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石云：狂热・幻灭・批判――“文革”10年青年思

（雷颐按：最近有关话题突然热起来，将我与石云兄在1991年初发表的文章一字不改贴出－－虽然文中个别用词、判断不够妥帖。此文是最早研究“红卫兵”的文章之一，原是1989年初应《走向未来》杂志贾新民兄之约所写，不料写成后《走向未来》杂志突然停刊。两年后，由《青年研究》刊出。本文原载于《青年研究》1991年第2期）

人们都还记得，1966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青少年突然成为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闯将；人们也还记得，1976年标志着“文革”彻底破产的“四五”运动，也是以青年为主体的。因此，对一代青年在“文革”10年中的昏.想轨迹作一分析概括，是能给人们某种历史的启示的。

(一)

从1957年起，就大环境而言，中国的政治形势不断“左”倾，在青年学生所面临的“红”与“专”的关系中，越来越强调“红”的重要性。中苏关系破裂以后，人们通过苏联文学以及少数西方文学作品零星了解欧洲文化的渠道也被阻断。60年代的青年是在这种排除西方文化影响的，极其封闭的“革命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因而极为单纯，充满革命的理想主义色彩，坚信自己肩负着“亲手埋葬帝、修、反”，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随着对“党内资产阶级时时刻刻妄图复辟”的宣传，青年中产生了一种近乎草木皆兵的政治敏感。在红旗下出生或长大的这一代青年本不存在阶级差别，但“左”倾的阶级路线却使家庭的阶级成份越来越明确地影响和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人为地造成了不同出身青年气质上的差别。人数最多的工农子女较为单纯，对毛泽东、共产党及新社会怀着朴素的感情。知识分子及其他“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同样充满共产主义的理想色彩和对新社会、共产党的热爱，却又往往因家庭出身而带有一种“原罪感”，总想“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使自己“无产阶级化”。他们中的很多人知识面较宽，视野较广，却又习惯于自我压抑。一方面，他们对从父辈的影响中得来的某些“非无产阶级文化有某种深深的留恋；另一方面又自觉地努力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自己，批判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和情调”。一方面因在入党入团、升学参军等问题上受到不公正待遇而不理解，乃至有某种对立的情绪；另一方面又认为这是对自己家庭出身的一种应有的惩罚。他们形成了一种自尊和自卑相互矛盾的双重性格，抱着“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谨慎处世态度。许多“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更是求清白做人而不得，背着难以摆脱的精神重负。

青年中自信而活跃的是千部子女，尤其是高级干部子女。由于客观的家庭条件和社会地位，他们具有较为开阔的政治视野的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与“当然接班人“舍我其谁”的优越感、特权意识，在他们身上溶为一体。他们认真地相信自己是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最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较早地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参与愿望。1964年“四清”运动中，在北京一些高干子女集中的中学，部分高干出身的学生发起学潮，要求在学校搞阶级斗争，在教师和学生中贯彻阶级路线：批判教育方针。1965年1月，个别学校发展到罢课罢考的程度，北京市委领导驳回了他们的要求，坚持通过“四清”运动解决问题。学潮平息了，但干部子女响应毛泽东号召，急于“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的决心却如箭在弦。一年以后，当“文革”发起时，这一批干部子女理所当然地充当了第一批“弄潮儿”。

1966年春夏，一些热切关注“反修防修”伟大斗争的中学生，以干部子女为中心，成立了自己的“战斗小组”―红卫兵。红卫兵冲破学校领导、工作组的阻拦，在毛泽东的直接支持下，形成全国规模的青年学生运动。

早期红卫兵(或称“老红卫兵”)思潮是“文革”10年第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青年思潮.红卫兵猛烈地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他们宣称：“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清华附中红卫兵：《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他们指责学校搞智育第一，注重学生的分数而忽视学生的阶级成份和政治表现，排斥工农子女，培养“白专”学生。他们坚决批判“旧的高考制度”，认为高考把大批“劳动人民子女拒之高校大门之外”，提出应按“阶级出身”和“政治表现”录取大学生。红卫兵冲出校门，杀向社会，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批斗“黑帮”、“牛鬼蛇神”。红卫兵不仅把许多学校领导人和教师打成“黑帮”、“反动权威”、“牛鬼蛇神”，而且在学生中“组织阶级队伍”，把学生按家庭出身分为“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千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弟和“黑五类”、“黑七类”(地、富、反、坏、右及黑帮、资本家)子弟。“红五类”子弟是当然的革命依靠力量，“黑七类”子弟则要与家庭划清界限，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甚至要承认自己是“狗息子”。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成了红卫兵的信条，被谱成歌曲传唱。红卫兵的发起组织之一，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自来红们站起来》一文，开篇即宣告：“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革命后代，我们是天生的造反者，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造资产阶级的反，接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旗。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平心而论，红卫兵的种种激烈行为多是出于一种理想的激情，认为通过“革命的暴力”能够锻造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满含信仰的真诚，但是潜意识中却有着强烈的“身份观念”、特权意识。对身份、门第的强调，是中国社会传统特点之一。中国社会传统以伦理为本位，每个人都在伦理之网的紧紧束缚之中，因而家庭出身、背景极为重要，被称为“身份社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用“阶级”的标签，拾出了改头换面的“身份观念”、“身份社会”。红卫兵以幼稚、直露的语言宣扬的血统论是封建糟粕借尸还魂的绝妙例证。

红卫兵把学生分为“红五类”子弟与“黑七类”子弟的作法引起多数学生，尤其是出身不好的学生日益强烈的不满和反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因出身资产阶级、右派家庭而长期遭受歧视的北京青年工人遇罗克，以极大的勇气撰写并散发了《出身论》一卒，力图从理论上对“血统论”进行批判。他的主要论点是从社会实践出发，论证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因而家庭出身对于决定一个人是否革命并不重要。“不管是什么出身的青年放弃思想改造，都是错误的，对于改造思想来说，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遇罗克孜孜以求的是一切青年都享有平等的社会政治权利，他说：：“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

今天看来，《出身论》只是用最简单的事例说明了最简单的道理，但是在“红色恐怖”的当l材，却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相当的理论修养。遇罗克在文章中表现了某种冷眼观察社会的独立思考稍神《出身论》一文在非“红五类”出身的青一年巾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但是遇罗克却以年轻的生命为自己的思想探索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1966年1。月，“文革”的形势急转直下，由初期的批“黑帮”、“反动权威”、“牛鬼蛇神”转为批“走资派”，党政系统领导人纷纷落马。一瞬间，老红卫兵的处境一落千丈。强烈的反差使他们惊讶失措，无法理解。如果说“文革”初少数领导干部被打倒，他们尚可理解的话，那么现在几乎所有领导干部被批判、被打倒是他们无论如何接受不了的。他们开始由“文革”的狂热闯将转为怀疑者甚至反对者。1966年12月，“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成立，公开喊出了反对中央文革的口号，无畏地和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面顶撞。不久，“联动”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其骨干成员被投入监狱。联动对政治迫害的反抗是正义的，他们是一代青年中最早敢于有组织地公开对抗“文革”进程的人。当然，这种对抗还停留在情感阶段，带着维护干部子女群体利益的色彩。

(二)

随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迅速兴起的是造反派及其思潮，这是“文革”10年中又一大青年思潮。运动初期受压抑或排挤的青年这时成为舞台的主角，他们组成各式各样的造反派“战斗队”，开始了对“走资派”的猛烈冲击。造反派的这种“猛烈冲击”既带有强烈的反特权的平民意识，又夹杂着强烈的报复情绪；既带有对理想与信仰的真诚，又怀有对权力、地位的现实考虑。就思潮而论，造反派青年热烈地崇拜和拥护把他们从受压抑、被打击的境地解放出来的毛泽东，对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思想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他们津津乐道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对抗性的矛盾。”(1966年5月《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社论《伟大的历史文件》)―主要敌人在党内，不在党外，是当权派，不是群众，甚至不是无权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放手发动群众去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红旗》杂志1966年第14期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群众受到了破天荒的信任。群众对官僚特权的怨恨，对运动初期基层领导整群众的不满，终于得到了伟大领袖的体察。毛主席越过层层领导，直接依靠群众，号召群众参与党内斗争，评判干部，斗争走资派，哪个会无动于衷？纵然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

造反派兴起不久，围绕着判断领导干部的好坏，夺走资派的权，形成了势不两立的派别。各派组织中的青年大都满腔热血地认定自己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走资派及“保皇派”英勇战斗。他们在激烈的武斗中冲杀在前，悲壮地赴死，认为这是为一项崇高的事业献身。残酷的事实说明，无理性的理想和热情极易演化为一种被利用的盲目破坏力量；而理想愈高尚，信仰愈纯真，热情愈强烈，破怀性也往往愈强烈，甚至将追随者毁灭。

1967年夏季.当全国的造反运动演变成“全面内战”，毛泽东也一度感到形势失控的时候，造反派中的极端思潮―极左思潮涌到了运动的表层。极左思潮与一般造反派追随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倾向的不同之处在于：独立地阐发来自群众的反特权，追求群众权利，改造政治体制的主张，将其理论化，纲领化。这实际上已不是追随毛泽东的思想，而是按激进造反派的要求解释毛泽东的思想，大有独树一旗的势头。湖南长沙一中学生杨曦光于1968年1月完稿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就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作。

这篇文章认为：“弓I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就是“文革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文章据此观点分析了“文革”的进程：从“一月革命风暴到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是一次退却”，因为革命委员会的“‘三结合’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政权。“中国‘红色’资本家阶级目前的总代表―周恩来”在尽一切可能保护“官僚”的利益。8月的群众抢枪是“靠革命人民自己的暴力从官僚手中夺取枪支”，是“工人阶级第一次掌握‘自己的’枪支。”如此等等。

极左想潮的“官僚特权阶级”、“新的官僚资产阶级”概念，将一些造反群众的“带长字的靠边站”的情绪化的口号理论化了，从极左的方面解决了走资派与革命领导干部界限不清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