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昭：要正确使用“中国特色”这个概念」正文
今天，我们大量地使用“中国特色”，但有些使用并不是很贴切。“中国特色”在本义上是个中性词，并不是某事物加上“中国特色”来形容，就比原来好。如果凡是与国际常识不相符合的行为与思想，均贴上“中国特色”标签，就会贻笑大方。
近年来，“中国特色”用的很多很广，进行细致的分析和认真的把握有助于澄清一些问题。
“中国特色”作为修饰词，实际上有三种相似但也有差别的用法：一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的是中国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相比的不同。这个其他的社会主义，过去尤其指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词的重心是社会主义，比较的对象是其他制度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就是比较资本主义的民主政体而言的。如果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强调社会主义之内的差别和比较，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某某某”则是强调不同制度之间的差别和比较。三是“中国特色的”，作为修饰词其重心是中国，比较的对象是外国。这个修饰词强调的不是制度上的差别，而是国情上的差别。
分清以上“中国特色”不同使用的差别，就能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涵义上的变迁。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时标准用法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要有点中国特色，着眼点是摆脱苏联模式、走中国自己的路。在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之后，我们在一些具体方面尤其是政治方面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种说法，着眼点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搞西方的政党制度、政治制度等。进入新世纪后，我们使用“中国特色的”各种说法，着眼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保持民族特色，维护历史传承。
今天，我们大量地使用“中国特色”，但有些使用并不是很贴切。只有区分不同使用的细微意义，才能对“中国特色”做到严肃而准确地使用。
首先，“中国特色”在不同层次上使用。“中国特色”的宏观层次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旗帜等等;“中国特色”的中观层次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等等;“中国特色”微观层次指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更为具体的做法。在逻辑上，越是宏观层面，特色越是明显。中观尤其是微观层面，特色就要慎重。
“中国特色”在本义上是个中性词，并不是某事物加上“中国特色”来形容，就比原来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高于社会主义。两者之间只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而不是好与坏、优与劣的关系。不能脱离普遍性谈特殊性。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也不等于中国与外国的不同。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样的树叶，一个国家不同于另一个国家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就像一个人一定具有不同于其他人的特质一样。这种区别没什么需要特别加以强调的。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克服业已存在的“中国特色”泛化和庸俗化现象。如果凡是与国际常识不相符合的行为与思想，均贴上“中国特色”标签，就会贻笑大方。例如，踢假球、吹黑哨之类是不能冠之以“中国特色”足球之路的。“中国特色”这一概念实际上包含着价值判断，即只有那些经过历史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总结，才能被称为“中国特色”。而历史证明是错误的一些东西，虽然可能为中国所独有，如“大跃进”、“文革”，但不能被称为“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