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宛文：台湾经济奇迹的中国背景──超克分断体制经济史的盲点

摘要：

对于如何解释台湾战后经济发展的优异成绩，台湾内部仍是众说纷纭，且甚至成为蓝绿派别性对立的一部份。台湾在解严以来所形成的主流论述，大致是将成长归功于或是日本殖民统治、或是美国的协助、或是人民的努力，而国民党只是为一己之私致力于建立垄断性党国资本共生体，无功于经济发展。本文认为落后国家要能够成功的发展经济，必须要同时具备抵拒外力以发展民族经济的意志、能力与外在条件。上述主流论述只强调美日因素等外在必要条件，而忽略了另一重要条件──即发展的意志。本文也探究了战后早期台湾经建事务主要推动者的背景与言行，认为应将他们视为是承继中国救亡图存使命的知识份子，「以实业救国的儒官」，与今日通称的财经官僚实有所不同。台湾战后推动发展的意志与动力，实源自中国百多年来面对西方挑战及日本侵略、为了救亡图存而形构成的现代中华民族主义。今日台湾各阵营都切断了历史，因而难以建立现实有效的主体意识，缺乏有效可行的经济发展论述，遑论发展的意志。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联系了解过去及现在，才能重新建立台湾经济共同体的主体意识，找到台湾经济再出发的可能。

一、前言

台湾战后经济发展成绩相当优异，在落后国家中名列前茅，被称为经济奇迹，入列东亚四小龙。不过，对于如何解释这「经济奇迹」，在台湾内部却是众说纷纭缺乏共识，且争议度甚高，甚至成为政治上党派对立的一部份。 大致说来，对于如何看待这问题，近年来在台湾社会中已经形成一个主流论述，虽然这论述并没有正式的书写来支持，但是却深入人心，成为解严以来主流的论述。在这论述中过去的威权统治近乎一无是处，在各方面都应是被改革的对象，虽说改革的具体内容并未被清楚界定，但无碍于「改革」本身就得到很高的正当性。 这主流论述将国民党本质性地定位为一外来的独裁殖民政权。在经济发展方面，国民党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不受肯定，而台湾战后经济成长则多归功于以下因素：或是日本殖民统治，即认为高效率的日本殖民统治奠立了现代化发展；或是美国的协助，即美国军事及经济援助使得台湾得以发展；或是人民的努力。 在解严初期，由几位澄社经济学者提出的「党国资本主义」概念，适时的提出国民党经济上垄断特权的说法，成功的为反对一党专政的政治论述提供了经济角度的支持。此「党国资本主义」说法认为国民党只是为了一己之私，在位数十年实施一党专政，在台湾创造出一种以维护一党独裁政体为能事的特权体制，其中一部份就是这具垄断性的党国资本共生体，因此国民党不单对经济发展无功，更阻碍了民营资本的发展[1]；因而政治上的独裁专政，与经济上垄断特权相连结。其实，这本由经济学者纯就经济理论所写的书，只是描绘了战后公营及党营事业的范围比重及角色变化，并讨论了如何民营化等具体的政策性议题，主要指控是国营企业比重过高及党营事业的不当存在，妨碍了市场正常运作，因此此书并没有提出完整的全面性论述。不过，这党国资本主义说法仍成功地适时为反对国民党专政提供了支持。 总之，上述这套主流论述虽并未正式完整提出，且并无学术研究支持[2]，但近二十多年来已取得正当性，成功的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论述。 国民党一向自我定位为战后经济发展功臣，但对此问题却也是没有完整的一套说法。在战后执政前期，则充斥着诸多歌功颂德式的「都是政府功劳」形态的论述。近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前后，虽然开始强调其原先经济发展的成绩，但是似乎只是强调其「执政能力」比对手较为优异，这不单不构成论述，随后现实政治上的发展更证实其不堪一击，无法对上述主流论述带来任何挑战。 台湾近年来深陷于蓝绿党派对决的泥沼之中难以前进，党派立场混淆了是非与道德。本文在此讨论这问题的用意，绝不是要为任何党派辩护，而是希望能够超越蓝绿，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探讨这问题，从而了解我们的过去、了解我们如何走到今天，如此才能找到再出发的可能。 本文要提出的看法如下。首先，本文追随结构学派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即如Amsden (2001, 2007)所言，落后国家必须抵抗帝国主义政经力量才能发展自身的经济，也只有依赖在抵御过程中发展出的民族主义，落后国家才能凝聚力量抵拒外力推动发展。落后国家发展途径上充满荆棘，但最大的阻力来自强势西方力量的干预，必须要具备抵拒这外力的意志与能力，才有可能发展自身的经济。依赖理论的错误在于认为这抵拒必须采取与西方经济隔离的方式，而结构学派中的修正学派，藉由总结战后东亚成功的发展经验，显示了这抵拒不需要是隔绝式的，可以是藉由参与国际经济而发展自身经济[3]。战后六十多年来的经验显示，落后国家要发展经济是一个极为困难的挑战，多数落后国家发展经济的努力是不成功的，落后国家各自的民族主义的构成可以有很大的差异，徒有形式上的民族主义不足为训。 简言之，落后国家要能够成功的发展经济，必须要同时具备抵拒外力进而发展民族经济的意志、能力与外在条件，缺一不可。 关于本文要处理的问题──台湾如何能够成功的发展了经济，本文提出以下的看法。战后台湾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这三个因素都具备了。以往的讨论多半强调上述后两项的各种相关因素，即能力与外在条件，如冷战、美日角色及国府能力等，这些都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亦即以往的讨论多忽略了第一项因素，即「发展的意志」[4]。推动发展要有动力因素，才能逐步克服困难踏上坦途，而这动力必然来自落后国家抵御外力的民族主义。而战后台湾是由国民党强力推动发展，其发展的意志与动力，则是源自中国百多年来面对西方挑战及日本侵略、为了救亡图存而形构成的现代中华民族主义。 以下将逐项讨论这几项因素的作用，第二、三节分别探讨日本及美国的影响，国民政府的角色则于第四节中讨论，而第五节则较详细的呈现战后早期主导经济事务的「财经官僚」的组成与其动力，第六节综合检讨相关论述，最后一节则试图从历史的视野来作结语。

二、日本殖民统治影响

日本的殖民统治是否帮助奠立了台湾现代化的基础？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不过，这只是意味着战后发展工业化得以有比较好的启始条件，而并不意味工业化必然会自动的随之而来。 日本殖民者占据台湾之后，丈量土地清理产权，建立了各种现代化的制度与组织，包括政治统治及法律体系、金融机构及企业组织等，以及具有相当规模的硬体基础建设，包括铁公路、电力及水利设施等，同时帮助建立了较为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工业以制糖业为主，战争后期则进行了军需工业化，不过工业化程度有限，譬如本省男性就业人口中从事制造业的比例到1940年也只达到7％。同时殖民政府不容许台湾人独资成立现代企业，现代工业日资所占比例超过九成，现代工厂中管理与技术阶层超过八成是日本人，因此现代工业部门可称作是一个从日本移植到台湾的飞地，与台湾本地人经营的传统手工业截然有别[5]。同时，政治官僚体系的上层也主要是由日本人构成，在1945年日本退出台湾之前，在日本殖民政府中，委任以上的官僚中只有2.2％为本地人，其中主要包括如杜聪明这样的学术机构主管。而在1946年底陈仪主持的长官公署中，委任以上的本省人则增到四成[6]。 这方面的重要学者照彦先生对此问题，就曾清楚表示反对矢内原忠雄的台湾资本主义化的理论[7]。照彦认为日本殖民者保留了台湾本地传统的地主制，容忍买办，而积极培育以日本资本家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企业。也就是说，新兴的资本主义部分只是从日本移植来的日本资本，而本土的传统地主经济并未因而动摇，因此不足以说日据时期的台湾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他因此认为在日本战败全面撤离之际，日本殖民统治并没有在台湾留下会自行启动的经济发展的机制，台湾战后工业化是由战后才开始启动的。 就作为日本帝国的殖民地而言，台湾的情况比较特殊并且甚为幸运之处，其实是在于日本势力在战后必须完全撤离，也就是说，这旧殖民母国在战后无法如欧美列强一般，延续其在殖民地经济的主导性地位。试想，当初台湾制造业就主要由日本三井三菱等大财阀的相关企业所垄断，它们的资本规模、技术与管理水平远远超过本地的传统手工业者，若这结构在战后得以持续存在，则本土企业必将难以有出头的机会。就经济发展而言，相较于其他落后国家，台湾的处境实在较为幸运，能够将殖民者既有的强势的政治与经济势力排除，创造了在地经济力量发展的空间。二战后，只有为数不多的日本与义大利殖民地有此特殊优渥的位置，其他欧美国家的殖民地多仍需要进行独立战争。譬如在东南亚，英法荷等国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日本打败，被夺走了大部分殖民地，但在日本战败后竟仍都回来重占，企图维续以往帝国主义的位置。同时，落后地区在取得政治独立之后，既有的殖民经济势力也多继续留存，压缩在地经济力量发展的空间。

三、美国的角色

战后初期美国对台湾提供了及时且很关键的援助[8]，美国政治军事上的介入，使得国民党得以留在台湾，美国经济上的援助，则对于台湾战后初期经济的稳定有极大助益。不过，这援助可以解释台湾的「经济奇迹」吗？恐怕不行。美国的援助遍及全球，诸多不同的国家在各种不同的时期与阶段曾受到援助，但各地的成效有很大的差异，很多情况下美援对受援者的经济并无帮助，甚至只达到扶植腐败威权统治者的作用，以致于美援的角色曾受到学界甚多严厉的批评[9]。即使是同一个国民政府，它在1949年之前在大陆时期所得到的美援不可谓不庞大，但也失败的极为彻底。如果美国的援助是台湾经济奇迹的主因，那美国就只需要到他处复制同样作法，不就可以将全球落后国家都推上工业化之路了？显然事情不是如此简单，被援助的主体仍然是关键，即美援只有在受援的主体能够适当地运用援助时，才能发挥正面效应。美援让中华民国的存续成为可能，但并不必然会使得台湾能够工业化[10]。 台湾战后处境的另一个特殊也是幸运之处，在于支持国民党的全球新霸主美国并不觊觎台湾本地的经济利益[11]。美国提供保护伞及军事与经济技术等援助，稍后甚至提供出口市场，并且竟然容忍国民政府的保护国内市场、抵拒外资控制及补贴出口等作法[12]。当然，这些东亚发展型国家推动发展的产业政策的标准作为，到了八十年代就已经不见容于美国，不过这是后来的发展变化了[13]。 美国战后早期在东亚的作为，与它在其后院拉丁美洲的作法大相迳庭，美国很少容许拉丁美洲国家拥有管制外资进入的自主权，譬如企图进行国有化的智利阿叶德总统就被美国推翻，像巴西这南美大国的主要工业多由外资企业主导。 相同的案例是美国在帮助中国打败日本之后，于1946年与中华民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条约要求中国对美国全面开放门户，在当时中美发展差距极为巨大的情况下，要求美国资本可以享有国民待遇自由进出中国，必然对本土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威胁[14]。因此也难怪在1949年初，毛泽东提出的国共和谈八大条件之中，就包括了「解除卖国条约」。这条约清楚显现了美国对于中国市场的长期觊觎，但吊诡的是，正是这同样的对中国市场的企图，竟使得美国在五十年代，对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自主发展经济给予了高度的包容，与战后对中国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对比。这包容固然部分是因为美国在台湾当地没有既有的投资利益，不过更是出于冷战的考量，为了维护资本主义体制，为了围堵共产中国，也出于对中国市场的长期觊觎。 在台湾，旧殖民母国日本的退出是依靠了美国与中国的努力，因此是由中国的国民政府在全球新霸主美国的协助下接收台湾，接收了日本殖民者留下的资产与在社会中主导的地位。同时，因为支持国府的新全球霸主美国，并不觊觎本地的经济利益，因而给当地留下了经济发展的空间。半现代化的国民政府在现代治理能力上当然不如现代化的日本殖民政府，以致于无法完全填补空缺，但却带来了动力，说明如下。

四、国民政府的角色──殖民政权？

这里就必须要来讨论国民党在战后台湾的角色了。在当今台湾主流论述中，日本这旧帝国主义者以及美国这新霸主，却变得身影模糊起来，而上述的历史变化，即旧殖民者必须退出及新霸主的别有他图，使得这模糊化成为可能；而同时，在这主流论述中国民党则成了唯一的外来殖民政权。这说法或许能帮助反对势力将国民党拉下台，但显然并非事实。将国民政府当作殖民台湾的帝国主义者，不只是高估更是错估。没有美国的翼护国民党将无法守住台湾，除了台湾也无处可去，它本身的现代化水平也滞后，