野政党为联手垄断政府预算资源、遂行政治利益交换,党团协商竟逐渐'密室化',良法美意已破坏殆尽"。可是,有人却美其名为:"尊重少数党","保护少数党利益"。熊教授明确地指出:"民主政治的规律就是多数决的政治","国民党在立法院的人数超过三分之二,但最后所有马英九要过的法案都通不过去",就是因为"不懂民主政治学的规律"。

不仅如此,在野党、"太阳花"、柯文哲也都出现"密室决策""密室交易"的情况,可见密室文化已经成为台湾政坛无法摆脱的恶习。尽管民间早已厌恶这种黑箱政治、密室文化,已经发出"废除朝野协商"的呼声,但并未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支持和响应。因为密室文化在台湾民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在选举过程中,贿选、买票、拉票、配票乃至"搓圆仔汤"等等都在台面下进行。"搓圆仔汤"是台湾政界常用的术语,有人写道:"搓圆仔汤式的选举也是台湾的民主特色,是一种围标式的选举","参选的人以一定金额或代价给其他参选人,要求其他参选人放弃竞选,让其一人当选,就是搓圆仔汤式的选举"。投票拿钱,人情拜托,黑道漂白,付出代价赢得选举等等,虽不光彩,但已司空见惯,大家不去计较,也不会受到公众的谴责。因此,密室文化已经盛行于台湾社会,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能通行无阻。可是,在台湾也经常出现"反黑箱"的言行,甚至把不是密室说成是黑箱。例如,有人把两岸服贸协议说成是"黑箱",最近又有人提出"反马英九黑箱加入亚投行"。关于前者,实际上"服贸谈判前早已公开,签署前向国会进行过3次项目报告,经济部就46种服务业的公会代表264人,展开111场的沟通,并在立院召开20次公听会。签署后,又召开144次说明会,更依据产业别办了16场公听会,其中民进党办了8场。3月18日前,服贸协议在立院,准入逐条审查、表决"。这怎么可以说成黑箱呢?后者则刚刚提出意向书,还没有开始运作,就被说是黑箱。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黑箱、密室的看法已经到了颠倒黑白的地步。所以可以说,目前台湾不论是执政党、反对党或是社会公众,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改变这种密室文化。


三、帮派文化

所谓帮派,通常指的是以地缘、族群或其他关系组织起来的、为个人和小群体的利益从事非法活动的黑社会团体。同时也指那些为个人或团体利益而组织起来的地方派系、政党及政党内的派系等等。在台湾,大到蓝绿两派、各个政党、政党中的派系、各县市的地方派系,小到基层的宗亲、氏族、乡里等等,都形成大大小小的帮派。帮派文化指的是,维护并极力争取扩大本帮派的利益和影响;在本帮派的势力范围,不让外力立足、参与竞争或分享他们的资源。这种帮派文化在台湾普遍盛行,在选举过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从基层来看,台湾的地方派系有所谓"角头""椿脚"等名目。"角头"是历史上形成的地缘性同宗、同乡组织,共同维护自身和村庄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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