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军：在应对社会学总体性危机中促进学科研究的整体转向

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任务的提出，各级党政部门和社会公众对社会学学科的功能寄予了越来越多的厚望，他们期待社会学能够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特殊的建设性作用。这无疑给中国社会学发展赋予了极高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也是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一个极好机遇。

的确，伴随改革开放而恢复和重建的中国社会学学科，经过30年的努力建设，现已成为一门十分重要的应用性社会科学。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变迁的急剧加快，原来潜伏在社会内部的许多发展性问题开始逐步显露出来，并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社会各行各业对社会学知识的需求由此与日俱增。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转向于社会全面发展阶段之后，一般会出现一个对社会学知识大量需求的时期。以美国为例，社会学需求量与影响力最大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恰恰是其经济繁荣之后社会问题的多发期，在这一期间，美国每一年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中，几乎每三本就有一本是属于社会学类的著作。此外，在美国整个国家资助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经费中，也有近三分之一的经费是用来资助社会学研究的。当前，中国也正处在一个“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逐步转向强调“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快速转型期，社会学必将会借此获得更大的发展契机，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春天正逐步向我们走来。

但我们同时也必须认识到，社会学春天的再次来临对中国社会学来说既是良好的机遇也是巨大的挑战，更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一种“风险”。面对全社会（尤其是实际部门）对社会学寄予的极大希望(包括政治宣传、政策咨询、经营策划、战略规划等)，似乎社会学者都可以提供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当前，一些地方的社会学者到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似乎思想可以自由骋驰，似乎发展空间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其实，仔细反省一下我们学科的存在环境，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做一个简单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今天的学科发展无论从理论意义上讲还是从实践意义上讲，我们并没有完全跳出学科发展的初级阶段。不仅如此，我们的学者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学科发展的约束性因素还大量存在，这一切所带来的后果很可能会造成社会学者个人的无意识和学术的无意识。社会学者需要对自己生活的社会条件做出认真的反思，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学术行动的自由。英国社会学家鲍曼（Zygumnt Bauman）曾经指出，随着现代国家的不断理性化，原本作为知识与文化价值之立法的现代知识分子（主要是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此时已成了多余。不仅如此，随着全球化的推进，雅俗文化之间界限的消失，知识分子在注释经典性文本方面的优势地位也丧失殆尽，这些无疑导致了知识分子的角色危机，社会学领域内的知识分子正面临着被淘汰的威胁！或许这正是当前许多西方学者提出诸如各种“后学”、“新学”和各种“转向”等新时代、新话语的原因吧，因为以此他们能够使自己在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已逐步被科学所取代的技术专制的社会中，继续合法地保留其重要性。我认为，与当前的各类科技专家相比（甚至与人文学科相比），现在的社会学家不是提高了而是逐步丧失了其原有的重要地位，从社会的“立法者”蜕化成了一个个“解释者”，他们在社会文化建设方面的权威地位已被安全地限制在学院内部了。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社会学及其学术从业人员能够打破常规思维，独立地承担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任吗？

只要简单回顾一下恢复和重建以来的中国社会学，我们就会发现，其1979年恢复和重建之后的先天不足与后天发育不良的毛病至今还沉重地压在社会学者的身上，一旦把握不好自己，便很有可能陷入深刻的危机与风险之中。比如，社会学的应用研究和理论研究严重不成比例。这使得我们不仅在一些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和后继无人，而且在许多基本的理论问题（如理论的应用范围及其各种限制性条件等）还没来得及做认真探讨的情况下，在经验层面我们就已经在大量地运用各种理论做应用性研究了。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因大量没有理论支撑的经验研究、应用研究所带来的表面繁荣，其背后实际上潜伏着越来越深刻的危机，这一症状不仅需要我们首先在与应用研究相对应的理论研究层面下功夫，而且更需要我们在更为广阔而深厚的社会学理论上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和元社会学层面的理论探讨。

放眼当今中国的学术场域，我们随时都可以看到，一些只要是在大众媒体上发表了某种评论或撰写了某些类似社会学文章的人，似乎都成了社会学家或社会理论家，而官方和业界的一些人士也在纷纷谋求一个社会学者的头衔。尤其是随着中国党政部门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重视，使得越来越多的学术界及非学术界的人士都表现出了对社会学前所未有的兴趣，似乎都想借助于“和谐社会”所营造的“社会学春天”的再次来临挤进社会学圈内。因此，在当今中国的社会学学术场域中，同样也充斥着各种假冒伪劣，中国社会学似乎再也难靠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来守住自己的阵地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不仅有被其他学科所渗透和瓜分的危险，而且还有被许多业余社会学者所腐蚀的危险，这不知是中国社会学走向繁荣的标志还是走向衰落的预兆？

我曾经多次撰文指出，就像过去发达国家的社会学者一样，今天的中国社会学者实际上也陷入了难以抉择的双重约束之中：一方面，为了保持自己专业的纯洁性、独有性和权威性，不得不要承传自己所谓的专业知识，从而可能陷入只是简单机械地套用学究性知识来代替日常性知识的误区之中；另一方面，为了扩大社会学学科知识的社会影响力，又不得不去寻求更简单、更通俗的话语来表达自己对复杂社会的认识和看法，从而可能抛弃过去所谓的专业知识，成为只需依靠自我启迪就人人能够做得到的业余社会学者。面对这种专业化和大众化的双重要求，广大专业的社会学者必须实现一种自我的彻底转型，其任务就是不断去探求、去开辟、去创新。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塑造一个“新人”，那至少也要培养一种“新的关注方式”，一种社会学的独特眼光。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学的地位首先是由我们社会学者自己来决定的。倘若我们自己都没有实现自我的真正转型，没有思想的更新，没有精神的巨变和创新的快感，社会学者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反思与审阅就无从谈起，社会学也只能沦为一种“理论无意识”和“想象力枯竭”的境地。要是这样，社会大众还会需要社会学吗？

环顾当今西方社会学，其发展状况就像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描述的一样：“今天的社会学似乎正处在一种僵持状态之中”。“世界各地要求学习社会学的学生日趋减少，社会研究项目受到足够资助的数量也比以前在减少。社会学可能已经在一些主要的知识发展和成就方面丧失了中心地位。这对那些喜欢以‘社会学家’自居的人来说，无疑是难以愉悦的岁月”。虽然作为后发的中国社会学，目前还没有出现与西方社会学一样的发展局面，但是作为相同的知识体系，西方社会学在开创之初就潜伏下来的危机无疑也会深深地烙在中国社会学身上。例如，西方社会学在研究取向上长期存在的分裂与对立的紧张局面已造成了社会学知识领域内“实质性”理论建构、具体的研究程序乃至学术共同体从业人员中潜在的或明显的分裂。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强化的各种后现代现象和全球化趋势，在为社会学研究带来新的契机的同时，首先也给传统的社会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挑战。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之上的传统社会学知识体系，还能够应对这个全球化、后现代的社会世界吗？对此，每一个社会学者都应该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如果说长期以来社会学的危机主要是西方主流(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危机，那么，当代社会学的危机则是一种总体性危机的爆发，其根源正在于当代社会学无法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现实的根本性变化。犹如现代性的产生一样，作为其产物的西方社会学其实从一开始就潜伏了危险的种子，当社会现实的发展愈来愈偏离现代性既定的目标或因过度遵循其目标而走向极端时，社会学知识体系和话语方式如果再无法对这种变化的现实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变革，其危机便会迟早爆发出来，并因此而成为影响与阻碍整个社会学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应对社会学总体性危机的过程中，作为后来者的中国社会学，虽然很难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百废待兴的时候，但至少可以说，需要我们着手去做的工作(包括理论的和实际的)实在是太多了。面对全球化的挑战，社会学必须能够在知识体系上实现整体性转向，而这，不仅仅是中国社会学界的任务，也是整个世界社会学学科建设的重任。但就当前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而言，由于社会学既有的知识框架和学术传统并不源于中国，这反而给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整体转向提供了某种便利。这种转向不是要求我们完全抛弃社会学长期以来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之上的知识体系，而是要在吸收过去优秀学术资源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全球化、信息化所带来的社会现实的变化，使新的社会学无论在概念体系、话语方式还是思维模式、研究范式上都有所创新。在这方面，我认为中国社会学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是中国传统的社会思想资源可以为我们重新认识和分析当代社会提供丰富的思想元素；二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各种实现问题的集聚为新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理想的研究场所。中国社会学完全可以利用本土的思想资源在应对全球性社会问题中实现理论与方法的创造性转换，以中国特有的方式为世界社会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现在我不得不担忧的是，在世界社会学知识体系面临整体性转向和中国社会学的春天到来之际，我们的社会学者都做好了应对的准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