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晨：被建构的帮凶：律师与访民的关系及诉求逻辑」正文
在“非法上访”的语境里，有人将律师对农民的帮助，特别是组织农民抗争的行为定义为扰乱公共秩序是没有太多道理的。这里之所以说道理不是太多，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众所周知，农民选择抗争的主要方式有三种，或者说，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有三个途径：（1）司法；（2）上访；（3）人脉。（不讨论媒体/舆论的力量）如果是上访有用，那么农民肯定不会去寻求司法，因为司法的门槛和代价比起上访而言，绝对是超乎我们想象的，且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博弈的周期太长，问题得不到快速的解决。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走司法需要很多复杂的手续及其办理流程，而上访并不是说，“举报就会有结果”，问题还会被层层下压，又官官相护，农民实在是非常无力。要知道，只有在“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候，农民往往选择去寻求司法的帮助。故而，这里出现律师的身影，也就不足为怪。另外，之所以走不了或者很难走人脉的原因在于，如果上访民众上头有人，那么他们的利益会受到无缘无故的伤害吗？
在我们调查的湖北T村，就是走人脉将问题解决的。村干部把一个村妇，借助黑恶势力的拳头给暴打了三拳，并且朝着她的胸口。而后，村妇寻求其弟弟的关系，将这件事情摆平，结果不是村干部被免职，而是答应以后不再找她的麻烦。这类的保护，最多是一个人，一家人，而不是可能是全村的百姓。（具体可见《麻城T村：农民权益抗争中的困惑》一文，原载于《南方都市报》，2015年1月25日）那么，鱼肉其他民众的可能性也就因为“上头没人”成为了可能，这样的境况和危险，让人无比的担忧。如果村干部再借助黑恶势力暴力殴打和欺负其他村民怎么办？紧接着，我们在调查安徽池州的TJ社区时，村民C在无可奈何，在实在没有其他的办法的前提下，聘请了一位律师。这位律师我们也有见过和访谈，之所以愿意接手这个案子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和当事人之前认识。我们曾经问他，如果你们不认识会不会接手？他说，不会，谁愿意接这样的烫手山芋？吃饱了撑着？他还说，我从92年开始做律师，我对中国的司法已经绝望了。就在他的反问及一系列的谈吐中，我们似乎明白，乡村的这些博弈背后，的确非常的复杂和危险，特别是黑恶势力的威胁。故而，当律师和村民C成为代理与被代理的关系以后，村民C在谈判等事宜需要被处理的时候，往往并不露面，因为他认为，他已经把事情委托给律师全权处理，没有必要再出面。加之，还有人情，面子等因素的考虑，如果闹僵，以后还怎么在村里生活？并且，他之所以能够聘请律师，主要原因在于：（1）有这样的资本和经济实力；（2）有法律意识（曾经上过学）。然而，律师作为他的利益代理人，当然需要帮他出谋划策，即便在一个杀人的案件里面，作为杀人一方的律师，也要为他做辩护。这是一个律师基本的义务和本分。
如此，如果再回到我们开篇所说的情节中去理解，如果律师是出谋划策，而被以扰乱公共秩序，寻衅兹事等拘留起来，是没有道理的。何况，律师收取代理人理所应当。关键就在于，律师组织群众相互的帮助，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人多力量大”的思维惯性中，采取类如村民A有难，那么集合其他村民一起去声讨和游行，如果村民B有难，也采取同样的做法，在我看来，这本没有什么太大的过错，也不过是一种底层抗争的策略罢了。他们参与到具体的公共事件中，顶多也就是想维护底层利益，诉求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甚至就是自救。
而把这样的策略、本能反应认为是危害社会稳定的举动，往往就显得不明就里，甚至对于农民上访没有太多的理解和研究。之所以给出这样的判断原因在于，上访本身是一种行政救济的方式，是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正当性利益诉求方式，且在上访无效的时候，才会去聘请律师，而律师收钱并出谋划策，组织上访民众相互帮助的群体性上访，这就是策略的问题，根本没有什么扰乱秩序的问题。
再换个思维去思考，追寻本质，如果不伤害民众利益，民众会去上访吗？如果上访能够解决问题，他们会聘请律师吗？种种追问都在面向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作为行政救济的上访是否适应这个时代的需求？特别是农民上访的无力感和有效性何时才能提高？何时才能不再层层下压或者解决迅速？作为聘请律师的非暴力型抗争方式，在法律规定的渠道内行事的上访模式，为何就成了扰乱秩序？这背后的逻辑，笔者认为应该“相关部门”认知清楚。
所以我们认为，帮凶是被建构的，且这些相互的关系，没有去破坏和触犯法律的规定，基本上都是按照法律法规的框架在行事，毫无暴力的意思可言。还可以按照群体的心理学逻辑来说，抱团型的自救，这是趋于本能的做法。一个民族在面对利益或者存亡的时候如此，一群被伤害利益的群众，也可以如此。
2015年6月22日
作于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