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社论：害怕监督的城市无法从富裕走向幸福

近日，关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耗资十几亿元建成不到半年的“那达慕”体育场主体钢结构坍塌消息，受到网络和媒体的关注。而到达现场的记者在拍照时，被警察扣留了两个多小时。当地一位官员声称，不让拍照是上面的要求，不让报道是因为这么大的工程出现了事故担心影响不好，并一再要求记者删除相机里拍摄的照片后才能离开。面对各种传言，伊金霍洛旗政府新闻发言人、副旗长王美斌7日向媒体表示，那达慕主会场发生的塌落是一起施工质量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事故、记者、警察、官员，这四个关键词串联在一起，可以组合成内容和意旨迥然不同的各种故事，但最为人熟知因此也最容易落俗套的故事则只有一个：在新闻职业责任感的驱使下，记者力求报道事故真相的诉求和官员的特殊诉求产生了碰撞，警察则成为官员实现自己诉求的强大工具。至于碰撞的烈度，则往往只有寄望于权力的自我克制，而碰撞的后果，事后能有几句“澄清”和“道歉”，就已经够让人欣慰的了。

不得不说，虽然鄂尔多斯已经以人均G D P超过香港的骄人成绩，跃升为“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但其仍然只能贡献一个毫无新意的故事。在既定的话语体系里，“那达慕”会场主体钢结构坍塌及前后发生的一切，甚至可能连“事件”都称不上。只是施工质量事故而已，无人伤亡，记者没有被抓也未挨打，只是被暂时限制了一下人身自由，而且不过区区两个小时，充其量算是个小小的“意外”或者“误会”，这能算个“事件”吗?

面对这样毫无新意的故事，任何评论都会暴露出语言的苍白和乏味。政府信息公开的必要，无需再讲;舆论监督的作用，无需再讲;警察滥用权力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危害，无需再讲;重大事故的查处必须公开透明、一查到底，必须具备起码的公信力的原则，无需再讲……而一个更无奈的事实是，尽管这种语言的困境和产生的原因昭昭在人耳目，但它会终结于何时，却无人能够准确预测，公众和媒体可以做到的，只是在围观和发点无关痛痒的议论之后，等待下一轮循环。

当鄂尔多斯郑重宣告，它的人均GDP已经超过香港时，那的确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尽管这个城市的高速发展依赖于消耗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的路径一直备受争议，但对于身处边远地区的内蒙古来说，这毕竟是一个值得自豪的成绩。而按照“仓禀实而知礼节”的传统逻辑，一旦成为中国最富裕的城市，鄂尔多斯无疑承受了更多的期待。这种期待包括官民关系的重新定位，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型等等，简而言之，即诞生出一种新的广义的文化。作为先富起来的鄂尔多斯，理应用自己的经验向国人诠释：在不差钱之后，我们还能收获什么?这是其不可推卸的职责。如果先富的城市不担起这一责任，就可能有一种严重的后果，人们也许就会陷入一种发展的迷惘：富了，发展起来了，意义又是什么呢?

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鄂尔多斯上演陈旧的故事才稍稍有了点新意。从这个城市对“鬼城”(投资高达170多亿元的康巴什新区几乎无人居住，被外界称为“鬼城”)批评声音的生硬态度，到现在的粗暴对待记者，无一不在向世人展示，它还没学会如何适应批评者，如何接受更多目光的审视，它的变化也许只是体现在GDP和高耸的楼群上。依靠得天独厚的资源可以得到更高的GDP，权力之手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接连的迁移而造成华丽的城市景观，但显而易见，从富裕到幸福，鄂尔多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是，权力害怕监督、抵制监督甚至习惯打压监督的地方，民众的幸福感是无法建立起来的。

回到这场倒塌事故，在记者都无法靠近现场，基本的信息都没有披露的情况下，自说自话的调查和定性恐怕难以服众。事故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损失究竟有多大?为什么要扣留记者?应该向谁追责?……公众在等待答案，中国最富裕城市鄂尔多斯也应该向世人证明，它和其他城市相比，并不仅仅是一个“不差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