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杰：网络化时代社会认同的深刻变迁

［摘要］随着社会生活大规模的网络化发展，社会认同也日益超越个体认同和群体认同的边界，在网络交往中成为无边界限制、流动扩展的真正意义的社会认同。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根据社会生活和社会认同的实际变迁，对认同的研究也实现了从个体认同、群体认同到社会认同的转变。由于网络化发展使社会空间呈现出三个层次，以网络化发展为基础的网络社会认同也出现层次分化。网络社会认同主要以社会表象的形式存在，这种在网络交往中形成的社会表象，超越了个体表象和集体表象的局限，对实现迪尔凯姆所希求的社会整合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人口大国、社会复杂分化、感性文化传统和民主集中制政体等特殊条件，社会认同在中国的发展变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网络化；社会认同；社会分化；社会表象

［作者简介］刘少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872）

随着社会生活网络化的快速发展，社会认同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并且这个话题所反映的内容也日渐复杂。这不仅因为社会认同是网络行为的核心因素，在日益增多的网络事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在于社会生活网络化促使社会认同发生了形式与内容、地位与作用的深刻变迁。在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下，社会认同在网络化发展中呈现出的一系列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一、社会认同研究的转变与限制

社会认同首先是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虽然很多学者在20世纪前期对社会认同就已经开展了大量研究，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讨论社会认同的文献仍主要是关于个体的自我认同，诸如关于个体的身份认同、群体归属、地位和层次认知等，都属于通常的社会认同研究。因此，一些社会学家认为，20世纪前期的社会认同研究实际上是个体认同研究，真正从社会层面开展的认同研究 “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1］（前言P1）。

方文论述了社会认同研究在社会心理学中发生的从个体向社会的转变。方文认为，在1967年，社会心理学领域发生了两个重要事件：一个事件是被誉为 “社会心理学教皇”的费斯廷格（LeonFestinger）厌倦了个体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导致了“社会心理学危机话语”的发生；另一个事件是泰弗尔（HenriTaifel）和莫斯科维奇（SergeMoscovici）举起了“社会关怀”的旗帜，开始了群体认同或群际认同的研究。这两个事件共同宣告了个体论的社会认同研究取得突破。。［2］（P2）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社会认同研究从个体向群体乃至社会的转向，虽然应当看到是通过心理学家研究方式转变而实现的，但这种转变为什么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生的呢？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后期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为这个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1967年，丹尼尔•贝尔发表了 《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札记》，同年，加芬克尔出版了其代表作 《常人方法学研究》。笔者曾指出： “贝尔以后工业社会理论直接概括和揭示了科技革命引起西方社会的深刻变化，而加芬克尔则是以社会学思维方式变革的理论主张和原则建构，间接地表达了对科技革命引起社会变革的理解和体验。”［3］（P52）

费斯廷格、泰弗尔和莫斯科维奇等人在心理学领域引起的转变，其实同贝尔和加芬克尔的研究一样，都不过是对科技革命推动后工业社会来临的一种学术反映。

由科技革命推动的后工业社会来临，之所以能够促进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突破个体论限制，最重要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两点：

其一，后工业社会实现了产业结构转变，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而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则迅速上升。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70％以上。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表明，面对物或面对自然的物质生产的地位已经下降，而为人服务的第三产业已经上升到主体地位，因此，发达国家的中心任务已经从物质生产领域转移到为人服务的领域。物质生产展开的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三产业或服务业展开的则主要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这种变化也必然要求人文社会科学超越个体论的视角，切实从社会关系的视角去观察和研究社会生活。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推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变迁的技术革命是信息技术革命，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不仅大幅提升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和规模，而且还极大地扩展了人类信息交流的途径和空间，提高了社会交往的能量和地位。信息技术革命以其强大的效率和不可遮挡的魅力，把越来越多的人从狭小的个体活动场所带入广阔的社会交往领域，各种场所中的群体活动甚至超越群体界限而在更广泛层面上进行信息交流，呈现出信息技术革命之前无法与之相比的活跃状态。人们在日益发达的信息交流或更加广阔的信息空间中，不仅能够更清楚地认识他人，也能够更明确地理解自己，原来在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局部空间中不易判明自己身份归属的问题，变成了如何在复杂的信息交流中认识群体乃至认识社会。

因此，社会心理学对社会认同的研究从个体论转向群体论，其原因不能仅仅归结为研究者的心理变化和视角转变，更重要的是社会现实发生了深刻变迁。并且，社会生活网络化的发展，更明确地从现实基础上要求社会认同的研究实现转变。时至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和手机通信等新媒体技术迅速发展，使信息技术革命呈现出更加波澜壮阔的场景，社会生活实现了大规模的网络化变迁。人们在网络化潮流中涌入越来越广阔的社会空间，城市社会、民族社会乃至全球社会，人们可以凭借新媒体技术便捷地进入其中。在不断扩张且充满新因素和不确定性的网络社会中，重要的问题已经不是自我属于这个社会的哪一个位置，而是自我应当怎样看待和评价这个瞬息万变的新型社会。

卡斯特是对网络社会开展了深入研究的学者，在他看来，网络社会是一种与工业社会在农业社会中崛起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新社会形态，而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以互联网和手机通信等新媒体为基础的社会认同的转变。卡斯特在 《认同的力量》中开篇就指出： “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正在 被 全 球 化 和 认 同 的 对 立 趋 势 所 塑造。”［4］（P1）他之所以把认同与全球化看成一种对立趋势，并坚持在这种矛盾关系中审视网络社会崛起引起的各种社会变迁，最根本的意义在于：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和西方各国政府推进的 “战略决策性经济活动”［5］（P1），它不仅引起了世界经济秩序的新变化，而且也冲击甚至剥夺了广大社会成员的利益，各民族的基层社会成员形成了抗拒性的集体认同。抗拒性认同通过网络媒体实现了穿越传统社会制度的横向连接，并动员起激烈冲击全球化秩序的各种大规模社会运动。抗拒性的集体认同成为必将引起人类社会发生空前深刻变革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卡斯特指出：“伴随着技术革命、资本主义转型、国家主义让位，我们在过去的25年里经历了集体认同强烈表达的漫天烽火。这些集体认同为了捍卫文化的特殊性，为了保卫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和环境加以控制，而对全球 和 世 界 主 义 （consmopolitanism） 提出了挑战。”［6］（P2）

从卡斯特的论述中不难发现，他像泰斐尔等人一样，重视的不是个体认同，而是集体或群体认同。但与泰斐尔不同的是，卡斯特实质上已经超越了泰斐尔的群体认同论视野，通常是在论述超出群体边界的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认同。虽然卡斯特一再强调自己论述的认同是与个体认同不同的集体认同，但他论述的集体是没有清晰边界的，吸引了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阶层以及不同职业的社会成员参加的社会运动。在社会运动中的认同已经不是泰斐尔仅仅超越个体认同的群体认同，而是凭借信息交流和网络沟通穿越了各种集体边界的真正意义的社会认同。

这里要面对的问题是，卡斯特为什么坚持用集体认同概念来表达实质上已经超越了集体边界的社会认同？这或许是受到主流社会学的结构论研究方式的限制。从迪尔凯姆开始的结构论研究方式，虽然也重视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性研究，但结构论的基本视角首先是注意事物的构成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或者说，欲实现结构论的研究目的，就必须以弄清事物的构成要素为前提。正是基于这种基本原则，当卡斯特从结构论视角观察社会认同时，尽管他已经认识到网络社会中的认同是可以超越各种边界限制的社会认同，但仍然是在结构论视野中寻找社会认同的构成，而寻找的结果只能是个体认同和群体认同，难以看清整体意义上的社会认同。

因此，只有超越结构论的限制，才能从整体上把握突破了群体或集体边界的社会认同。

二、网络化时代的社会认同分化

超越结构论研究方式最有效的办法是从对社会现象的静态分析转向对实践论的动态考察。结构论和实践论是社会学创建以来一直延续的两大传统，如果说结构论因注重事物构成结构的分析而容易走向静态观察，那么实践论则因面对人们社会行动的考察而注重事物的运行变化及动态趋势。并且，正是因为实践论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去认识人类社会，坚持实践论立场就能在本质上把握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演化趋势，其中道理如马克思所指：“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7］（P501）

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既包括处理人与自然矛盾关系的物质生产实践，也包括展开人与人矛盾关系的交往实践。因此，齐美尔论述的人类交互行动、韦伯和帕森斯论述的社会行动，以及福柯和利奥塔论述的话语实践、哈贝马斯论述的交往行为、布迪厄和吉登斯等人论述的感性实践等思想观念，都能在马克思那里找到根源和影响。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之所以能在社会学领域保持广泛影响和持续承继，其根本原因在于实践观点符合社会生活的本质，立足实践，就能在人们同自然和同他人的相互作用关系中，在动态的社会行动中，看到一个由无数个体和群体展开的现实的社会。

由信息技术革命推动而成的网络社会，其基本内容是人们的信息交往实践，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活跃、最复杂、最广阔的实践场域或社会空间。因此，理解网络社会的问题就更应当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只有用实践的眼光或实践的思维方式，才能从本质上把握网络社会的矛盾及其展开形式。实际上，卡斯特也受到了马克思实践观点的影响，他在论述作为网络社会的核心问题即社会认同时，不仅论述了由社会认同凝聚的各种对抗全球化冲击的社会运动，而各种文化传统中的社会运动本身就是社会实践，并且还论述了网络社会作为社会认同发生的语境和存在的基础，其本质就是社会实践。卡斯特指出：网络社会展开了流动空间， “流动空间乃是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基础”［8］（P383―384）。

把社会认同与网络化时代的社会运动和流动空间联系起来，或者说，把社会认同研究置于网络社会基础之上，既能认清社会认同的现实形式，也能发现社会认同的强大力量。从社会认同的现实形式看，个体认同与群体认同都不能成为真正意义的社会认同，因为个体和群体不过是社会的构成要素，它们只有超越自身的边界，实现没有边界限制的社会联系，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认同。社会认同的主体是社会，而不是个体和群体。社会主体是通过个体和群体的交往联系而形成的，所以，个体和群体只有进入交往过程，形成交往联系，他们的认同才能汇聚为社会认同。因此，不仅只有在交往关系中才能认清社会，而且也只有在交往关系中才能把握社会认同。

网络社会的崛起，既为个体和群体提供了可以超越自身界限的有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