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良臣：《环球时报》的“可恨”之处

中国有不少人都知道，中国有张环球时报；又由于它在这个世界上近百个国家发行，因此，说“地球人都知道”，也不为太过。

环球时报的“可恨”（正如它认为谣言的可恨）之处，不在于它对事物是一种什么认识，而在于它总是强调形成它认识的那些驴头不对马嘴的“理由”。比如，它在证明“没有证据显示中国目前报复社会的极端案件发案率在上升，尤其没有证据能认定，这种案件是中国特有的”（《泄愤重案制造者必须被依法严惩》）时，所举的例子中有的就很荒唐，比如它说：“美国每年都出校园枪击案”。

大家说说，在这方面，中国与美国有可比性吗？一个可以公开买卖枪支的国家与藏匿枪支即等于犯罪的国家怎么比？假如中国社会枪支也可以公开买卖，中国“每年校园枪击案”也不知会有多少！因此，如果中美两国同是“每年都出校园枪击案”，真要证明，也只能证明“中国目前报复社会的极端案件发案率在上升”，而不能证明美国。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如《环球时报》社论中所说是因为中国的互联网“加剧”“网民们对社会‘动荡不安’的印象”，那么“美国每年都出校园枪击案”为何就不会加剧美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印象呢？难道美国没有互联网？难道美国的互联网管制比我们还严厉？难道“每年校园枪击案”后美国政府也会动用美国的“长城”“绿坝”，屏蔽网上所有有关校园枪击案的报道、评论？

发评论，尤其是像《环球时报》这样一张报纸，刊发的又是它的所谓“社论”，所说的话、所举的例子都要站得住脚，站不住脚的话不能说，荒唐的例子不能举。即使不得不说不得不举，也不要说得那么盛气凌人，举得那么义正辞严。观点可以是错误的，但所举例证时不能过于荒唐，不能驴头不对马嘴。不然，像这样一张报纸，还有什么可信度？还能给读者什么力？别说还只是在近百个国家发行，就是在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发行，如果尽说些站不住脚的话，举些荒唐的例子，也还是不会产生所期待的什么“正面效应”。

再比如，在上面所提到的同一篇社论的末尾一节它又这样说道：“中国主流社会也应打破沉默，让少数主张挑战当前法制秩序的人清楚他们在中国社会的真正位置。这些人其实很少，他们试图代表一些虽然有具体的生活抱怨，但无意与国家主流方向对抗的人。他们在制造一个‘中国已经布满干柴’的大气泡，并把自己打扮成拯救中国的‘星星之火’。该把这个可笑的气泡捅破了。”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它的这段话是否也能站得住脚。

我首先就很想知道：

“中国主流社会”是什么社会？

“国家主流方向”又是什么方向？

为什么“挑战当前法制秩序的人”就要被划在“中国主流社会”之外？据种种迹象表明，难道说“当前法制秩序”没有值得可批评可更改之处吗？在有些人那里，为何只要一批评当前“法制秩序”，就要被视之为对政府的“挑战”呢？而况，如果“当前法制秩序”确有值得“挑战”之处，又为何不能“挑战”？

“少数主张挑战当前法制秩序的人”当然很“清楚他们在中国社会的真正位置”。除了他们是中国当前“法制秩序”的改革者，这就是，他们不仅不受政府欢迎，甚至还会遭到政府报复，而至于政府如何报复，中国不少人也都是领教了的，这里不说也罢。当然，像《环球时报》今天来指责希望对“当前法制秩序”的批评者或叫“挑战”者，就不仅不会遭到“中国主流社会”的报复，还一定会受到政府嘉奖。此外，我也完全承认，相比较那些只知道讨生活的广大百姓而言，“挑战”者自然只是少数，用《环球时报》社论的话说“其实很少”。但人数很少，就能证明这些“挑战”者是错的吗？说句也许又要犯忌的话，如果“挑战”者不是“很少”，而是“很多”，《环球时报》们还敢于把“挑战”者划出“中国主流社会”之外吗？

至于说什么“其实很少”的“挑战”者“与国家主流方向对抗”，就更是滑天下之大稽。请问：中国“国家主流方向”是什么？如果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民主、自由，是为了让人民更有尊严地生活，那些所谓的“挑战”者又在“挑战”什么？而如果“国家主流方向”不是为了这些而是为了更集权更专制，那么，这种“国家主流方向”为什么就不能“挑战”？

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是否已经“布满干柴”，这不是由什么人可以“制造”得出来的，而是要问一问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其中就包括《环球时报》社论中所强调的“一些虽然有具体的生活抱怨，但无意与国家主流方向对抗的人”有没有这种感受。须知，再集权，再专制，也没法让人失去感受。既如此，不论《环球时报》社论写手在键盘上敲下这行文字时的用意多么歹毒，也不过是“蝎子蜇板凳腿，瞎使一股子毒力”！

2011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