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中国地权演化及土地私有的可能

中国战国之前有过“亚细亚公有制”，此为井田制。而此以后，中国土地私有，出现大地产庄园经济、地主租佃经济、小农自耕经济等三种模式。至于明清，以地主租佃与小农自耕为代表的土地私有制度成为主体。中国古代生产方式，并非全然属于“亚细亚公有社会”，至少说不典型。“亚细亚公有社会”特点仅存于印度、俄国等国，而中国不同。

中国古代出现过原始公有制，即井田制。这个制度在春秋战国时，经“初税亩”及“商鞅变法”等改革，趋于废除。井田制的废除使中国土地私有成为可能。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庄园经济成一时之盛。北魏至唐初均田制颁行，土地私有经济曲折生长。唐废“均田”之后，中国出现大地产庄园经济、地主租佃经济、小农自耕经济等三种模式。至于明清，地主租佃制与小农自耕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体土地制度模式。历史说明，中国战国之前有过“亚洲式公有制”，而此以后则以地主租佃制、小农自耕制为标识。中国古代生产方式，并非全然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至少说不典型。“亚细亚公有社会”特点仅存于印度、俄国等国，而中国不同。

一、井田制的废除使中国土地私有成为可能

如果说中国古代实行井田制度，体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亚细亚公有”，那么这样的情况仅仅出现在战国之前的时代。在此以后，长期的封建时代，小农自耕经济、地主租佃经济、大地产庄园经济，成为三种基本土地所有制模式。

春秋战国之前的井田社会中，农民“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三年一换土易居”。井田土地定期丈量即“正经界”，定期平均分配，井田土地属于国家及“氏族的财产”。“完全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权，不仅意味着不折不扣和毫无限制地占有土地的可能性，而且也意味着把它出让的可能性。只要土地是氏族的财产，这种可能性就不存在。”[1]井田制度具有明显的原始公有的特点。在印度这样的制度以“公社”形式保留到近现代，在俄国原始土地公有制度直到20世纪初还以“村社”形式化石般地完整保存下来。而中国的情况不同，“井田”有似印度俄国的“公社”与“村社”，然而这样的土地制度，仅见于战国之前，战国之后则逐次革除。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土地原始公有的弊端已逐步显现，《诗・大雅》云：“人有土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体现当时民众要求土地权下移，获得土地权的要求。井田制度无法激励生产积极性，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普遍出现“民不肯尽力于公田”[2]，“甫田”(大田)“维莠(野草)骄骄”，野草丛生[3]的现象。周定王派单襄公去宋国，路过陈国，看到的是“田在草间，功成而不收”，“野有庾积，场功未毕”[4]。井田制的弊端，既表现为“公田不治”，又表现为没有足够的刺激效应，促使农民去开垦荒地，结果农村中人多地少，许多农民无地可种。战国时代，各国纷纷变革，意在废弃井田制度。

齐桓公十九年(前668)采管仲议，“相地而衰征”即取消公田制度九夫为井按照土地肥瘠及年岁丰歉确定田税。公元前645年，晋国“作爰田”和“作州兵”。“作爰田”，就是承认农民开垦的土地为自有的“私田”，因开垦而变动的田地疆界承认其合法性。“作州兵”，就是鼓励居住在“国”中的人民到“州”，即国和野的中间地带垦荒。承认民众在州里开垦荒田的合法性，又让他们同国人一样负担军赋，结果“甲兵益多”，国力益强。[5]楚郑等国似乎也进行过类似的改革。《左传》记载，公元前594年鲁行“初税亩”，实行“履亩而税”的改革，承认私田的合法性，一律征税。公元前548年，楚据土地肥瘠“量入修赋”。楚、郑等国继之进行过同样的改革。

秦国商鞅变法给予井田制度以摧毁性打击。商鞅“为田，开阡陌”，决裂井田疆限，重新开挖制定田垄地界，“使黔首自实田”，“除井田，民得买卖”。[6]“井田受之於公，毋得粥卖，故《王制》曰：‘田里不鬻’，秦开阡陌，遂得卖买。又战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隶役五家”[7]政府确定人民得到的土地可以继承，可以买卖，具有获得法律保护的私有权。商鞅变法效果显著，“秦孝公用商鞅。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於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於内;而使秦人应敌於外。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国富兵强，天下无敌。”[8]这样的评价显然是正确的，本国人口稀少而土地广大，邻国条件正好相反，废除井田制度，其结果吸引劳动力，增加生产效率，达至国富民强，为秦始皇日后并合六国，称雄天下打下了物质基础。

秦统一中国以后，土地私有制被逐渐确立起来。不可否认，古老的井田制度内化为一种精神特质延续长久，这使得历史上有过多次“井田”回归思潮及与此有关的社会运动。王莽建新朝之后认为，“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无立锥之居”[9]，为此进行“王田改革”。然而这样的意在恢复井田的“土地改革”终于失败。直至近代，洪秀全设想出《天朝田亩制度》，结果也无法推行，无疾而终。

从中国农民起义的目标来看，一般说是反对土地兼并，但有的却因为官僚将土地收为“公”有，激化社会矛盾，引发起义。宋徽宗于政和元年(1111年)设立“西城括田所”，将逃亡户与无主土地收归“国有公田”，使许多民田成为搜刮目标。河南汝州鲁山县稻田被全数括为公田，致使千万农民失地冻饿。被括土地名为“公田”，实为权贵所有，如杨戬宣和三年(1121)年所掠民田达3万4千3百多顷。宋江起义发生于北宋末年，“西城括田所”之搜刮，即为起义直接原因。梁山泊于黄河决口后扩大为水域八百里的大湖泊，破产农民据此为生。[10]“西城括田所”将梁山泊收为“公有”，规定凡入湖捕鱼、采藕、割蒲，一律课以重税。农民渔民不堪重负，揭杆起义。[11]

二、占田制、均田制、锄社制的颁行及私有经济的曲折生长

王莽改制之后，中国有过“占田制”、“均田制”。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颁布“占田制”：“国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处，近郊田大国田十五顷，次国十顷，小国七顷”，“其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编户百姓的占田标准为：“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 [12]

均田制起始于北魏，中经隋朝，延续到唐初。“自秦至今，千四百馀年，其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才二百年，而其制尽隳矣。”[13]从秦到《文献通考》的时代，经千四百余年，行均田制的只有200年，在时间长河中只为极短的时期。北魏孝文帝于太和九年(公元485年)颁布均田制。男子15岁以上，授种谷的露田40亩，妇人20亩。奴婢同样授田。耕牛1头授田亩，限4头牛。授田视轮休需要加倍或再加倍。授田不准买卖，年老或身死还田，奴婢和牛的授田随奴婢和牛的有无而还授。男子授桑田20亩。桑田世业，不必还给国家，可传给子孙，可卖其多余的，也可买其不足20亩的部分。产麻地男子授麻田10亩，妇人50亩，年老及身死后还田。受田以后，百姓不得随意迁徙。地方官吏按官职高低授给数额不等的职分田，刺史15顷，太守10顷，治中、别驾各8顷，县令、郡丞各6顷，不准买卖，离职时交于继任者。地足之处，居民不准无故迁徙;地不足之处，可以向空荒处迁徙，但不许从赋役重处迁往轻处。土地多的地方，居民可以随力所及借用国有荒地耕种。园宅田，良民每三口给一亩，奴婢五口给一亩。因犯罪流徙或户绝无人守业的土地，收归国家所有，作均田授受之用，但首先授其近亲。

学者在说明这样两个制度的时候，容易将其说成是中国古代土地公有制的证据。其实，从井田制到占田制再到均田制，是一个自然接续的过程。占田制与均田制，从某个意义上说，表现为对自商鞅变法之后中国土地私有化的反动，其中确实可见“井田精神”的闪光，然而又不可以把占田制、均田制与井田制度完全等同起来，不可以说占田制与均田制就是对井田制的“复辟”。原因是均田制承认了私田的存在，即以法律规定私田可以买卖，可以继承。

北魏均田制规定男子授桑田20亩。桑田世业，不必还给国家，可传给子孙，可卖其多余的，也可买其不足20亩的部分，这就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隋朝规定贵族和五品以上职事官、散官，可以依照品级请受永业田五顷至一百顷。翦伯赞认为，均田制只是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一种补充。它是在北方土地特别荒芜，自耕农民特别稀少的情况下产生的特殊的土地制度。从表面看，国家对于土地具有绝对的处置权，其实也只有荒地、无主土地及所有权不确定的土地才可作均田授受之用，“均田制下的农民基本上仍然是自耕农”。[14]

唐初实现均田制，用的是“後魏之法”，但这个制度与井田制度也有很大的不同。“唐太宗口分、世业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听其买卖而为之限”。[15]井田制度成为中国原始公有制的基本符号，主要特点是土地“公有”，土地不得买卖，而唐初均田制对土地“且听其买卖”， 因此也不能把均田制和井田制作划一的思考。正如陈勇所说：均田制对于土地买卖限制的规定比较松弛，百姓迁移和“家贫无以供葬者”，可卖永业田，由狭乡迁往宽乡者以及卖充住宅、邸店、石岂者，可并卖口分田，官僚地主的永业田和赐田也可出卖，这就为地主官僚兼并小农土地提供了合法依据，为大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开了方便之门。[16]

均田制度的推行，其地域是局限的，据学者考证，只施行于北方，而南方则有其自己的的土地制度。其时间也是短促的，唐初之后，均田制度逐渐被破坏，大地产庄园制度与地主租佃制度逐步形成，与此同时小农自耕经济也发展起来，国有土地以各种方式转化为私有，以至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土地还授已无法实行。德宗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后，均田制终于废除。

这里提一下元朝的“锄社”。元王祯 《农书》卷三：“其北方村落之间，多结为锄社。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自相率领，乐事趋功，无有偷惰。间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故苗无荒秽，岁皆丰熟。秋成之后，豚蹄盂酒，递相犒劳，名为锄社，甚可效也。”元政府在此基础上发展为村社形式，规定“诸县所属村，凡五十家立为一社”。社长为“年高通晓有兼丁者”。社长组织居民垦荒耕作，修治河渠，经营副业。同时，通过这样的村社组织，监视农民，禁止农民集会结社，负责向农民宣传服从蒙古统治。[17]以后这样设置于中国的“村社”制度，与里甲制度一起推行于南北，成为元朝基本农村组织。俄国有村社制度，基本上是一种公田、共耕制度。这个制度在俄国一直延续到20 世纪初，俄国历史很长时期被蒙古统治，这样的锄社与俄国村社究竟有什么关系，是个很有兴味的课题。锄社是不是井田的复活还不好说，但与井田传统毕竟存在内在联系，也就是这样的原因，锄社延续的时间并不长。

《文献通考》，是宋元学者马端临的著作。马端临生于南宋理宗宝二年(1254年)，卒于元泰定元年(1324年)。《文献通考》认为一切试图回归“井田”的尝试其实都徒劳无益，不可再有“复辟”机会。这是因为井田制度“其制尽隳矣，反古实难，欲复井田，是强夺民之田产以召怨”。[18]《文献通考》又认为，“欲复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启纷争;欲复井田，是强夺民之田产以召怨，书生之论所以不可行也。”[19]“何三代贡、助、彻之法千馀年而不变也?盖有封建足以维持井田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废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产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废井田，而始捐田产以与百姓矣。秦於其所当予者取之，所当取才予之，然沿袭既久，反古实难”。[20]

李谨思《通考序》称《文献通考》成于丁未之岁，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马氏这年已经54岁。仁宗延五年(1318年)，一位道士访得次书，越年奏知于朝。至治二年(1322年)政府刊行，刊成于泰定元年。既然是元朝的《文献通考》反对井田的实施，那么可以这么说，尽管有“锄社”出现，但社会精神形态向往土地私有，传统井田精神已经逐步失去其社会“魅力”。

三、土地私有成为中国土地制度的主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